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语言学的伽利略-牛顿-乔姆斯基风格

王强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65)

生物语言学旨在研究语言的生物学属性，它把语言当作自然客体，把语言官能当作与人体内的其他官能一样对待。生物语言学旨在回答五个基本问题，即语言知识的组成、获得、使用、相关的大脑机制及发展演化等，并认为语言具有生物性，语言学最终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1]，[2]1-3，生成语法所研究的普遍语法(UG)就是早期的生物语言学，生成语法也是一直采用生物语言学方法研究内在化语言[3]。

伽利略和牛顿都是现代科学(或曰经典科学)的奠基人和先驱。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生物语言学继承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思想和风格，研究既是自然客体又是生物客体的语言。乔姆斯基是当代生物语言学(生成语法)研究的代表人物，研究思想和风格深受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影响。正如Smith所说，“乔姆斯基对语言官能本质的思考所基于的历时及学术框架正是伽利略和笛卡尔传统”[4]。核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和哲学家Husserl率先提出并使用“伽利略风格”(Galilean style)一词，1999年，Adriana Belletti和Luigi Rizzi在采访乔姆斯基时也说，“最简方案的方法论假设大体上与后伽利略自然科学(即伽利略风格)的方法是相同的”[5]98。吴刚较早地初步总结了“伽利略-牛顿风格”(Galilean-Newtonian style)的内涵[6]18-19。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梳理伽利略和牛顿作出的与语言学尤其是生物语言学相关的论述，讨论乔姆斯基对伽利略和牛顿思想的批判、继承及其在生物语言学中的发展，以建立、充实生物语言学的伽利略-牛顿-乔姆斯基风格，阐释生物语言学的方法论思想。

很多科学家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某些习以为常的现象或问题感到困惑，继而思考如何对其作出解释。对问题感到困惑是有意义的，因为科学就是如此，问题无处不在，但是不能把问题丢在原来的地方或者停留在现象本身而不给出为什么如此这般的解释。

作为现代科学奠基人和先驱的伽利略，对语言现象也有过困惑。可以说，他对语言现象的困惑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可贵的是，他对困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Chomsky指出，在洪堡特之前，伽利略已将语言和思维紧密联系起来，而不是只和交际联系起来。这为伽利略认识语言的本质明确了方向，也为此后的生物语言学(生成语法)研究用于思维的语言开拓了道路[7]650。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之时，Galilei就对人类使用20多个字母的不同组合向他人表达内心最隐秘的思想以及表现出的“非凡的心智”(sublimity of mind)感到困惑，并视为人类最“神奇的发明”，“超越了一切了不起的发明”[8]120。Chomsky赞赏伽利略第一个清晰地认识到人类语言的核心性质——也是最具区别性的性质——使用有限手段表达无限的思想[5]45,[9]4。我们认为，伽利略认识到这一点，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物理学中存在同样的现象。

但是，如果的确发生这种沿着直线CE的滑行，那么数量上将是无限的，因为接触点(仅指那些点)数量上是无限的：但是，无限数量的有限滑动会形成无限长的直线，而事实上直线CE是有限的。[10]19

图1中，CE指以A为中心的圆的切线。“有限”和“无限”的对比提示我们，这正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的思想，与人类用20多个字母表达内心思想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

图1 CE的解释[10]17-18

伽利略把语言和思维联系起来以及对语言使用有限手段表达无限思想的超前认识，在洪堡特的学说中得到了发展。洪堡特认为：“语言面对着一个无限的、无边无际的领域，即一切可思维对象的总和，因此，语言必须无限地运用有限的手段，而思维力量和语言创造力量的同一性确保了语言能够做到这一点”[11]116。如果说洪堡特给生物语言学的影响更加直接的话，那么伽利略给生物语言学的影响更加深远。

Chomsky认为，伽利略意识到的语言使用有限手段表达无限思想的任务，直到20世纪的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才逐渐清晰地理解[5]48。形式科学与生成语法、生物语言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形式科学是“生成语法之源”[12]。宁春岩在梳理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区别特征之后总结道，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是典型的形式派，形式语言学的理论对象是语言能力和物化这种能力的人脑语言系统，理论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公理系统推导法；
形式语言学是解释性的语言学理论[13]。我们认为，研究语言生物遗传属性的生物语言学及生成语法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要解释伽利略认识到的、语言的离散无限性，解释语言怎样使用有限的手段造出无限多的句子，儿童又是怎样在短短几年内习得母语的，采用的方法正是伽利略、牛顿采用的自然科学方法。

Chomsky还指出，伽利略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开启了现代科学，愿意直面困惑跨出了严肃科学探索的第一步，并很快发现直觉往往是错误的[7]651-653。在我们看来，只有摆脱常识式直觉的桎梏，才能走近科学。力学和光学中有很多有趣的现象。10磅重的铁球和1磅重的铁球哪个先着地呢？亚里士多德的直觉认为10磅重的铁球会先着地，但是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的实验生动地表明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将一根筷子插入水中，直觉告诉我们插入水中的那一节会变弯，但事实上并没有变弯，而是光的折射在起作用。语言习得研究发现儿童能够正确地理解Can eagles that fly swim?的意义。虽然直觉上fly离can更近，而swim离can更远，但我们不是问Can they fly?，而是问Can they swim?，儿童也都知道我们发问的意图[14]。事实上，儿童对句子的理解不是按照表面的线性，而是讲究成分结构和结构层级性的，由此推导出语言学理论中著名的最短结构距离性质和结构依赖原则。类似地，在Instinctively, eagles that fly swim中，我们对instinctively与离得更远的swim关联感到困惑，最短结构距离性质和结构依赖原则也是对这种困惑最简单而可行的解释[7]651-652，而且是语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回答了生物语言学的首要问题。相比之下，经验论者Putnam[15-17]、Sampson[18]等研究只关注错误的直觉，忽视了语言的层级性，认为最短距离是线性的，如对于Can eagles that fly swim?，以为是问Can they fly?；
对于Instinctively, eagles that fly swim，以为instinctively与线性更近的fly关联，没有对困惑提出任何真正的解释。

诚然，困惑是宝贵的，但是科学不能囿于常识式直觉，而是要努力构建有解释力的理论。生物语言学既要研究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人和人类语言及其生物遗传属性，又要构建相关的理论。然而，世界不同于关于世界的理论，犹如语言不同于关于语言的理论。生物语言学遵循伽利略、牛顿倡导的理论可知性，并在乔姆斯基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同时，运用演绎推理，构建最佳的、有解释力的理论。

Chomsky在概述最简方案的根本尤其是方法论假设时回顾道，17世纪，人们对研究和理解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剧变。牛顿认为世界本身是不可理解的，至少是在早期科学所希望的意义上如此；
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构建可以被理解的理论，以满足我们的认识论标准。这也是“伽利略风格”的内涵。从此，科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科学家的任务是弄清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基于世界的一般性质来解释有机体的复杂性，而不能直觉式、常识式地理解世界[5]100，[19]72-73。吴刚在阐述“伽利略-牛顿”风格时总结道，在科学理论的研究与构建过程中，伽利略忽略或无视的是有悖于理论的事实，牛顿摈弃的是无助于理论构建和理解的常识和直觉[6]19。同理，我们认为，生物语言学是要构建关于语言知识的组成、获得、使用、相关大脑机制及发展演化的、可以被理解的理论。大脑的工作原理无法通过直接观察的方式认识，大脑或许不可最终被理解，但是语言是认识大脑工作原理的最佳途径之一。类似地，语言能力和语言知识也无法直接观察到，或许也不可最终被理解，但是可以基于说出的话语和内省的语料，提出各种抽象的模型，构建可以被理解的语言学理论。在理论构建过程中，既要忽略有悖于理论的事实，如忽略“包车包班列包机”这样不符合汉语韵律语法理论的、蹩脚的语言事实(按照2#2#3的韵律，应该说成“包车包机包班列”)，又要摈弃无助于理论构建的直觉，如以为在John kicked the door中，kick是全句的句法中心语(按照生成语法的中心语理论，-ed这个屈折语素才是中心语)。当然，更要放弃毫无根据的猜测，如以为英语从汉语演化而来。总之，常识式直觉不应再是认识世界的标准。

Chomsky特别强调，如果接受自牛顿以来的现代科学成就，在构建可以被理解的理论同时，我们还要构建最有解释力的理论，并与其他最佳理论统一[19]74。根据程芳的解读，“最佳理论”是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研究风格, 即指建构解释力最好的理论来解释客观现象[20]。我们发现，最短结构距离性质、结构依赖原则、经济原则、语段不可渗透条件等都是最佳的、有解释力的生物语言学理论。尤其是，最短结构距离性质属于高效运算原则，而高效运算原则又是语言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原则也是科学界、工程学界普遍适用的最佳理论。可见，生物语言学理论可以而且应该与其他最佳理论统一，基于世界的一般性质来解释有机体的复杂性。

遵循理论可知性，并非人为设定，实乃客观所限。人类认知能力有其特定的作用范围和限制，我们无法为所有已经提出的问题都找到答案，甚至不能提出适当的问题，因而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关于世界的可知理论中的一部分。生物语言学非常关注的柏拉图问题(Plato’s Problem)已经提出两千多年了，至今还没能给出完美的答案，但不代表以后找不到答案。Chomsky强调，语言演化理论符合伽利略、牛顿等人倡导的理论可知性，并明确提出了界定标准，即：一个理论，只有在能够采用适当的人造工具重复它的假定时，才是可知的[7]681。我们曾评论道，乔姆斯基的语言演化理论是一种“突变论”(saltationist)或“不连续论”(discontinuity)，它与“渐变论”(gradualist)相对，推测语言演化过程中发生了突变——语言官能的“大跃迁”(great leap forward)，特别是神经回路重组。虽然目前还存在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支持演化过程“突变论”，不连续是不可避免的，这已成为当代演化论的共识[21]。这种理论假设是可以复制的，这种理论是可知的，是运用演绎推理构建出来的。总之，不要提出各种无解的问题，也不要设定各种不切实际的目标，更不要虚构语言理论。

李慧主张，“换言之，人类语言容易被干扰，因为它是一个进化的新型特征……既支持延续性，又把新型特征看作是重组过程的结果而非新型基因的产物，同时也支持把语言视为源于认知的、神经的、基因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非人类独有的观点。”[22]13总体上有失偏颇。说“人类语言容易被干扰”，这本身就是被众多不可信因素干扰的结果，因为语言在形成之后就没有被干扰过。Chomsky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外在化系统在计算上是完美的，但是完全有理由认为内在的合并机制近乎完美，因为这种机制始终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自从人类5万年前走出非洲以来，内在的语言计算系统即UG 就没有再发生过演化[19]13。我们要强调的是，真正被干扰的可能只有交际中的语言运用，而语言官能本身并没有被干扰过。说“支持延续性”，则忽视了人类语言的离散无限性。人类语言是一个递归的、层级的、无限的系统，要想从某个有限的系统演化到语言这种无限的系统，只能依靠突变、依靠不连续[21]。语言演化延续观还忽视了语言学理论的简洁性(下节将具体讨论)，只有异常不必要复杂的语言学理论才会主张延续性。说“把语言视为……非人类独有”，则是建立在部分正确的论述基础上得出的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语言真的“非人类独有”，那么研究其他动物及其交际系统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专门研究语言了。而事实是，除语言以外的其他系统都可以在其他动物身上直接研究，唯独语言与生物界其他事物非常遥远，语言是“在生物学意义上被隔离的”(biologically isolated)，典型例子是，人类语言的离散无限性是其他动物及其交际系统望尘莫及的[9]3，[19]54。“语言非人类独有”的观点还忽略了人类概念的唯一性，因为人类概念是心智的内在概念或表征，在动物界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语言和人类的唯一性[19]204-205。

要构建有解释力的理论，就要采用科学上广泛使用的演绎推理。伽利略在解释不同重量的物体运行速度的差异时就采用了演绎推理。

让我再解释一遍，不同特定重力的物体中观察到的速度变化不是特定重力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外部环境，尤其是媒介的阻力。因此，如果把阻力移开，所有物体将以相同的速度下落；
这个结果主要是从你刚才承认的而且是非常真实的事实中演绎而来，这个事实就是重量相差悬殊的物体的速度差异将随着穿过的空间距离越长而变得越大，但是如果速度取决于特定重力的差异，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10]59

伽利略总是先观察自然现象，善于在观察结果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假设，运用数学工具进行演绎推理，看是否符合实验或观察结果，由此发现自然规律。哲学家古德曼、哲学家数学家罗素等先驱十分强调用逻辑原理进行演绎。语言学家Bloomfield倡导使用公理、定义和演绎来纠正语言学中的错误，像发展已经比较充分的形式科学(如数学)一样，推动语言学的改革[23]。Chomsky和Lasnik提出的空语类就是在观察John is too stubborn to talk to、I told you what to feed yourself和Who was John persuaded to visit[24]等大量类似语言现象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经验性的假设，继而进行演绎推理，接受更多的语言事实的验证，最终得出空语类原则——语迹必须受到严格管辖，这就是最佳的理论。大而言之，语言系统的运算过程本质上就是演绎过程。与自牛顿以来的其他科学一样，乔姆斯基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标准的科学(standard science)，与物理学家对黑洞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吴道平在回答“为何形式主义”的问题时也提到，乔姆斯基主张的形式普遍性就是以演绎法逐步推导出的，即首先提出一条形式的原则，然后将其用在某些自然语言上，看是否成立，是否需要修改，是否需要某具体的规则来补充[25]。

牛顿提出哲学中的四条推理规则，其中前三条对生物语言学至关重要，也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推理规则，如下所示：

规则I：自然不做徒劳的事，意简言赅，才见真谛，自然喜欢简单性。

规则II：对于相同的自然现象，必须尽可能地寻求相同的原因。

规则III：物体的特性若为所有物体所共有，则应视为一切物体的普遍属性。[26]447-449

我们把这三条规则分别称为简洁性、统一性和普遍性，其中，统一性也即一致性。牛顿可谓哲学推理规则的集大成者，因为这三条规则尤其是简洁性规则在之前的伽利略思想中有经典的论述，对之后的生物语言学思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规则I表达的简洁性思想可以追溯至伽利略，他认为自然是简洁的(Nature is simple)，这在科学史上是始终如一的，语言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概莫能外。Chomsky回顾道，伽利略在研究加速度时，说“自然通常只使用最不复杂、最简单、最容易的手段”[5]57。生物语言学非常重视简洁性，首先体现在生成语法理论研究中。Chomsky提出的领界条件(subjacency condition)[27]80-81及之后的发展将WH-岛条件、复杂NP条件和循环性条件对WH-移位的限制归结为一个条件，即一个组构成分在任何一次移位时都不能越过一个以上的界限节点(bounding node)，界限节点包括IP和DP。这个条件是界限理论、约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理论简化的典范。理论简化后，解释力变得更强，可以用于解释长距离和短距离移位、关系分句、多项WH-问句等多种WH-结构。语法简洁性为什么如此重要？一言以蔽之，“简洁的语法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如何从各种相互竞争的语法中进行选择”[28]54。Chomsky指出，简洁性思想是理论内在的(theory-internal)，并把这种内在简洁性视为科学探索的本质，旨在把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重新设定为生物学角度或方法，看是否真正存在计算复杂性原则或其他自然法则[19]87。我们认为，简化后的理论更具概括性，也更自然。

“自然即简洁”思想，对语言演化研究也很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生物语言学框架下，更有必要追求UG的最简理论。简化语法理论有很多目的，不仅是为了解释儿童何以如此迅速地习得一门语言，也要说明语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如果一个语法理论异常不必要地复杂，那么这样冗余的语法又怎能顺利演化而来呢？Chomsky接受伽利略思想的核心，即结构的简洁性至关重要，并认为语言是一种突然浮现，考古证据恰恰支持突然浮现观。如果UG越复杂，那么探索语言起源的最终理论和语言官能演化的最终解释的阻力就会越大[19]80-82，[29-30]。我们认为，在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和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语言中，语法也应该是简洁的，追求简洁性就是追求解释。最简即为最终，最简即为解释[31]。

简洁性与强式最简假设(strong minimalist thesis/SMT)密切相关，SMT是近十五年来生物语言学提出的最重要的假设之一。SMT认为，语言机制是语言官能必须满足接口条件的最优解答。如果语言官能是完美的，那么UG就应该归结为最简的计算操作，以满足各种外部条件[31-32]。Chomsky非常看重SMT，称其能应对世界语言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与语言起源和浮现的证据完全吻合，也符合自然科学的指导原则。在SMT框架下解决各种困惑，就是为伽利略的“自然即简洁”这一信条提供支持[7]661，[30]。由生物属性决定的内在语言系统遵循SMT，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因为内在(化)语言就是简洁的。

规则II表达的统一性思想也可以追溯至伽利略。为便于人类理解，伽利略打造了一个新的可知性模型，并提出了对自然现象进行一致性(coherent)解释的新标准[33]174。显然，其中的自然现象就包括语言现象。语言现象表面上纷繁多样，跨语言差异表面上也可以很大，但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包括生物语言学)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对这些现象作出统一的、一致的解释。步伽利略的后尘，牛顿在《论轨道上物体的运动》(拉丁文Demotucorporumingyrum)手稿中证明天上与地上的物体服从完全同样的运动规律，旨在用统一的力学原因去解释所有这些物体的所有运动和现象。上文提到的领界条件对WH-移位的解释就是统一的，可以一致性地解释WH-岛条件、复杂NP条件和循环性条件对WH-移位的限制，原因就在于这三个条件之间存在相似性，其中的WH-移位好比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WH-岛和复杂NP好比自然界中不同的物理环境。

Chomsky还提倡，在后牛顿科学中，要把各个科学探索的分支统一(unify)起来，归结(reduction)就是可能方法之一[33]184。这种归结的思想广泛体现在生物语言学中。以前所有的句法操作现在都被归结为一个句法操作——合并，这不仅简化了语言学理论，也为语言演化研究打开了一扇更明亮的窗户。语言设计的三个要素把生物语言学基本问题逐步归结为“我们的目标是将针对语言的特定技术手段归结为原则性的解释，从而把语言官能所特有的核心性质分离出来，那么我们离这个目标还能走多远呢？”[34]11，旨在超越解释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实现生物充分性(biological adequacy)，朝着生物学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此类归结是有限度的。Chomsky提醒道，语言学与“核心”自然科学最终“统一，但不一定归结(unification, but not necessarily reduction)，因为科学史上的大规模归结是极少见的”[5]54，[9]106，比如，化学就不能归结为物理学。

规则III是典型的推理规则，广泛应用于语言研究中。我们在深入研究一种语言的属性后，如果发现其他语言也有这种属性，那么就可以认为该属性是普遍的，这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学理论构建方法，即某种语言的属性研究得越深入，它成为一切语言的普遍属性的可能性就越大。上文提到的领界条件最早是在英语中被发现并深入研究，视为英语的属性，后来在汉语等其他很多语言中都得到证实[35]，因而可以推测是语言的普遍属性，具有跨语言共性。也可以认为这些属性就是形式的，是“语言系统上表示语言单位的符号之间的关系”[25]，如在移置的例子which book did John read中，which book在句首读出来，却是在read后面才能得到语义诠释。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研究形式(而非实质)，因为“形式的才是普遍的”[25]。

把语言学和生物学打通之后，也能看到规则III的表现，即语言和生物共享某些普遍属性。Chomsky指出，语言设计中的最短距离原则是最简运算的一个特例，而最简运算又是生物界一个更普遍性质的特例[7]651-652。这就把规则I和规则III联系起来了，即简洁的往往就是普遍的。我们在研究经典生物语言学的三大原则及其与现当代生物语言学的关联时提出“语言能”的新概念，发现作为一种能量的语言能必然也遵守能量守恒定律或热力学第一定律，还发现能量原则、整合原则和浮现原则分别是从物理学的(physical)、整体性的(holistic)和演化论的(evolutionary)角度讨论的，而这三大原则也是生物学的原则[21]。

作为天生本能的语言官能是自然的，是自然的馈赠。自然，贯穿于整个生成语法和生物语言学研究中，首先体现在将人完全置于自然界。人类的语言能力相互之间极为接近，因而可以把语言当作自然客体，与物理学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一样，研究自然语言的自然规律。这不同于某些计算认知科学研究者为反对结构依赖原则而刻意构造出所谓的假语言或赝语言(pseudo-language)。

Chomsky指出，在生物学中，“设计”一词指事物存在的方式。在物理学中，星系是怎么设计的，物理法则告诉我们，那就是它们存在的方式，不是为了任何目的，而是在特定的物理环境中发生的[19]50。关于物理学中的设计，牛顿的思想很有代表性。牛顿认为，恒星及其他类似体系的产生只可能出自于同一份睿智的设计，我们只能通过他(即上帝)对事物的最聪明、最卓越的设计以及终极的原因来认识他[26]611-614。我们认为，睿智的设计或许适用于恒星。相比之下，自然不会出于什么功能目的设计语言，但却可以决定语言。

儿童语言习得是一个自然生长发育、无意识的过程，儿童无需做出努力，无需他人指引。语言能力是自然的，犹如苹果往下落，而不是往上飞，抑或像伽利略实验中质量不同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这些都可以由牛顿定律来说明，都是自然法则[36-37]。儿童习得语言都采用更复杂的最短结构距离，而不采用更简单的最短线性距离，这就是自然，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干扰——既无法引诱儿童采用最短线性距离，也无法阻止儿童采用最短结构距离。又比如，儿童不需要学习语言的基本性质——离散无限性(与自然数1、2、3……的离散无限性相同)，因为心智中已经具备了这些基本原则，是任何经验证据无法提供的[9]3-4。再比如，儿童都知道领界条件，Chomsky认为它源于高效计算原则，犹如细胞分裂成球形，而非方形，那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这种高效计算是普遍的生物或物理现象，在个体语言发展中非常重要[19]61。与高效性紧密联系的是简洁性，最简方案界定的核心计算操作——合并，是语言系统采用的基本设计模式，也是理解语言天赋性的最佳方式。最简方案提出的包容性条件(inclusiveness condition)[38]225，即运算系统的输出不能多于其输入，就是一种自然的简洁性原则，这些都说明语言是由自然决定的，语言的运作方式是自然的。

自然的客体就采用自然的方法来研究。简言之，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思维，研究语言机能，这就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它是生成语法的语言哲学理论基础之一[6]12，[20]。Chomsky把对人类本质的生物学研究方法称为自然主义方法(naturalistic approach)，旨在构建可知的、解释性理论，UG就是这样一种理论。这是标准的科学，不同于新达尔文主义方法，因为长期的(自然)选择不适用于解释何以产生人类语言，语言是突变而来的[5]76，[19]103(1)吴道平(2020年4月22日，个人通信)指出，新达尔文主义关于“渐进主义”的坚持，当代受到很大挑战。挑战来自于发现的事实，即在寒武纪曾经有过物种的大爆发。很重要的证据来自中国的澄江化石。这些证据表明，物种的起源和进化曾在某个时期突然发生巨大变化。为解释这一现象，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Stephen J. Gould 1972年和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Niles Eldredge共同提出“律动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进化理论，认为生物的进化并不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积累的过程，而是长期的稳定甚至不变与短暂的剧变交替的过程。用到语言发生学上来，就可以确定语言的产生一定有过剧烈变化的过程。如果完全渐变的话，那么在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半语言”，“四分之一语言”，而那种支离破碎的“语言”无法用来交际或思维，就没有选择压力使得其继续进化。因此，Chomsky认为语言发生过程不是完全渐变的猜想是对的。。我们认为，突变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果，自然语言的属性就是这一系列结果最好的体现。

与伽利略一致，生物语言学始于对语言现象的困惑，却不依赖常识式直觉，而是寻求理论解释；
把语言和思维联系起来，继续探索语言如何使用有限手段表达无限思想。遵循伽利略、牛顿倡导的理论可知性，运用演绎推理，构建最佳的、有解释力的理论，并尝试与其他最佳理论统一。沿着伽利略和牛顿开创的现代科学道路，追求理论的简洁性、统一性和普遍性。语言是自然客体，语言是由自然决定的，语言的运作方式是自然的。对语言的生物学属性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始终是标准的科学，尤其是自然主义方法，与伽利略和牛顿研究自然的方法是一致的。

早在21世纪伊始，Chomsky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从内在角度研究语言的最终目标是回答“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what kind of creatures we are)[9]163。这一叩问及其探索在十五年后已经成书[39]，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演变为比较成熟的生物语言学的伽利略-牛顿-乔姆斯基风格，引领着当代生物语言学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