从离身到具身：技术浪潮对影视传播方式的颠覆与重造

◎张梦瑶 赵佳笛 方思远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与物以及社会环境的关系并非二元割裂或对抗性的，而是呈现为一种延展性和关系性。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身体和技术的关系同样经历了从离身到具身的发展过程。在过去的“离身传播”阶段，传播学家从工具论层面上将媒介技术简单地看作是人身体的延伸，而在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为全新发展据点的工业4.0传播阶段，“人体”已不再简单地被视为接受信息的媒介，而正在突破过去单一的“传播—接收”框架，逐渐有了“媒介体内化”以及与媒介高度融合的趋势，达到一种“具身”的传播状态。它不仅仅代表着身体向周围世界的“外化”，也代表着周围世界向我们身体的“内化”。①

彭兰教授认为，Web2.0之后，媒体变革的起点是移动互联网，更大的趋势在于媒体智能化，或智媒化。②“人机合一”是智媒化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智能化机器、智能物体将与人的智能相融合，共同作用，构建新的媒体业务模式。这里的“人机合一”就隶属于“从离身到具身”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作用途径与表现方式的范畴：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描述了当下“人体”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由原先的疏离走向当下的融合，最终催生全新的“人机互动关系”与“人机文明”。本文聚焦于影视生产与传播方式“从离身到具身”的变革实践与案例，试图从中管窥新一代技术浪潮给影视传播生态带来的颠覆与可能。

“具身”（embodiment）这一词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在其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中作为传播学概念加以引用。我国学者李康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将其理解为“身体的特征、状态”。③

技术现象学者唐·伊德（Don Ihde）借助工具的双重属性解释了“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工具改善了人们在自然界中的被动地位，改变了人们的视角与观察世界的方式（认知与态度层面）；
另一方面，工具还为人们改造世界提供了具体的行为方式与手段（行为层面），从而拓展了与世界的联系，进而为下一步的行动寻找合理的证据。也就是说，工具不仅能为人所用，人们通过工具看到的世界又反过来作用于人们未来的行动轨迹，形成了一种“人—工具—人”的作用链条。唐·伊德从“人”与“工具”的关系中思考着技术，从而摆脱了从主体、客体的二元立场上思考技术的传统。

本文理解的“具身”是一种与外界事物高度连接、高度融合的状态。世界外部的一切因素在人体中得以内化（可以是具体的信息接收，也可以是内心世界悄无声息的变化），而人体也向外延伸，作为一个媒介终端输出信息与数据。但无论如何，它总是与我们的身体相关，并最终体现在我们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具身是对“人体”与“外界事物”连接感的强化，技术进步为信息的呈现与接收提供了比以往更强大的沉浸感与临场感，这些都是媒介从“离身”走向“具身”的重要表现。未来，全新的信息接入端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与人体的连接关系。在影视制作与传播行业，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离身”到“具身”的发展过程，人体从单一的听觉与视觉感官接收终端，逐渐转化为融听觉、视觉、触觉甚至嗅觉为一体的多媒体感官处理中心。在此之前，受众的接收与影视信息的传递被置于割裂的两级来看待，而如今人体与信息的互动关系将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影视的文化意义或将在人体感官参与比重愈发增强的“具身化”过程中被受众二次建构。在未来影视文化生态中，内容的比重或将有所下降，而充分调用了人体感觉机能的“感官电影”或将带来一种全新的影视生产与传播方式。

电影作为传统八大艺术之一，被世人称为“造梦的机器”。电影的独特魅力就在于提供给观众一个全新的故事文本。电影中戏剧性的人物关系与观众日常生活中差异化的环境，让观众得以走进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跟随主人公的探险与成长，感受其经历的喜怒哀乐。但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道无法逾越的立体空间与二维平面屏障，使得观众无法真正地与主人公实现同一个场景下的情绪传递，这也被称为电影中的“第四堵墙”。而人工智能、VR技术的出现，为这样的困境提供了卓越的解决方案，如今有越来越多以人工智能和VR为技术驱动的电影应运而生。

（一）影视市场营销和广告——更精准的风格定位与受众感知

机器和算法逐步介入并覆盖了从文字、图片到视频处理的故事创意、生产传播链条，为智能化叙事描绘了新图景。④人工智能具有当下强大的算法，被广泛运用在娱乐影视海报设计、影视推广和广告营销等方面。有了智能算法的驱动，影视创意部门能够快速地把握影视前期宣传的策略，提出更有建设性的广告与营销的解决方案。大数据不仅可以分析当下的受众喜好趋势，还能通过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词条、图片的量化分析，来预测未来的创意走势，自动生成更具吸引力的活动策略。

2016年，IBM的人工智能系统Watson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发布的恐怖电影《摩根》（Morgan）制作了一个电影预告宣传片。在IBM的工程师向其中输入了100部恐怖电影“高能”预告片的片段之后，Watson对这些预告片的画面、声音进行了创作构成的分析，还对人物的语调和背景音乐进行了分析，以判断声音与情感的对应关系。⑤在Watson完成学习之后，工作人员将完整的《摩根》电影导入，Watson迅速挑选出了其中的十余个场景，完成了一段6分多钟的成片。有了Watson人工智能系统的帮助，制作预告片的时间缩短到了24小时，内容吸引受众的几率也大大提升。2017年，阿里巴巴推出了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智能平面设计工具“鹿班”，它能借助庞大数据库中的素材快速完成元素重组与设计，平均每秒可以生成8000个横幅广告。在算法的帮助下，互联网平台变得越来越“懂”受众。

（二）VR、AR的更广泛应用——沉浸式的娱乐参与

在迈向智能化时代的今天，VR、AR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代表，能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三维模拟环境，创造出全景式的空间动画。在VR环境中，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双眼真实地环顾四周，并亲身执行特定的操作。近年来，VR逐渐成为视觉呈现的新武器。无论是静态的新闻作品还是动态的广告作品，我们都能从中看到VR技术正慢慢走进内容创作者的视野，带给受众不同于以往的视觉震撼和身心体验。VR技术能够给观众提供360°的临场感视角，让受众拥有更丰富的体验，走进更逼真的情景与现场事件中。目前，很多国际电影节正在推动对VR这种沉浸式影像叙事内容的探索。例如，2020年斩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VR故事片”的VR互动内容影片《杀死大明星》，通过沉浸式剧场观影模式的打造，让观众亲自挖掘看似平静表面之下各人物交织展开的隐秘悬疑故事。然而，由于移动通信带宽与终端的限制，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很少能够见到时长超过1小时的VR视觉作品。究其原因，制作的高成本、高技术门槛以及移动通信带宽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VR电影的发展。

2019年被称为5G元年。随着2019年以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崛起，高速率与低延迟的特性为以VR技术为支撑的文化创作提供了大幅的想象空间。由VR技术驱动的影视创作，将给受众提供一个高度还原真实的沉浸式的体验环境，让受众参与到电影主人公的场景中，打破“讲述者”与“听者”的屏障，为故事讲述实现新的赋能。

除视觉之外，内容创作者还能借用VR为观众提供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例如，在电影《斗牛》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面前扬起的灰尘，还能“感受”到现场呼啸而过的比赛选手，达到激烈真实的效果。VR提供的沉浸式场景和互动场景，不仅能创造现实世界的场景共享，还能实现虚拟或现实增强的场景共享，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生活的半径和想象力，为内容产业和大众娱乐生活的发展带来无限可能。作为一种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以及技术与传播的融合体，VR在发展与进步中不断开创出新的产业业态和发展模式，也带来影视内容、IP落地、短视频等领域的新气象。

（三）观众个性化定制——电影游戏化的新尝试

电影符号学大师麦茨的“镜子学”理论认为，观众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会自行停止所有的行动而仅仅保留“凝视”的权力。⑥这一过程强调电影对观众的单向传播与建构。人工智能与VR技术的发展为电影带来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打破了体验方式的时空限制——受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或者PC端来观看一部影片，但这并没有改变电影“窥视性凝视”的本质。于是，互动电影应运而生。

互动电影的本质是将观看电影的观众当作“游戏的主人公”来看待。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观众可以具有多个主体的身份，并且具有该主体一系列的行为选择权，小到早餐与衣服的搭配，大到好与坏、正义与邪恶力量的抉择，诸多可能性都被交予到了观众的手中。比起传统电影的封闭式叙事，互动电影更讲求互动式叙事，观众既可以是观看者，也可以是玩家。在此过程中，观众既保留着一部分“窥视”的权力，又拥有着相对的自由意志。《黑镜：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Bandersnatch）是美国流媒体影视平台Netflix推出的一档互动式电影栏目，影片最大的特色就在于由观众决定剧情走向，观众可以为电影主人公选择接下来一步的行动路线，在选择后根据不同的支线剧情到达最终特定的结局。据网站粉丝统计，《黑镜：潘达斯奈基》的结局高达十多种。我国的都市喜剧剧集《爱情公寓》第五季同样也将选择权交到观众手中，完成了剧集内容创作者与观看者的双向赋权。在互动电影中，观众对整体剧作的掌控感会大大增强，在特定的节点选择不同的故事走向，最终形成的故事结局也不尽相同。互动电影在形式上体现了电影与游戏的深度结合，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

“具身”可以理解为，当投入到某一项活动中时，人的身、心、物以及环境无分别地、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以致力于该活动的操持。相比“离身”，如今人与媒介、与整个世界的互动关系并不仅仅是被赋予了媒介技术作为“标尺”的工具的叠加，而是由这把“标尺”带来的全新的量化维度、全新的生产权重要素排列、全新的价值评判所塑造的一种全新文明。

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强调的是行为之后的结果，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与正确的手法，而工具理性强调的是实现最终目标所借助的手段。换言之，价值理性等同于“结果”，工具理性等同于“到达结果的方式与路径”。近年来，随着各类科技的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发现“工具理性”已然实现了对“价值理性”的全面僭越：注重技术与手段，而忽视了最终的愿景是否已然发生了偏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工具为本位”，形成了新时期的“技术乌托邦”思想，一切以“技术工具为上”的导向原则异化着人们的情感和生活。

影视传播的多元化、精量化生产与移动终端的全方位普及让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民观影时代，VR、AR、互动影视的观影革新让“看电影”本身成为相较于过去更富趣味化、更能全方位调动受众感官、更为沉浸式的娱乐消遣方式。放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互动影视的存在有着无可辩驳的价值与优势。但所有的这些转变到来得如此之快，短短五年，我们就见证了电影从一个单一的、分享影像的介质转变为一个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娱乐游戏方式。在此过程中，工具的参与比重越发惊人，因为工具无疑塑造了当下观影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某些工具的缺失会直接抹除观影活动的可能性。在过去，提到“看电影”，人们会更加注重影视题材的选取和影视内容的分享；
而在未来，提到“看电影”，人们可能会首先想到买一副最新发行的VR眼镜。这就是工具理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内容让位于形式，精神领悟让位于感官刺激，技术理性侵蚀价值理性。因为影视的文化意义或将在人体感官参与比重愈发增强的“具身化”过程中被受众二次建构，所以在未来的影视文化生态中，内容的比重或将有所下降，而充分调用了人体感觉机能的“感官电影”或将开启一种全新的影视生产与传播文明。在这个全新的文明中，电影是否还是当初的造梦机器，是否会被淹没在“感官人”寻求感官刺激的一众工具之中，这些问题需要学界和业界严肃思考。

注释：

①芮必峰,孙爽.从离身到具身——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J].国际新闻界,2020(05):7-17.

②彭兰.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J].国际新闻界,2016(11):6-24.

③[美]N.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7-39.

④周翔,仲建琴.智能化背景下“中国故事”叙事模式创新研究[J].新闻大学,2020(09):79-94+122.

⑤IBM人工智能系统为科幻电影《摩根》制作预告片[EB/OL].数字叙事,2016-09-04.https://www.shuzix.com/4173.html.

⑥[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47-4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