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联邦政治与东马政治的双向互动

刘勇

马来西亚东马地区包含沙巴和沙捞越两州，坐落于世界第三大岛加里曼丹岛北部，位于太平洋印度洋交汇处，靠近马六甲海峡、望加锡海峡等重要航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马地区拥有数十个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交融与碰撞对该地区的政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塑造了该地区独特的政治生态。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东马政治发展进入快车道，东马政党作为地区政治活动的“主力军”，在争夺地方政权的同时，与联邦政府产生了诸多互动，影响了当地乃至联邦的政治态势。近年来，东马政党对马来西亚政坛的影响越来越大，常常成为影响政权稳定决定政权归属的关键因素。特别是第14届大选以来，东马政党对于联邦政权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不论是对希望联盟还是国民联盟，东马政党的支持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因而被视作大选的“造王者”。因此，东马地区的政治局势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东马地区的席位和选票也成为各方争夺的重点。目前，国内学界对东马地区政党政治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东马政党政治与联邦政治双向互动的研究，探寻东马政党政治的发展脉络，分析东马政党政治对联邦政治发展走向的影响。

东马地区历史悠久，但政党政治的发展相对马来半岛较为滞后，直到1959年，东马地区才成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1963年在东马参与《马来西亚联邦协定》谈判的背景下，该地区建立起一批以族群为基础的政党，在各州开展政治活动的同时也开启了与联邦政府的政治互动。而联邦对东马政治的影响，除了直接干涉其内部政治发展之外，还通过经济发展、文化事务等其他方面进行间接影响。

（一）联邦政府直接影响东马政治发展

联邦成立后，政府希望加强对东马的管控，尽快实现东马和西马的融合。因此，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干预东马地区的政党政治，总体目标是在东马地区不断扩大联邦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利用来自东马的稳定支持巩固巫统所把控的联邦政权。相对而言，由于沙巴和沙捞越地区的不同特点，两地政治受到联邦政治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沙捞越政党政治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没有发生过政党轮替，且由于它亲联邦政府的立场，联邦对沙捞越政治的介入程度较低。在沙捞越的主要政党中族群政党占据核心地位，其中伊班人政党包括沙捞越国民党（SNAP）和土著保守党（PESAKA），华人政党包括人联党（SUPP）和沙捞越华人协会（SCA），马来人政党包括沙捞越民族党（PANAS）和沙捞越土著阵线（BARJASA）。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支持联邦的政党包括沙捞越土著保守党、沙捞越国民党、沙捞越华人协会和沙捞越土著阵线共同成立的沙捞越联盟党（后改名为沙捞越国阵）。沙捞越国阵在州内长期执政，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吸纳反对党和新成立的政党，维持了州政府的总体稳定。直到2018年全国大选国阵失利后，沙捞越的政党才纷纷退出国阵并组建沙捞越政党联盟（GPS），但实际上沙捞越执政的主要政党并未发生改变。然而，沙捞越政治在长期稳定的同时也并非没有政党之争，沙捞越特殊的族群结构使得信仰基督教的伊班人成为该州政治争夺的焦点。联邦成立之初，来自不同地区的伊班人分别建立了沙捞越国民党和沙捞越土著保守党，两党出现了一些政治纷争。①Suffian Mansor,“Dari Dua Parti Kepada Banyak Parti: Tinjauan Umum Tentang Politik Kepartian Orang Iban,1960-2006”,The Malaysia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019,p.32-47.此后，伊班人内部也不断出现分裂，最终通过与马来人穆斯林政党合作才实现沙捞越政权的稳固。尽管内部充满竞争，但沙捞越政党政治受到外部的干预较小，选民习惯于将选票投向本地政党，也强化了沙捞越政党政治的区域主义特征。在与联邦的互动中，沙捞越政党之间能够保持相对一致的声音，为地区争取发展权益，同时也为稳定联邦政权发挥重要作用。

相较于总体平稳且强调区域主义的沙捞越政党政治，沙巴政党政治主要表现为马来人穆斯林和卡达山人基督徒之间激烈的政治争夺，这一矛盾导致沙巴政治受到联邦政治的影响较大。马来人和卡达山人同属马来西亚土著，但两个族群间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却有较大不同，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卡达山人大部分是基督徒。卡达山人是沙巴的最大族群，3表政党是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马来人穆斯林则大多支持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卡达山人和马来人在文化和宗教领域的矛盾分歧随着穆斯林人数的增加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不断加深。这种矛盾也影响到两个部族选民的政治选择，他们都希望由本族群领导人掌握州政权，以维护自身的文化和宗教利益。基于马来人穆斯林和卡达山人基督徒之间的斗争，沙巴政治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联邦成立到20世纪90年3中期，其主要特点是沙巴州内3表马来人穆斯林和卡达山人基督徒的政党之间相互争斗以争取该州的政治主导权，双方各有胜负，但总体来看马来人穆斯林占据一定优势。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3中期至第14届大选前，重要的特点是西马政党东渡沙巴，将西马政治斗争引向沙巴，在沙巴政治中外来政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巫统领导的国阵占据核心地位。第三个阶段是第14届大选前后至今，国阵影响力逐渐下降，沙巴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

沙捞越州和沙巴州政党政治所呈现出的上述特点，除了由各州自身具体情况所决定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受到联邦政治的影响。由于沙捞越政党在联邦巩固自身政权时给予积极反馈，因此沙捞越政治能够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仍然拥有本土化特色，且联邦对沙捞越的干涉也较少。相对而言，沙巴政治则由于内部冲突较为明显，拥有联邦支持的地方政党无法平衡内部利益，受到3表少数族群的政党的强势回击，从而导致联邦深入干涉沙巴州政治。

（二）联邦政府改变东马族群结构

除了在政治领域的干预和影响之外，联邦政府还通过影响族群构成来壮大联邦的影响力，以实现主导东马政治的目标。联邦成立后，在东马的族群结构中，华人和马来人都占少数，沙捞越州主要是伊班族，大约有40万人，沙巴州主要是卡达山人，大约有70万人，土著居民比例较高。①Tunku Abdul Rahman Putra,“Looking back: The History Years of Malaya and Malaysia”,Pusaka Antara,1977,p.79.为了拉拢这些土著，联邦政府提出东马的土著享有与马来人相同的特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马来人政府的政权。与此同时，有更多的马来人从西马迁移到东马，东马的马来人占比有所提高，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在东马政治中的统治基础也逐渐巩固。马来人选民的不断增加意味着选举中会出现更多对马来人有利的结果，这也使得巫统领导的联邦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在东马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除了通过优待政策吸引当地土著支持外，联邦及其控制的本地政党还不断采取措施增加穆斯林人口以巩固联邦政府的统治。1967年，3表马来人穆斯林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意识到穆斯林只占沙巴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沙巴只是少数群体，这意味着其可能缺乏足够的选民支持，政权难以保持稳定。于是，沙巴州政府就着手提高马来人穆斯林的数量，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沙巴推行伊斯兰化运动，二是引入大量穆斯林移民。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执政时期沙巴州开展了大规模伊斯兰化运动，1975年后3表马来人穆斯林利益的沙巴人民联合阵线（BERJAYA）政府继续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在诸如沙巴联合伊斯兰协会（USIA）等宗教组织和外国宗教团体的推动下，沙巴州有许多人皈依伊斯兰教，其中还包括前首席部长史蒂芬斯。为进一步增强东马政治中马来人穆斯林的选民基础，联邦从20世纪70年3开始接纳大量移民来到东马特别是沙巴，其中包括大量的非法移民。这一时期，菲律宾南部的军事冲突使得大量难民逃往沙巴，根据沙巴移民调查委员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有73000至150000名菲律宾难民在1970年3进入沙巴。②Mohd Nur Hidayat Hasbollah Hajimin,Ibnor Azli Ibrahim,Azizah Kassim,Impak Migrasi Pelarian Muslim Filipina Terhadap Survival Politik Muslim Sabah (1963-2013),Jurnal Sultan Alauddin Sulaiman Shah,Vol 3 Bil 2(2016).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和前内政部副部长梅格朱聂承认在20世纪90年3向大量沙巴穆斯林移民发放身份证，以赋予这些移民公民权。③《质疑“身份证计划”涉嫌叛国 林吉祥敦促马哈迪自愿供证》，当今大马，2013年1月17日，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219248。这一举措使得沙巴地区的族群结构进一步发生改变。马来人穆斯林的人数增加，巩固了国阵在沙巴政治中的基本盘，也使得沙巴政权和联邦紧紧绑定，同时这也起到打压卡达山人基督徒群体政治影响力的作用。

（三）联邦政府干预东马经济发展

东马地区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由于开发较晚、环境不宜大规模建设等诸多因素，东马地区的经济长期落后于西马，东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对较低，因此东马地区选民十分关注东马的社会、经济发展议题。“发展政治”成为选举当中常用的口号，这也给联邦通过干预东马经济来增强对东马政党政治的控制提供了便利条件。

联邦对东马地区的经济援助和发展项目支持是其在东马扩大政治优势的重要手段。联邦政府每年会向沙巴、沙捞越提供特别拨款用于当地发展建设。长期以来，东马对这笔资金的依赖性较强。当东马地区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关系较好时，联邦会倾向于给予该地区更多的经济援助，并支持当地的一些项目建设。如果关系不好，那么联邦便会以减少财政拨款等手段来要挟和打压东马地方政府。比如在沙巴，1975年州首席部长穆斯塔法与联邦关系恶化时，联邦就拒绝给沙巴贷款来缓解当地财政危机；
反对党沙巴团结党执政期间，联邦给予沙巴的拨款大幅减少。援助的减少会使州政府的财政变得更困难，州政府难以履行好经济发展承诺，从而引起选民不满，将选票投向亲联邦的政治势力。

鉴于东马地区“发展政治”理念深入人心，来自联邦政府的经济支持渐渐成为影响东马政治的重要力量。每到选举时政府总是强调“要发展请选择国阵”。选民更倾向于选择长期执政的国阵政府以获得经济和发展上的利益。在沙捞越，2016年希望联盟提出“沙捞越之梦”的竞选口号，试图通过促进沙捞越农村的发展来提高自身的支持率。但选民对此并不接受，而是选择继续相信阿德南领导的沙捞越国阵政府的发展承诺，因为长期以来国阵领导的州政府制订了发展计划来解决贫穷问题，包括泛婆罗洲公路在内的基建项目受到民众欢迎，选民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很难相信没有执政经验的反对党能够很快处理好发展问题。①Suffian ManSor,Awang AzMan Awang Pawi,AhMad KaMal Ariffin Mohd.RuS,“Impian Sarawak” Menjadi Deman Adenan: Kegagalan Strategi Pembangkang dalam Pilihan Raya Sarawak ke-11,Akademika 89(3),Oktober 2019: 3-14.然而，第14届大选前，当民众意识到国阵执政下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及预期时，很多东马人特别是沙巴人都选择把票投给了反对党。2020年当希盟—沙巴民兴党对经济发展的承诺并不能很好地履行时，民意又再一次发生了转变，国阵重新受到欢迎。可见，经济发展是东马选民关注的重点之一，联邦政府也正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东马政治的发展。

（四）联邦政府干涉东马文化事务

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联邦政府对东马的文化事务进行干预，涉及语言、教育、宗教等各方面，以期尽快扩大联邦政府在东马地区的影响，同时加强东马对联邦的认同，以巩固以巫统为首的国阵的政治权力。

语言方面，联邦积极推动马来语在东马的传播和使用，《马来西亚联邦协定》中明确规定，联邦成立10年内沙巴沙捞越州政府和州议会仍可以继续使用英语。在1966年沙捞越政治危机中，联邦就因为要求沙捞越使用马来语作为公务用语而与时任首席部长宁坎产生争端。东马地区的英语使用十分普遍，许多土著居民也使用自己的族群语言。这种对东马语言的干涉反映出联邦寻求尽快实现马来语在全国的普及，以及扩大其在东马的影响力特别是马来文化在东马的影响力。

教育方面，1996年，联邦推行《教育法令》，其中有关学校必须使用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沙捞越自行决定教育发展的条款，这一新的规定也是对华校地位和华文教育的否定。宗教方面，联邦政府一直致力于在东马地区推动伊斯兰教的发展，以增加潜在的支持者。在沙捞越，1970年以后联邦政府一直支持穆斯林担任沙捞越首席部长，为沙捞越伊斯兰教的发展创造条件。在沙巴，联邦政府支持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政府致力于沙巴的伊斯兰化，使伊斯兰教成为沙巴的主要宗教，并在1973年修改州宪法，列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1994年后国阵执政沙巴期间继续推行伊斯兰化政策，虽然在表面上仍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实际上却限制了伊斯兰教以外其他宗教的发展。

东马政治在受到联邦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对联邦政治发展产生了反作用。从历史脉络上看，东马政治对联邦的影响从马来西亚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产生，且有着持续的影响。从发展趋势上看，东马政治对联邦的影响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特别是2018年第14届大选以来，在马来西亚传统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之际，随着西马地区政治分裂的加剧，东马政治对联邦政治的影响力显著提高，成为决定大选胜负的重要因素，东马也因此被人们称为马来西亚政坛的“造王者”。

（一）“两线制”背景下巩固联邦政权

20世纪90年3，随着反对派的势力开始上升，马来西亚政治朝着“两线制”的方向发展，东马一些政党也加入了联邦反对党的行列，参与到促成联邦政治“两线制”的努力中。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沙巴团结党（PBS），作为时任沙巴州执政党，因为与联邦政府的诸多分歧，他们选择在1990年加入由四六精神党领导的反对党联盟“人民阵线”。此外，沙捞越国民党等也加强了和反对党人民公正党（PKR）等在全国大选和州选举中的合作，并于2010年正式加入反对党“人民联盟”。

“烈火莫熄”运动后，马来西亚民主化改革的浪潮兴起，西马地区的反对党实力不断增强，“两线制”基本形成。反对党实力不断增强并且逐渐与执政党联盟分庭抗礼的同时，西马政治呈现出新的特点：马来族群内部分裂逐渐增大。东马情况却和西马形成鲜明对比。自1994年巫统东渡沙巴之后，国政牢牢掌控着该地区政权，沙巴和沙捞越被视为国阵的“固定票仓”。由于沙巴和沙捞越在国会中的议席数量较多，拿下这两州的议席就等于为赢得大选拿下了重要砝码。在沙巴沙捞越选票的大力支持下，联邦政府在2008年大选和2013年大选中面对反对党的挑战也能稳住阵脚。以2013年大选为例，沙巴地区国阵获得了25个国会席位中的22个，沙捞越地区国阵则获得了31个国会席位中的25个，两州的席位贡献了国阵总席位133席的三分之一。在西马刮起政治改革风潮、国阵吸引力下降的情况下，东马政党成为联邦政权的稳定剂，使国阵不至于面临倒台的窘境，东马“造王者”的称呼也开始逐渐为人们所使用，反映出东马在马来西亚政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协助希望联盟获取联邦政权

2018年第14届大选正式确立了东马“造王者”的地位。此次大选后，马来西亚出现了自独立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希望联盟击败国民阵线上台执政，也正式拉开了马来西亚政治转型的序幕。希盟此次胜选离不开东马的大力支持，东马对希盟胜选的助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东马为希盟内部的政党提供了大量选票支持。希盟在大选宣言中把给予东马地区更大自主权作为重要议题，指出要根据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协定》恢复东马两州“邦”的地位和其他一系列权力。①Buku Harapan P111.鉴于“东马自主权”问题成为近年来东马民众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希盟的口号吸引了大量东马民众的选票。根据大选后选举委员会国会议席统计，相较于第13届大选，国阵在沙巴州的议席数从22席降到10席，希盟的席位数则从3席上升到6席。②第13届大选时反对党联盟为人民联盟，其中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在东马共赢得席位3席（PKR 1,DAP 2），第14届大选时反对党联盟为希望联盟，其中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在东马共赢得席位6席（PKR 3,DAP 3）。在沙捞越州，希盟赢得的国会议席数也从第13届大选时的6席上升到10席。可见，希盟强调东马地区发展的策略赢得了选民支持，东马的部分选票流向希盟。

另一个方面，来自东马的沙巴民兴党选择和希盟合作共同组建政府，两派的成功合作巩固了希盟的国会多数席位，沙巴民兴党实际上成为此次大选的“造王者”。大选结束后，希盟赢得国会222个席位中的113席，仅仅超过半数议席2席，虽然获胜但政治局势仍不明朗，此时来自沙巴民兴党的支持巩固了希盟政权，沙巴民兴党在大选中获得8个国会席位，加上希盟总席位数是122席，超过半数议席10席，基本稳固了希盟政府的政权。实际上，此次大选的“造王者”来自沙巴并不奇怪，因为长期以来沙巴的政治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马来人穆斯林和卡达山人基督徒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在持续进行，尽管沙巴巫统给沙巴政治带来了短期的稳定，但并没有解决该州政治存在的基本矛盾。最终，在族群关系上持开明态度的沙巴民兴党成为沙巴民众的选择，并最终改变了联邦的政治形势。

（三）助力国民联盟稳定联邦政权

2018年大选后希盟上台执政，引起了以巫统为首的部分马来人政党的不满，巫统宣布和伊斯兰教党合作组建“全民共识”，力图捍卫马来人权益。“全民共识”指责希盟为华人谋取政治利益却忽视了马来人特权，并积极谋划试图推翻希盟政府。2020年2月24日，希盟内部就领导人接班事宜产生矛盾，土著团结党公开宣布退出希盟，马哈蒂尔主动辞去总理职务，加之阿兹敏派系退出人民公正党，希盟因失去国会下议院多数席位而垮台。①许利平：《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当3世界》，2021年第5期，第65—71页。在最高元首的支持下，来自土著团结党的穆希丁趁此机会获得了总理职位。根据宪法规定，担任总理至少要获得国会过半数议员支持，也就是支持席位必须超过111席。穆希丁在促成与巫统和伊斯兰教党组建国民联盟的合作后国会席位仍然不够，而此时决定他是否能成为总理的关键是来自东马的政党支持。2018年国阵败选后，沙捞越执政党纷纷退出国民阵线并组建了沙捞越政党联盟（GPS），在2020年的政治动荡中，沙捞越政党联盟选择与国民联盟合作，它所拥有的18个席位为穆希丁获得超过111席国会议员支持提供了关键支撑，东马政党的“造王者”地位再一次凸显。

穆希丁上台执政后，沙巴的政治形势再次变得复杂，沙巴民兴党沙菲益领导的州政府很快受到沙巴巫统和国盟组成的沙巴人民联盟（GRS）的挑战。2020年7月29日，沙巴巫统领袖慕沙阿曼策反执政党州议员，企图推翻民兴党—希盟政府。沙菲益随后宣布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选举中国阵和国盟联手取得州议会多数席位，沙菲益政府宣告倒台。此次沙巴州选举被视为马来西亚政坛的风向标，就在沙巴选举前夕，反对党领袖、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宣称已获得下议院多数议员支持，但其并未与最高元首会面，因此无法确定相关事宜。而沙巴选举中对巫统支持的回升和希盟的落败也反映出穆希丁政府尚能稳住政权，不至于出现被迫下台的局面。最终安瓦尔未能挑战成功，正是由于在沙巴选举中国盟所获得的支持使得国内选民和最高元首相信穆希丁能够继续维持联邦政府的稳定，沙巴政党再一次发挥了政坛“造王者”的作用。

2021年8月，穆希丁政府因巫统15名议员撤回支持而倒台，联邦政权再次为巫统所主导，巫统副主席伊斯梅尔成为新任总理。②Hasimi Muhamad.“15 ahli Parlimen UMNO tarik sokongan,saya telah hilang majoriti”-Muhyiddin.[EB/OL].Astro Awani.2021-8-16.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malaysia/15-ahli-parlimen-umno-tarik-sokongan-sayatelah-hilang-majoriti-muhyiddin-314334.伊斯梅尔所获得的支持也仅有114席，其中来自东马的支持达到29席，他领导的政府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如果失去东马的支持同样面临倒台的可能，东马的议席再次发挥稳定政权的重要作用。同年9月，伊斯梅尔领导的联邦政府宣布和反对党希盟签署《朝野备忘录》，意在保持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合作以维护政治稳定。

在2022年11月举行的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中，东马政党的议席数再次成为影响联邦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西马地区激烈的政党竞争导致难以有一个联盟能够获得国会过半数席位，无论哪个联盟执政都不得不依赖东马地区的议席。

基于东马政党与联邦政府双向互动的历史与现实，东马政党逐渐成为联邦政治的“造王者”，在影响联邦政治走向的同时，自身也拥有越来越明显的发展优势。随着联邦政治和东马政治都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也将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联邦政治特点及未来发展

1.“首投族”参与，选民结构发生变化

2021年12月15日，马来西亚18岁投票法和选民自动登记制度正式生效。由此，马来西亚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法定年龄由21岁下调至18岁，且所有选民无需在投票前通过注册才能获得投票权。①ASTROAWANI.Undi18: Pendaftaran automatik berkuat kuasa 15 Disember.[2021.12.15](2022.10.21).https://www.astroawani.com/berita-malaysia/undi18-pendaftaran-automatik-berkuat-kuasa-15-disember-333981.这使得马来西亚的合法选民人数大幅增加，据选举委员会2022年5月的数据，目前登记在册的选民人数为21113234人，其中18岁至21岁的年轻选民占5.4%。到2023年，登记选民人数预计将增加到2270万，与2018年第14届大选选民名册记录的1490万相比，增加了近50%。②ASTROAWANI.Menjelang PRU15,ini beberapa fakta menarik yang perlu anda tahu.[EB/OL][2022.10.11](2022.10.20).https://www.astroawani.com/berita-politik/menjelang-pru15-ini-beberapa-fakta-menarik-yang-perluanda-tahu-385310.由于18岁至21岁年龄组的选民是首次参与大选，首投族的思想更为活跃，选举偏好或者选举倾向成为国家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首投族”的出现影响政治走向外，选民对国家政治的态度也会对政治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默迪卡中心》2022年10月19日至28日对1209名选民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有72%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政治正在往错误的方向发展，只有20%的人认为处于正确方向，相比2022年9月份的数据26%又下降了6个百分点。此外，在对政党联盟的投票倾向调查中，各大联盟中希盟获得的支持率最高，但也仅为26%，有31%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确定支持对象，而且马来族群中除了有32%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国阵外，仍然有29%的选民表示支持对象不确定。③Merdeka Center.Malaysia Upcoming Elections: The State of Play.2022-10-28.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选民普遍对于国家政治的发展感到不满，由于政党以及政党联盟的碎片化特点，大量中间选民的政治态度与选举偏好将是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会对政局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2.政党联盟形同“政治拼盘”

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开始，从来没有过单一政党执政的历史，政党通过组成联盟赢得国会议席再组建政府。在第14届大选前，政党通常是在国会解散或大选前结盟或者达成合作。特别是进入21世纪马来西亚政坛逐渐形成“两线制”后，通常在大选前政党联盟已经相对固定。也正因为如此，希盟才能在第14届大选前收编所有有影响力的反对党，实现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然而，如今的政治局势却脱离了这一常态，除了国阵、国盟、希盟三大联盟，还分散着一些小联盟或地区型联盟，例如全民共识，祖国行动阵线，沙巴人民联盟，沙捞越政党联盟等等，政党政治体系已经从政党碎片化发展成为政党联盟碎片化。政党联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国家政局的走向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实际上，如今马来西亚政治格局已经从“两线制”过渡到“拼盘政治”时期，多个政党合作组成政党联盟，联邦政府是由各个政党联盟合作组成的“拼盘政府”，共同维持政府权力的运行。由于联盟之间政党的多样性以及政治理念的差异，联盟间的合作基础脆弱，很难实现政治理念的契合，更多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这就决定了政党联盟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再加上政党联盟内部本身具有不稳定性的特征，这也决定了政府权力拼盘不稳定的特性。随着《反跳槽法》的落实，第14届大选后流行的基于议员跳槽的“青蛙政治”可能会告一段落，但基于政党及联盟合作的“拼盘政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特点，政党合作从先联合再选举变成先选举再联合，合作的基础也从强调政治理念相契合转变为注重满足现实利益。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更换合作对象，从而组成新的政治拼盘，很可能会成为影响马来西亚未来政治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根据《默迪卡中心》的民意调查，调查者对三大联盟希盟、国阵和国盟的支持率分别为26%、24%和13%①Merdeka Center.Malaysia Upcoming Elections: The State of Play.2022-10-28.，可见三大联盟已呈三足鼎立的态势，且没有一个单一的联盟有绝对支持率以组建联邦政府，这也意味着任意一方都有可能成为“权力拼盘”中的关键一环，都有成为“造王者”的可能。

3.政局走向特点从“一步式”转向“多步化”

在以往马来西亚“两线制”的政治生态中，政党联盟在竞选时通常会向选民发布竞选宣言，依据自身优势向选民许诺胜选后的施政方针和惠民政策，以此来吸引选民支持。选民在投票时也能够按照自身对议员的支持程度以及对未来政府的期望进行投票，通过“一步式”的投票选出国会议员以及未来的政府。当前，政党联盟的碎片化状态却改变了这一政治生态，众多政党联盟并存且各自都没有单独组建政府的能力，这增加了选民选举的难度。选民在选举前无法预知未来的政府形式，选民通过一次选举只能够选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或者政党，却无法决定政党后续会跟谁合作组建政府，这改变了马来西亚传统的“一步式”选举格局，政治局势呈现出“多步化”的发展态势。由于选民投票后对后续政党合作的影响力较小，实际上意味着选民已经无法选举出自己支持的政府，而最终组成的“拼盘政府”也难以满足众多支持者的愿望，这将影响到马国政治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政局走向的“多步化”特点直观地体现为政党合作方式从先联合再选举转变成为先选举再联合，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选民对政府构成的决定力在降低，选民在无法预知未来政府的情况下进行“盲投”，增强了政治发展的偶然性，相反政党精英将会在政局走向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东马政治特点及未来走向

联邦政治所展现出的上述特点，是多年来马来西亚政治碎片化的结果，随着联邦政党间实力逐渐趋于平衡，联邦政治对东马政治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此消彼长，在联邦政治影响力逐渐降低的情况下，东马政治对联邦政治的影响力将逐渐增大，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1.东马政治将逐渐摆脱边缘性特征

展望东马政党政治未来的发展走向，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东马地区政党政治将逐渐摆脱边缘性特征，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各方的争取对象。随着各政党越来越重视在东马的政治活动，东马政治将成为联邦政治不可忽略的部分，近年来西马各政党纷纷在东马地区开设分部，加大宣传力度以争取选民支持，逐渐推动东马政治从区域化到联邦化的发展趋势，将原本自成一系的地区政治纳入联邦政治体系当中。第15届大选前，国阵就提出如若胜选要在未来设立3个副总理职务，分别来自马来半岛、沙巴和沙捞越州，希盟也随之跟进，表示如果胜选将会在东马和西马分别设立一个副总理。①Mohamed Farid Noh.3 TPM lebih jimat daripada 4 menteri kanan.Berita Harian.2022-10-24.http://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2/10/1016164/3-tpm-lebih-jimat-daripada-4-menteri-kanan.可见，国阵和希盟都意识到了东马的重要性，并竭尽全力争取东马政党和选民的支持。从联邦政党的一系列表态以及举动来看，东马的政治地位正逐渐提高，受到各方的重视。不同于以往国阵在东马“一家独大”的政治格局，如今东马地区的政治形势日趋复杂、斗争日趋激烈。西马的政治斗争已经蔓延到东马沙巴地区，第14届大选中沙巴国阵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反对党动摇，25个国会席位仅获得10个，沙巴民兴党逐渐崛起，其未来发展在充满竞争的情况下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沙巴人民联盟掌握着沙巴州政权，但国盟与国阵之间隔阂较深，相互关系逐渐从合作变为竞争，执政党联盟不稳定一定程度上会使民兴党—希盟获利，从而使两派的力量更趋平衡，并左右州政权归属。在沙捞越地区，西马政治斗争的影响相对较弱，沙捞越政党联盟的实力较强，因此将会成为联邦各方关注和争取的重点。在第14届大选中国阵在沙捞越地区获得19个国会议席，沙捞越政党联盟退出后，国阵议席数仅剩1个，可见沙捞越本土政党更能获得选民的支持，沙捞越政治发展仍然存在区域主义的特点。这一点在2021年底的沙捞越州议会选举中也有所显现，选举中沙捞越政党联盟共获得82个议席中的76个，甚至超过了2016年国阵的72个，可见沙捞越政党联盟在当地的号召力随着联邦的政治动荡正在逐步增强。

2.东马地区自主权将进一步增强

东马地区基于区域主义的自主权将得到不断巩固和增强，东马政治成为联邦政治中特殊的存在。随着东马政治地位的提高，东马的政治诉求也将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政党博弈的焦点。当前东马各主要政党都已经把争取东马地区自身利益作为主要政治纲领，特别是当前执政的沙捞越政党联盟和沙巴人民联盟都十分重视提高东马的自主性。为争取来自东马的支持，2021年12月，伊斯梅尔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联邦宪法修正案，恢复沙巴沙捞越“邦”的地位。2022年4月，时任总理伊斯梅尔又宣布沙巴当年的中央拨款增加4.7倍，从2670万增至1亿2560万林吉特，且未来几年将持续增长。①Pemberian Khas kepada Sabah Dinaikkan 47 Kali Ganda[EB/OL],Sinar Harian.2022-4-12.https://www.sinarharian.com.my/article/197968/BERITA/Nasional/Pemberian-khas-kepada-Sabah-dinaikkan-47-kali-ganda.这些都反映出东马在联邦政治中日趋重要的地位，以至于联邦政府不断给予东马更多的利益和优惠来吸引当地选票以及促进与当地政党的合作。2022年2月，沙捞越议会通过决议将沙捞越首席部长改称沙捞越总理，体现出希望在自主权问题上更进一步的决心，沙巴未来不排除有跟进的可能。因为拥有地区选民的支持与充足的国会议席，东马政党在各政党联盟的竞争中能够左右逢源，将自主权作为支持组建联邦政治“拼盘”的重要条件。反过来，东马政党从联邦获取更多自主权后又能够进一步吸引选民支持，使得东马选民更加团结。随着东马自主权的提升，东马也将继续朝着区域主义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提高其影响联邦政权的能力。

（三）联邦与东马的政治互动

从国阵“一家独大”到“两线制”再到如今的“拼盘政治”，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着族群分裂、阶级分裂、宗教信仰分裂、政治理念分裂和地域分裂，联邦政治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拼盘游戏。政治权力拼盘的不稳定性特点也将导致联邦政府的影响力逐渐降低，因此联邦对东马政治的影响力也会逐渐降低。在联邦层面，任何一方的支持对于权力拼盘的完善都至关重要，因此东马的地位自然将得到提升，任何一个政党联盟想要获得政权都会争取东马的支持，而东马则会借机争取自身经济和文化权益的发展机会。东马政党通过为地区争取权益而获得地区选民的支持，从而壮大自身的力量。只要东马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席位和选票，就会成为联邦政府拉拢的对象并进而成为国家权力拼盘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的是，东马的自主权将会逐步提升，同时东马对联邦的影响将会明显大于联邦对东马的影响。

此外，东马两州的情况还将有所不同。在沙巴州，近年来民兴党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强调关注区域事务并弱化族群分歧，已经发展成为沙巴州的强大政党，它也在不断推动沙巴形成与沙捞越相似的区域政治体系。但是，沙巴政治与联邦政治具有相似性，都是以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竞争为主线，历来受到联邦政党的影响较大，区域政党的影响力仍然较弱，政党间的竞争仍然会加剧。目前，民兴党—希盟作为稳定的政党联盟，在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也不能忽略国阵和国盟在地区的影响力。现阶段，在沙巴地区联邦的影响力将会大于它对联邦政治的反作用力，各个政党将会在地区展开激烈竞争。在沙捞越地区则相反，虽然联盟政党例如巫统、民行党和公正党的实力不容忽视，但结合2021年州选举的结果，沙捞越政党联盟的优势十分明显，它对联邦政权的影响力显然更大。沙捞越政党联盟领导下的州政府已经让选民体验到支持州政府能够促进地区政治稳定，为地区发展和选民生活带来福利，因此选民也很可能将更加团结地支持沙捞越政党联盟。在拥有充足选票支持和国会议席的情况下，沙捞越政治对联邦政治的影响力将远大于联邦对沙捞越的影响力。

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东马政党政治迎来了快速发展，并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联邦政府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法对东马政治进行干预，扩大自身在东马地区的影响，在联邦政府的作用下，沙巴州和沙捞越州政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逐渐成为联邦稳固政权的票仓。随着联邦政治的转型发展，东马政治对联邦政治的影响力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在联邦执政党联盟与反对党联盟的实力日趋平衡的情况下，东马政党在联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政坛的“造王者”，不仅影响了政权的稳定，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权力的归属。第14届大选中，东马的“造王者”地位正式确立，这一地位在此后的多次政治危机中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随着马来西亚政局的发展，联邦和东马政治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未来互动中，东马政治对联邦政治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