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仇兆鳌的毁誉来看《杜诗详注》的价值

佐藤浩一

（东海大学，日本东京都 涩谷区）

吉川幸次郎的导师、铃木虎雄的《杜甫全诗集》（全四卷，《续国译汉文大成》1922年）在日本是有关杜甫研究最基本的资料。在近一百年后出版的下定雅弘、松原朗主编的《杜甫全诗译注》（全四卷，《讲谈社学术文库》2016年）也是日本杜甫译注本的权威版本。铃木虎雄《杜甫全诗集》与下定、松原《杜甫全诗译注》这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点，即底本都是仇兆鳌的《杜诗详注》（1693年序刊）。《杜诗详注》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引用了诸多的文献。铃木先生在撰写《杜甫全诗集》时，正值乘船去德国的途中，在远航的轮船上，完全是依靠手中的《杜诗详注》来进行翻译的。包罗了广泛资料的《杜诗详注》，为翻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对《杜诗详注》的评价，毁誉参半。中华书局排印本《杜诗详注》中的《出版说明》指出：详注的长处是详尽，几乎把康熙以前各家的注释都汇集起来，起到了集解的作用。不足之处是烦琐冗沓，还有些地方显得穿凿附会和陈腐无聊。

本文先将清代以来学者对《杜诗详注》的褒贬之词进行梳理，然后再进一步考察其恰当与否。

我们首先确认一下对《杜诗详注》的诋毁之词。主要的例子如下：

（1）惠栋《〈杜工部诗集集解〉序》1705年

本朝注杜者数十家，牧斋（钱谦益）而下，籀书（周篆）次之，沧柱（仇兆鳌）以高头说约之法解诗，为最下矣。

（2）边连宝《〈杜律启蒙〉凡例》1777年

仇氏详注，虽所取太博，时或短于抉择，然不可谓非集大成之书。

（3）杨伦《杜诗镜铨》1791年

自山谷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注家繁称远引，惟取务博矜奇，如天棘乌鬼之类，本无关诗义，遂致聚讼纷纭。至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

（4）陈仅《竹林答问》1840年

曾忆先府君（陈鸿渐）见余案头有《杜诗详注》，曰‘此书可焚!’当时幼稚，不知问也。今偶阅之，见其分段辑注，多不合诗意。且尊杜太过，凡律诗失调之句，必改易平仄，以迁就之，有一句改至三、四字，不复可读者。穿凿之病，殆所不免。

（5）施鸿保《读杜诗说》1870年 （张慧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初读之，觉援引繁博，考证详晰，胜于前所见钱、朱两家。读之既久，乃觉穿凿附会，冗赘处甚多。且分章画句，务仿朱子注诗经之例，裁配虽匀，而浑灏流转之气转致扞格;训释字句，又多优侗不晰语，诗意并为之晦。间附评论，亦未尽允，甚有若全未解者。盖先生本工时文，殆以说时文之法说杜诗也。

（6）吉川幸次郎《〈杜甫Ⅱ〉后记》1972年，东京筑摩书店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其规模之大上可以视为清朝注释的代表作，但是不能说全篇都是凭良心而著述的。文献引用往往有杜撰之处，还屡次随意更改杜诗的原文。……（中略）我只能苦笑。先生的令息仇兆鳌氏是八股文即作科挙答案的名手，作为指导考试的技术者来说是当代首屈一指的，我希望以后对学问也应努力钻研。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作为仇先生的模范答案文集的序文撰写的《仇沧柱时义稿序》也是同样的宗旨。《杜诗详注》实在是有一股应试产业的气味①据《尚友堂年谱》及方南生论文《海内罕见的仇兆鳌自定义〈尚友堂年谱〉》（《文献》1988年第二期，书目文献出版社），仇兆鳌二十二岁时在横泾办校，三十二岁时在杭州的寺庙里办校，从事儿童的教育。。

仇兆鰲の「杜詩詳註」は、厖大さにおいて清朝の注の代表となろうが、すみずみまで良心をみなぎらせた著述ではない。文献の引用は往往にして杜撰であり、杜詩の本文を、しばしば恣意に改める。……（中略）わたしは苦笑した。先生の令息仇兆鰲氏は、「八股文」すなわち科挙試験答案文の名手であり、受験指導の技術者として当代隋一である。この上は本格の学問にも努力されたい。黄宗羲の子黄百家が、仇の模範答案文集の序文として書いた「仇滄柱時義稿の序」も、同趣旨のことをいう。いかにも「杜詩詳註」には受験屋の臭いがする。

（7）黑川洋一《杜甫》1987年，角川书店

以往的注释和评语汇集得很多，语句的出典采辑集得广泛，但是文献引用有杜撰，而且屡次随便地更改原文。

従来の注釈や評語を多く集め、語句の出典を広く採るが、文献の引用は杜撰であり、かつ本文をしばしば勝手に改める。

（8）蒋寅《〈杜诗详注〉与古典诗歌注释学之得失》1995年 （《杜甫研究学刊》44期）

仇氏的引古之失，尚有待仔细剖析。……（中略）1.画蛇添足例。……2.附会典故例。……3.隔靴搔痒例。……4.不明出处例。……5.引而不释例。……6.注语不注典例。有些诗仇氏只在字面上注出前出用例，但其中的典故却未指出。……7.误指典故例。……8.引而不断例。仇注或一事引二书，不下按断，不加分析，令人不知注者何取。……9.该注不注例。……10.割裂原文例。

（9）谢思炜《关于〈杜甫集校注〉的编纂》2012年 （《文学遗产》网络版）

新编《杜甫集校注》以最接近杜集祖本二王本原貌的《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同时以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杜工部草堂诗笺》及《文苑英华》等为参校本，对杜集早期异文和宋以后產生的异文明确区分；
在维持原有编次的情况下，在每篇作品下加编年説明。……目前仍在閲读和参考的，主要是宋代的各种集注本和清人注本。清人注本中流传最广的两种仇兆鰲《杜诗详注》与杨伦《杜诗镜銓》，分别代表了较详与较简两种形式。……改字解杜之风在明清时期仍十分流行。钱谦益在清代注家中是比较严谨的，对底本极少改动，因此根据钱笺本也可以比较可靠地窥知吴若本原貌。但钱笺在大量过录《草堂》本校文时未加注明，与《文苑英华》等校文混杂在一起。仇兆鰲注本过录前代校文也多不加説明，而且与前人相比似乎更勇於改字，每有因错会或不明史实而误改之例（如改“南使宜天马”为西使），有时还任意调整诗句次序（如《催宗文树鸡栅》），甚至打乱某些组诗，重新编排（如《遣兴五首》），实不足为训。令人遗憾的是，仇注的流行程度超过了钱笺和《全唐诗》，成为事实上的杜诗通行文本，其中包含了歷代累积下来的很多改字，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原始文本。……笔者叁十年前初次通读仇注杜诗，当时曾据《续古逸丛书》本和几种宋本进行校勘，由此初步尝试文献工作基本方法，稍窥治学门径。其后一直将杜诗作为研究课题，也是因为有校勘工作的基础，在材料掌握上较之其他题目更有信心。

下面是对《杜诗详注》的称誉。主要之例如下：

（10）程师恭（桐城人）《读杜诗详注》（《杜诗详注·诸家咏杜》）

杜不易注恐失真，谁其洗髓惬传神。荟萃诸家多创获，指点后学启迷津。甬上仇（兆鳌）先生，拥书胜百城。……豁目人惊杜再来，醒心不觉群疑开。作者待阐著者笔，著者已登作者台。广搜博采洵至矣，沿讹袭舛胡为哉。

（11）田易（会稽人）《读杜诗详注》（《杜诗详注·诸家咏杜》）

镌兹善本传艺苑，晦翁《骚》注无点差。足慰吟魂赋《大招》，可许问字来侯芭。

（12）金埴（会稽人）《读杜诗详注》（《杜诗详注·诸家咏杜》）

甬江先生善读杜，前人穿凿皆诛芟。详注祗求得真是，千秋知己神和諴。……补注惭无补，公犹许可多。未能一词赞，聊辩四声讹 （公出杜集补注见示，以辩四声相契也。）

（13）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集部别集类二，1781年

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局，可资考证者为多。

（14）周采泉《杜集书录》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仇氏崛兴，汇各家之长，成一家言。释文解句，无愧详注。其所引证之书，仅释典道藏亦引至一二百种。唐宋以来所有注杜与各种诗话，几乎搜罗无遗。

（15）蒋寅《〈杜诗详注〉与古典诗歌注释学之得失》1995年 （《杜甫研究学刊》44期）

《杜诗详注》不仅是注者数十年辛勤研究的结晶,同时也可以说是前代杜诗研究之集大成,至今仍是治杜诗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参考书。

（16）谭芝萍《仇注杜诗引文补正》199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以其广征博引、集众家之说，而又不失已见的特点，确定了自己在杜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杜诗研究者和爱好者手边不可或缺的集子，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值得今之读杜诗者深研而慎补。

（17）古川末喜《〈杜甫农业诗研究〉凡例》2008年，知泉书馆

仇兆鳌既熟知杜甫的细节又能以俯视的角度来观察杜甫，他的杜诗解释是恰到好处的。充满诗意的文章，有时就像诗一样。书中大量引用古人的注释可以说是旧注的集大成，解释杜甫诗只要有一本仇注本就可以了，这样说也不过分。甚至可以说今天如果不借助于仇注本，要想理解杜甫诗是很困难的。另外关于仇注本，近年来佐藤浩一先生正竭尽全力进行研究。

杜甫の細部までを知り尽くしたうえで、俯瞰的な視点からなされる仇兆鰲の杜詩解釈は、はなはだ妥当であると思う。詩意がつづられている文章は、ときには詩的でさえある。古人の多くの注釈を引用して旧注の集大成といった感があり、杜甫詩の解釈には仇注本が一つありさえすれば何とかなる。そう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むしろ今日仇注本の助け無しには、杜甫詩の理解は困難であるとさえ言ってよい。なお仇注本については、近年佐藤浩一氏が精力的な研究を展開しておられる。

（18）孙纪文、姚雪洁《<读杜心解>在杜诗批评史上的价值》2011年 （《杜甫研究学刊》108期）

严格说来,《读杜心解》关于杜诗艺术论的体悟和阐发并没有超越前代和同代人的理论贡献,也远不如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评论话语丰赡。

（19）下定雅弘《关于译注》2014年 （《中唐文学会报》第21号，好文出版）

我着手这项工作（《杜甫全诗译注》讲谈社学术文库）以来，仔细地阅读了《杜诗详注》。《杜诗详注》的确精彩。我认认真真地读每首诗，每首诗都表现了统一性，并有系统的解释。此外还有音注[1]，也相当充实。

私はこの仕事（『杜甫全詩訳注』講談社学術文庫）をし出して『詳註』を真面目に読みました。『詳註』はやっぱりすごい。真剣に読んでいます。どの詩も全部統一性が表れていて、まとまった解釈がある。それから音注。これもなかなか充実してて。

在日本，对《杜诗详注》的评价曾经不太高。这起因于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有关论述。从上述（6）来看，吉川先生认为《杜诗详注》的文献引用往往有杜撰之处，还屡次随意更改杜诗的原文。这种看法也被他的高徒黑川洋一先生传承下来，黑川先生也认为《杜诗详注》的文献引用有杜撰，而且屡次随意更改原文。日本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吉川、黑川两位先生对杜甫文献影响很大，因此对《杜诗详注》的评价自然也不会太高。

吉川先生视为问题的是，《杜诗详注》的文献引用有杜撰，而且屡次随意更改原文。在中国也会有相同看法的。事实上，我们知道《杜诗详注》引用的文献多次有改动，需要校勘。谭芝萍先生的《仇注杜诗引文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就是全力补正这一问题的专著。

《杜诗详注》的文献引用中确实有杜撰的成分，但是由此而低估《杜诗详注》的价值，令人难以首肯。因为更改引用原文的注释书，除了《杜诗详注》以外不在少数。如果将《杜诗详注》视为一部杜撰书的话，前提应该是,此外的注释书里不存在更改原文之处。但事实上，陶澍《靖节先生集》、王琦《李太白集》、冯集吾《樊川诗集注》等几乎所有的同时代注释书里，都存在更改原文的地方。因此，只对《杜诗详注》一书加以抨击,未免不妥。

按照谢思炜先生（9）论述，改字解杜之风在明清时期仍十分流行。似乎当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对诗注中引用部分的意图更浅显易懂，由此有了允许改字的风潮。文字异同过多,这个问题不仅限于《杜诗详注》一书，甚至也是关联到整个注释书的一大问题。也就是说，改字者并不是仇兆鳌一人，在仇兆鳌引用之前，那个引用文有可能已经被改字了。这个推测再进一步考究的是《读杜诗说》。

施鸿保的《读杜诗说》作为一部驳难仇兆鳌《杜诗详注》失误的书，非常有名。但是仔细地阅读，就明白其内容并非专对仇兆鳌《杜诗详注》纠误，也纠论仇注引用的注释。而且，许多地方只是施鸿保在自作考证。《读杜诗说》排印本的点校者张慧剑先生有如下论述：

《读杜诗说》虽以纠论仇书各注的误失为主，也仅有许多地方，只是著者在自作考证，或伸说自己对杜诗的体会，与仇书各注实际并没有关系。因此，我们也尽可以把这部书看做是施氏记录自己多年研究杜诗的心得的一部札记。

（关于《读杜诗说》1页）

今后有必要将仇兆鳌的注释和他引用的诸家注释加以校勘，如果杜撰的部分大体相同的话，可以证明在仇兆鳌之前就已经有其存在了。那么吉川先生提及的纠论就不够确切了。

《杜诗详注》的注释中确实包含着冗赘、画蛇添足的要素。关于这一点，蒋寅先生在上述（8）论述中,已经仔细分析了。笔者完全赞成蒋寅先生的观点，想在有关音注方面加上一些补充。

杨伦说：“至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下仇兆鳌的意图。因为《杜诗详注》注释的冗赘，有可能是仇兆鳌为了初学者，特意而为之。

康煕五十年，仇兆鳌致仕，回归故乡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途中拜访友人金埴①金埴，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康煕二年（1663年）生，比仇兆鳌小二十六岁，乾隆五年（1740年）七十八岁去世。他以精于《说文解字》而著名，因此仇兆鳌请他补正音注。，请他补订《杜诗详注》中音注未备处。此事曾由金埴本人道明：

仇少宰沧柱撰《杜诗详注》二十八卷，盖殚一生之精力以成其书，御赐刊行已久。其中平仄发声处，谬以埴佐其不逮，俾一一补注之。然杜诗亦间有乖于平仄者，如平音而仄用，则标于傍曰：“义从平声，读从仄声。”仄音而平用，则标于傍曰：“义从仄声，读从平声。”公意以便初学也。然埴之絓漏者，尚多多矣。

（《不下带编》卷六，中华书局排印本112页）

“公意以便初学”，这表示诲人不倦的启蒙意图，使仇兆鳌之意在多多益善，故不得不加上了大量的音注。《杜诗详注》中的音注数量庞大，以文字媒体表达的音注有4360处，以记号媒体所作的圈发有6675处，总计11035处。这一万以上的数量，并不是对一万个不同的汉字进行注释，而是不厌重复，反复加注的结果。现将《杜诗详注》中被反复加以音注的数量居于前列的汉字列举如下（汉字前的数字为出现音注的次数）：

187复，扶又切／135朝，音潮／128使，去声／122为，去声／122应，平声／109看，平声／108下，去声／97兴，去声／92上，上声／90重，平声／81少，去声／76曾，同层／69论，平声／63将，去声／61过，平声／52道，去声

这类重复，不但反映在音注上,而且在其他的注释上也是如此。所以令读者感到冗长乏味。从《杜诗详注》的整体上来看，可视为冗赘，但是这个冗赘是本着一个原则加上的，这点不应该被忽略。

有着一万处以上的音注，这可以说是《杜诗详注》的一个特色，但是却未得到这样的评价。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由于仇兆鳌的音韵知识的浅薄。在其音注中，存在撰者仇兆鳌的出生地域的发音。仇兆鳌本人误认为这些都是杜甫的中古音的发音，实际上有许多是他的出生地宁波的方音。比如说，对“还思长者辙，恐避席为门（《敝卢遣兴奉寄严公》卷十四）”这个句子，仇兆鳌在排印本1202页里写着“长，子兩切”这样的音注。陈若愚先生说：子两切为上养精，今音为“zǎng”。《广韵》“长”，知丈切，上养知，今音为zhǎng。把卷舌音“长zhǎng”念成平舌音“zǎng”，似乎是南方的方音[2]。但是，笔者查过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杜诗详注》抄本[3]，才知道这个音注原来写着“长，音蒋”，就是今音的“jiǎng”。当时的长安人是不会把“长”念成“jiǎng”的，这是宁波的方音。

现今的我们知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但是，由于仇兆鳌缺乏这方面的音韵知识,将自己的宁波音误释为中古音，有如从地方进京的人以为方言就是普通话。仇兆鳌的这类错误令人对他有了偏见。

出现注释者的方音，不只是仇兆鳌一个人，还有《文选》的李善、《中原音韵》的周德清、《正字通》的张自烈等也曾屡屡发生。这些掺进方音的音注是由于对古音的推定不准确，所以出现了问题。但是，作为对方音的把握，却能了解当时所在的地域是如何发音的，于今这无疑又是相当宝贵的资料。我们从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里，可以得到许多类似的启示。

上述的陈仅（4）论述中说：尊杜太过，凡律诗失调之句，必改易平仄。笔者认为不是尊杜太过，而是不够尊杜，所以改易了。因为如果他尊杜太过的话，本来不能改变平仄。仇兆鳌很有自信，才敢于改变平仄。值得考虑的是、在音注方面，像仇兆鳌、张自烈那样的越是有自信的学人越会出现错误的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