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肺癌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吴苏娅， 万 晶， 张柳柳， 王 敏， 刘 丹， 邾 萍

（1.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内科， 江苏 南京， 210009；
2.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护理部， 江苏 南京， 210009）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放疗及化疗是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方法。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肺癌患者既要做好疫情的防护工作，也要合理安排时间，积极接受放疗或化疗［2］。然而，因疫情防控需要以及部分肺癌患者存在交通、饮食等日常生活障碍，多数肺癌患者需减少就诊次数和就诊时间，就近就诊，同时尽量门诊解决临床问题，减少住院次数和时间，影响患者化疗、放疗等常规治疗，导致治疗延期或随访间隔时间延长，甚至改变治疗方案，将住院治疗调整为居家口服抗肿瘤治疗及使用替代方案在当地治疗等。肺癌患者放化疗治疗期间抵抗力下降，还会加重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这些情况的综合存在，都可能给肺癌放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但目前对于该人群的生活质量关注不足，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了解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肺癌放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肺癌患者实施有效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1 一般资料

采用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月25日—8月15日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的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经病理确诊的肺癌患者；
②年龄18～75岁；
③至少接受1个周期的含铂方案化疗或放疗；
④小学及以上学历；
⑤预计生存时间≥6个 月。排除标准：存在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衰竭或严重身心疾病的患者；
调查过程中要求退出的患者；
存在精神障碍的患者。

根据上述标准共纳入134例肺癌患者，其中男86（64.18%）例，女48（35.82%）例；
年龄36～74岁，平均（60.44±8.93）岁，中位年龄62岁；
已婚113（84.33）例，未婚/离婚/丧偶 21（15.67%）例；
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65（48.51%）例，初中及以下69（51.49%）例；
根据UICC2017年第8版肺癌TNM分期标准，Ⅱ期48（35.82%）例，Ⅲ期69（51.49%）例，Ⅳ期17（12.69%）例；
51（38.06%）例患者不存在或仅存在1项合并症，60（44.78%）例患者存在2～3项合并症，23（17.16%）例患者存在至少4项合并症；
治疗延期者88（65.67%）例，治疗未延期者46（34.33%）例；
出行交通有困难者84（62.69%）例，无困难者50（37.31%）例。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情况调查：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对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调查，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疫情知识掌握情况和疾病相关资料。

1.2.1.2 生活质量测定：生活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LQ-C30）［3］，包含 30个条目，5个功能领域（躯体、角色、认知、情绪和社会功能）、3个症状领域（疲劳、疼痛、恶心呕吐）和1个总体健康状况/生活质量领域等。使用0～100内取值的标准化得分，在功能领域和健康状况领域，患者得分越高则表示其生活质量越高。而对于症状领域，得分越高则表示患者症状越明显。本量表认知和角色功能 Cronbach’s α 为 0.82，身体功能 Cronbach’s α为0.91。

1.2.1.3 疲乏程度：简短疲乏量表（BFI）由Mendoza等［4］设计，包括9个条目。采用10分制数字描述，由患者依据疲乏程度自评，0分为无疲乏，10分表示最严重的疲乏。计算条目均分得出患者总体疲乏程度，1～3分为轻度疲乏，4～6分为中度疲乏，7～10分为重度疲乏。中文版本量表Cronbach’s α为0.86，结构效度0.81～0.92，内部一致性 0.96［5］。

1.2.1.4 焦虑程度：焦虑自评量表（SAS）包括20个条目［6］，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4分级表示，1分代表没有或很少时间，2分代表小部分时间，3分代表相当多时间，4分代表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将得分总和相加乘以1.25便得到标准得分，标准得分越高，症状越明显。＜50分为正常，50～60为轻度，61～70为中度，＞70是重度焦虑。

1.2.1.5 抑郁程度：抑郁自评量表（SDS）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1～4级评分，标准分为20个条目总得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SDS评定的抑郁严重度指数（各条目累计分/80）范围为0.25～1.00，＜0.50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为中至重度抑郁，≥0.70为重度抑郁。

1.2.2 资料收集

所有研究对象均加入微信管理群，由专人负责调查问卷，采用视频形式指导患者独立填写电子问卷。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34例，有效回收率78.82%。

1.2.3 质量控制

先进行小范围预调查，根据患者反馈的结果完善调查用语和方法，以保证收集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正式调查前，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生及研究组成员向研究对象解释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及过程，取得患者的理解和配合。患者在指定时间内填写问卷提交后，研究组成员进入问卷后台进行查错、查漏及逻辑检查，遗漏处经询问患者后补充完整，剔除有明显逻辑错误问卷。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统一编号，所有数据由双人核对录入。本研究获得南京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编号：
2018（680）］，所有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

1.4 统计学方法

2.1 生活质量

134例肺癌放化疗患者EORTC QLQ-C30的得分经Shapiro-Wilk检验符合正态分布，S-W=0.941，P＞0.05。

EORTC QLQ-C30 总 分 为（72.33±11.13）分，其中身体功能得分为（69.80±17.77）分，角色功能得分为（66.17±17.81）分，情绪功能得分为（60.14±18.12）分，认知功能得分为（59.33±16.42）分，社会功能得分为（66.67±22.48）分，症状领域得分为（66.67±22.48）分。

2.2 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放化疗是否延期（t=5.355，P＜0.001）、复诊交通是否困难（t=2.746，P=0.007）、生活保障是否充足（t=3.702，P＜0.001）、临床分期（F=50.084，P＜0.001）和疲乏（F=2.956，P=0.035），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性别（t=0.323，P=0.747）、婚姻状况（t=1.842，P=0.068）、文 化 程 度（t=0.757，P=0.450）以及工作情况（F=0.255，P=0.775）不同的肿瘤患者生活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疫情知识得分（S-W=0.901）、焦虑得分（S-W=0.844）及抑郁得分（S-W=0.836）数据服从近正态分布（P＞0.05）；
与生活质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疫情知识得分（r=0.179，P=0.038）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焦虑得分（r=-0.551，P＜0.001）和抑郁得分（r=-0.456，P＜0.001）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见表2。

表1 影响134例肺癌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表2 134例肺癌放化疗患者年龄和疫情知识得分及焦虑抑郁情绪与生活质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2.3 生活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以生活质量总评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赋值（表3）。整个方程检验F=18.520，R2=0.601，调整R2=0.568，自变量之间无自相关性，模型拟合良好，检验假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t=-4.880，P＜0.001）、放化疗是否延期（t=3.158，P=0.002）、疫情知识得分（t=2.019，P=0.046）和焦虑（t=-3.160，P=0.002）为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见表4。

表3 134例肺癌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进行多因素分析的赋值

表4 影响134例肺癌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肺癌患者年龄相对偏大，对于疫情信息的了解相对较少，放化疗治疗期间体能状态差，免疫功能低下，且需频繁就诊治疗，容易引起疲乏焦虑。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肺癌患者就诊流程较以往复杂，就诊花费的时间较平时增多，就诊途中体力消耗增大且感染风险高，加之床位紧张导致等候时间延长，部分肺癌患者的常规医疗受到影响［7］。另外，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部分肺癌患者不能正确处理短时间内大量负面信息所带来的负面感受，容易出现负面情绪过载的心理负担，继而影响患者生活质量［8-9］。

生活质量是指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存状态体验［10］。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总分为（72.33±11.13）分，五大功能领域得分均处于较低水平，与程兰等［11］的研究结果相类似。在刘威等［12］的研究中，晚期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低于本研究，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疾病分期有差异。本研究以临床分期进行分组，不同临床分期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患者临床分期越晚，其生活质量越差，原因可能是晚期肺癌患者常伴随疼痛、恶心呕吐、呼吸困难以及恶病质等临床症状，在承受病痛折磨的同时也担心疾病预后，存在更为严重的心理负担，从而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13-15］。本研究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治疗延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差于未延期患者，可能与治疗延期导致患者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和疾病本身的症状加重有关，放疗和化疗是目前治疗肺癌的重要方法［16］。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在饮食、交通等多个方面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不便，使部分患者的放化疗延期，加重患者的焦虑情绪，同时也可使患者的疾病症状加重，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7-18］。为此，各级医院在采取严格防疫措施的同时，亦要针对肺癌患者进行精细化和个体化的管理，加速远程会诊及网上就诊与指导等互联网医疗的推进与完善，以便最大限度收治患者，解决患者治疗延期的问题［7，19］。

本研究的多因素分析发现，患者对疫情相关信息的掌握越多，其生活质量越高。国内一些临床研究表明，疫情知识知晓程度既能对焦虑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又可通过行为依从性和信念态度间接影响焦虑程度［20］。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在关注疫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了解了病毒感染机制、传播途径等医学知识，养成了戴口罩、勤洗手等卫生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讲，疫情防控本身便是一堂健康教育课。获得疫情知识的患者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加从容，而信息闭塞的患者因对病毒无知，容易造成恐慌。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患者的焦虑情绪与生活质量亦显著相关，焦虑抑郁情绪越强的患者生活质量越差。相关研究表明40%～75%的肺癌患者疫情期间存在一定比例的紧张、睡眠障碍、空虚和易发脾气等情况，同时伴有沮丧心理变化［17］。肺癌患者以中老年居多，了解学习疾病及其疫情防控知识相对困难，因此，建议医院通过多种途径进行隔离防护知识普及，提高知识知晓程度，引导正向的信念态度风向，并提供及时广泛的心理疏导，以稳定患者情绪，帮助患者顺利渡过危机［21］。本研究仅以网络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样本的数量和代表性不够，虽进行了预调查，但研究结果难免受问卷质量的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完善调查设计方案，扩大样本量并提高代表性，以增强研究结果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COVID-19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肺癌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处于较低水平，而中晚期肺癌患者、放化疗延期、防疫知识缺乏和焦虑情绪是肺癌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建议医护人员针对以上因素为患者提供及时、必要的干预；
利用网络平台继续完善并扩大线上门诊及护理服务，方便肺癌患者就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疾病康复。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