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秀艳，杨羽
摘 要：目前，学界对吐鲁番出土的《尔雅》关注较少，对上世纪初在吐鲁番吐峪沟出土的6件《尔雅音义》残片的专门研究更是少见。对残片的发现与著录、作者问题、与传世本文字的异同、学术价值，以及1577号残片与6783号残片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探讨。通过比较研究，基本能够确定6件残片分为两组，是相同底本的不同抄本，它们不同于陆德明的《尔雅音义》，极有可能是来自隋唐之际学者曹宪的《尔雅音义》。
关键词：《尔雅音义》；
吐峪沟；
出土；
残片；
《尔雅》
在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国时期，吐峪沟是吐鲁番的宗教文化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交往的重要节点。百余年来，多种类型的文献被不断发现。1902至1914年，由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带领的“考古探险队”，对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了四次探险活动，获取了上万件古代文献残片。其中，汉文文献约7000件，以佛教文书为主的宗教文献占了主要部分，而儒家汉文经籍《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残片仅有百余件。1905年3月，由勒柯克率领的德国第二次探险队，在吐鲁番东南部的吐峪沟河湾左岸崖壁上层的寺窟里获得了重要写本[1]（P5），据勒柯克《新疆地埋宝藏记》记载，在吐峪沟山坳的大型建筑群的一间禅房中，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经文写本，这些写本虽然曾经被焚烧过，但其中一些写卷，“尤其是中国的写卷，只有頁缘烧焦。这些八、九世纪的写本整整装了两大袋”[2]（P100）。这批文献被捆载西去，收藏于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其中就有《尔雅》。1902至1913年，由日本人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曾三次对吐鲁番地区的文物进行盗掘，其中，1908—1909年、1910—1913年的第二次、第三次发掘，主要是在交河故城、吐峪沟等地，在吐峪沟亦发现了《尔雅》残片。据统计，20世纪初德国、日本“探险队”在吐峪沟发现的《尔雅》残片共有8片，其中，德国藏6片，日本藏2片，均残损严重，不足整页的三分之一。
关于日本所藏两片，窦秀艳曾撰写了《日藏吐鲁番出土〈尔雅〉残片考》一文[3]，对它们的发掘、收藏、出土地点、书写时代、体式、用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关于德藏吐鲁番出土《尔雅音义》6件残片的研究，尚未见到专门论述，虽然6件残片的音义经注不足百余字，但它是除陆德明《尔雅音义》以外的六朝至隋唐时期《尔雅》音注作品的首次发现，可谓是弥足珍贵，其收字、注音、异文，乃至行款格式等，对《尔雅》学、音韵学研究以及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吐峪沟出土6件残片的目录著录、1577号5件残片的作者、与传世本文字的异同、与6783号残片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需要说明的是，6件残片的图像来源于王启涛的《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以下简称《合集》）卷首图录[4]，并参考了他的“《尔雅》卷”的录文与校注。
一、吐峪沟写本《尔雅音义》的著录、缀合
国内最早公布德藏吐鲁番写本《尔雅音义》信息的是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1996年，荣先生亲赴德国，调查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德国“探险队”四次吐鲁番考察所获得的非佛典汉文文献；
1998年，他发表了《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一文[5]，在“柏林藏吐鲁番汉文残卷（佛经以外部分）草目”部分著录了11片《尔雅》残片，其中就包括了《尔雅音义》6件残片：
Ch.323v字书？Ch.343v（第314页）
Ch.1577v《尔雅·释虫》第一五（第317页）
Ch.2917v《尔雅·释鱼》第一六（第319页）
Ch.1246v《尔雅·释鸟》第一七（第316页）
Ch/U.6783《尔雅·释虫》第一五（第321页）
其中，323v和343v两个编号并未定名为《尔雅》，实际上是《释鱼》《释鸟》音义残片。同时，荣先生还提供了吐鲁番出土《尔雅》的账簿。
2005年，荣新江又发表了《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典籍与文书》一文，亦收录了6件残片：Ch.1577v、Ch.2917v、Ch.323v、Ch.343v、Ch.1246v《尔雅音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6]（P861）。以上残片据字体及正背面内容，均属于同一个写本，分别存11行、8行、3行、3行、3行。具体可参见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第314页、第316—319页；
Nishiwaki2001，第40—41页，图2。同时，还有Ch/U.6783（TⅢT363），为《尔雅音义·释虫》第十五，4行，吐峪沟遗址出土。具体可参见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第321页；
Nishiwaki2001，第41—42页。这里的“Nishiwaki2001”，是指荣先生参考了日本学者西胁常记于2001年所编著的《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目录[7]。此次撰文，荣先生把6件残片明确定名为《尔雅音义》，并根据字体、正背面的内容，把Ch.1577号等5件残片确定为“同一个写本”，但未注明“旧编号”①。同时，又把Ch/U.6783（TⅢT363）单独列为一个写本，并著录了旧编号与出土地点。
2007年，荣新江在《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以下简称《总目》）中，也著录了6件残片的信息[8]，与2005年所撰论文大致相同。德国“探险队”所获吐鲁番文献在入藏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时，曾经对汉文、回鹘文文献做过编号，一般正反面书写的文献，残片旧编号注明在正面文献中，而1577号5件残片未有编号，当是书写于文献背面。因此，想要获知其出土时间和出土地点，还要参考其正面文献的编号。于是，我们就结合《总目》的正面文献编号，对6件残片的信息予以整合，具体如表1所示：
从《总目》著录中，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信息：
第一，从《总目》著录来看，6件残片属于两部写本。《总目》根据“字体及正面、背面的内容”，以互见法著录了Ch.1577v、Ch.2917v、Ch.343v、Ch.323v、Ch.1246v等5件残片“为同一写本”，Ch/U6.783则自成一类。这6件残片的内容涉及《尔雅·释木》《释虫》《释鱼》《释鸟》，一般残存3—8行；
根据高田时雄[9]（P37）、王启涛所收录的图版，所谓的“3行或8行”，每行首、尾都是不完整的。
第二，《总目》为我们提供了残片的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等信息。表1中的纵向第三栏“旧编号”，是吐鲁番文献最初入藏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时给每件文书的编号，其中，第一个T代表在吐鲁番考察所得资料；
Ⅰ、Ⅱ、Ⅲ、Ⅳ等罗马数字，分别为第一、二、三、四次考察；
第二个T为吐峪沟的缩写，后面的数字是文献编号的顺序。从“旧编号”来看，6件残片均出土于吐峪沟，其中，Ch.323v“原无编号”，Ch.343v（TⅡT1950）为第二次考察所得，除此之外，其余4片都是由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三次掘得。
实际上，荣新江关于5件残片的缀合研究，主要是源自西胁常记的《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一书。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谈及5件残片缀合的，是日本学者高田时雄，他曾经参与了西胁常记关于吐鲁番非佛教类汉文目录的编纂。2005年，高田时雄撰写了《汉语在吐鲁番——以〈切韵〉残片研究为专题》一文，探讨《切韵》的残片问题，而5件残片正面恰好是《切韵》内容。该文谈到了Ch.1246v、Ch.343v、Ch.323v三件残片①，作者指出：“这三件残片字迹相同，当是出自同一写本。虽然照片的尺寸各不相同，但我们仍可发现各件残片上书孔的间隔是相同的。这些书孔的存在，为该写本原先是同一卷子本这一设想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证据。”[9]（P26）高田时雄为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信息：一是这三件残片字迹相同，当为“同一写本”；
二是这三件残片都有装订书孔，并且位置相同。
二、《尔雅音义》残片的作者
6件残片主要是以直音、反切注音为主，6783号偶有释义，王启涛《合集》定为《尔雅音义》，因此，我们亦称其为《尔雅音义》。王先生对残片作了释读、校注，并引陆德明《经典释文》相印证，但未言明残片音的作者、抄写时代问题，荣新江、西胁常记等也未谈及上述问题。我们通过与陆氏《释文》的比较研究，同时，参考了传世《尔雅注》所附《音释》、《尔雅音图》音释以及清代马国翰、黄奭等学者的辑佚成果，对残片音义的著者等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一）残片音与陆氏《释文》不同
我们整理出1577号等5件残片共28行，其中，残片与《经典释文》相同字段可资比较的有20组。通过比对，可以发现，残片所音经注的数量、注音的方式，都与《释文》有很大的不同。以1577号《尔雅音义·释木》为例：
1行/残片音：□於点柛囗囗踣步北椔側其囗又側囗②
《释文》：檿烏簟反車昌蛇反轅音袁獘婢世反字又作斃柛音申踣蒲北反或作仆甾字林作椔同側吏反一音側其反
2行/残片音：□樅取从檜右外又右活檝接集二音句③
《释文》：樅七容反松字林象容反大廟音泰檜古外反又苦外反楫本又作檝子葉反又一音集句
3行/残片音：□囗煞莍巨菊又求蓃縮流茱囗殊④
《释文》：榝所黠反字林云似茱萸出淮南本草云茱萸一 名 榝 案 今 樹 極 似 茱萸唯子赤細 莍音求說文云榝椒實裏如裘也 一音巨六反
蓃所留反又所于反茱音殊
13行/残片音：?囗菊囗鱦囗繩
《释文》：?居六巨六二反字林云魚有兩乳出樂浪一曰出江說文同喙香穢反膏音高胎他來反啗大敢反鱦郭音繩顧音孕本或作?同
首先，从体例上看，《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兼收又音，著录版本异文，释义比较简单；
而残片释义极少，注音以直音为主，基本上是一字一音，直音作“音X”，反切“XX反”又省去了“反”字。其次，残片音虽然也是经、注兼音，但收字要少于《释文》。
再以343号《尔雅音义·释鱼》为例：
残片音：囗貽囗夷蚳囗墀蚆囗巴?苦?蜠
《释文》：貽顧餘之反本又作胎也他來反字林作囗云黑貝也大才反博布莫反頯郭匡軌反顧又巨追反蜠
监本：玄貝貽貝，餘貾黃白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险
比较而言，残片比《经典释文》多“蚳囗墀蚆囗巴”两个字及音，《尔雅》十行本《音释》及《尔雅音图》均有“貾囗池蚆囗巴”，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五十一所辑郭璞《尔雅音义》有“蚆博而頯巨追反”。可见，残片音与陆氏《经典释文》等传世本及辑佚成果均有不同，或是六朝隋唐时期诸家《音义》中的一种。
（二）残片音的作者可能是曹宪
残片既音经，亦音注，有与宋监本郭注及《经典释文》不同者，如：1577号残片第6行、6783号殘片第2行：
1577号残片：蝜螌上負下盤蜇七歺囗覔螾
《释文》：盤字又作螌蒲安反廣雅云負盤蟅也蟅音章夜反臭昌又反螾以忍反6783号残片：蜇七夕囗覔螾囗引囗囗
郭 注：蜚蠦蜰蜰即負盤臭虫螾入耳
比较而言，1577号残片比《经典释文》多了“蜇七歺囗覔”5字，6783号残片比《经典释文》多了“蜇七夕囗覔” 5字，“蜇”“”二字亦不见于郭注。那么，两件残片之“蜇，七歺（夕）；
（），覔”又是缘何而来的呢？《广雅·释虫》：“，蜰也。”王念孙疏证：“即下文飞蟅、飞蠊也。《尔雅》：‘蜚，蠦蜰。”[10]（P1436）可见，《尔雅》之“蠦蜰”又名“”“蜰”。核查隋代曹宪《广雅音》，有这样的注音：“，锡音，又七亦”“，覓”[10]（P1639）。“七亦”与“七夕”古音皆清母铎部，音同，“蜇”或“”之讹。又，《说文解字》无“蜇”字，《玉篇·虫部》：“蜇，陟列切，虫螫也。”“蜇”之义与“蠦蜰”不合，其音与“七夕（七歺）”亦不合。《广韵·锡韵》：“，。”《集韵·锡韵》：“，虫名。《博雅》‘，蜚也，或省。”可知，“”一词确实出自《广雅》，“”有异文“”。由此可见，两件《尔雅音义》残片中的“蜇”当作“”，“七歺”当作“七夕”，“歺”为“夕”之形讹。
《尔雅》、郭注及《经典释文》等雅书传本，均未见“”一词，两件残片所引与《广雅》有关，尤其是残片音与《广雅音》合。既是《广雅音》，又为何会掺入《尔雅音义》中呢？这可能与隋唐时期的学者曹宪有关。六朝隋唐时期为《尔雅》注音者有多家，如沈旋、谢峤、施乾、顾野王、曹宪、智骞、江漼等，其中，曹宪是隋唐之际的选学大家，《文选注》者李善即为其著名弟子。曹宪本人既精《雅》训，又精《选》学及音学，著有《文选音义》《广雅音》。《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曹宪《尔雅音义》二卷，《隋书·经籍志》则未著录，大概是因为《尔雅音义》作于唐时，成于《隋志》之后。据王书才考证，“贞观初，曹宪已经‘年老不起，则其年龄当时应有70—80岁左右，其仕隋在隋文帝、炀帝时（589隋灭陈后—616）间，当时曹氏年龄当在40—60岁之间”[11]（P124）。据《旧唐书·儒学传上》，曹宪“年一百五岁卒”，王书才认为，贞观初曹宪七八十岁，此时《尔雅音义》应该完成。这一时期正是吐鲁番地区进入唐西州统治时期，以曹宪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其《尔雅音义》传至吐鲁番是极有可能的。残片注音极其简洁，释义罕见，仅1577号、6783号“蜩”下有“條（蓧）音以下合有九蜩字並同”11个说明性文字，这种简约的风格与《广雅音》也极其相似。可以想见，曹氏《尔雅音义》较陆德明《尔雅音义》更为简明实用。两件残片中的“蜇七歺囗覔”5字，很可能是曹宪作《尔雅音义》时援引或误入进《广雅》及《广雅音》。此外，瞿林江博士对5件残片注音与陆德明《尔雅音义》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吐鲁番残片《尔雅音义》为隋时高僧释智骞所撰，其文未见发表。无论是曹宪，还是释智骞，他们的学术造诣都是当时翘楚，两部著作的学术含金量、影响力都足以与陆氏《音义》相颉颃，并且能够在吐鲁番地区通行，这也足以见出吐鲁番地区的儒学推广比较深入，层次较高。
三、1577号等5件残片与传世本文字异同
1577号等5件残片可识读的经字约55字，注字15字，共约70字，虽然相较于吐鲁番、敦煌写本《尔雅》郭注，其字数要少得多，但也表现出与诸本的不同及特色。
（一）异体字
5件残片所涉及的异体字共7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异构字，如例1至例5；
一为异写字，如例6、例7。残片中所出现的异体字，在出土文献、传世典籍中均少见或少用，有些异体字的证明，甚至需要通过声旁的发展来推定。
1.檿—
宋监本《释木》“檿桑山桑”，“檿”，1577号残片作“”。今本无作“”者。
按：《说文解字·木部》：“檿，山桑。从木从厭。”可见，“檿”为本字。就“”“檿”的声旁字而言，
《说文解字·甘部》：“猒，饱也。”段玉裁注：“浅人多改‘猒为‘厭，‘厭专行而‘猒废矣。”[12]（P247）《正名要录》云：“猒，正；
厭，通用。”[13]（P333）则“猒”与“厭”为异体字。在敦煌写本中，“猒”多替代“厭”作声旁字，如“壓”作“”[14]（P471）、“嬮”作“”[14]（P474）、“饜”作“”等[14]（P479）。由此可见，“”亦当为“檿”的异体字，但在字书等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中罕见。
2.楫—檝
宋监本《释木》注“《诗》曰‘桧楫松舟”，“楫”，1577号残片作“檝”；
陆德明《经典释文》：“楫，本又作檝。”则亦有作“檝”之本。
按：《说文解字·木部》：“楫，舟櫂也。从木咠声。”“檝”不见于《说文》，颜元孙《干禄字书》：“檝楫：上通下正。”[15]（P591）《类篇·木部》：“檝楫，舟櫂也。”则“檝”为后起通行字，“檝”“楫”为异体字。吐鲁番本作“檝”，与陆德明所见本同。
3.榝—
宋监本《释木》“椒榝丑莍”，“榝”，1577号残片作“”①。
按：《说文解字·木部》：“榝，似茱萸，出淮南。”
《说文》无“”字。从“榝”与“”的声符字“煞”“殺”来看，颜元孙《干禄字书》：“煞殺：上俗下正。”[15]（P591）二字为异体字。《敦煌俗字典》“殺”字下云：“按：‘煞即‘殺之俗字，形体讹变所致……今‘殺‘煞强分为二字，意义悬隔，‘煞字尤用于‘煞风景一语中，诚由道教文化之所致也。”[14]（P315）“煞”是“殺”的讹误字，当为俗异体字。黄先生在《敦煌写本异文综析》一文中又说：“‘煞字较早见于晋葛洪《抱朴子》等书，可见起源颇早；
敦煌写本虽‘煞‘殺并存，但通常所见多为‘煞字。”[16]（P459）可见，以“煞”为声旁的“”字出现应晚于“煞”，或至六朝隋唐时期；
中古辞书、中古出土文献皆罕见“”字，《正字通·木部》：“，俗榝字。”则“榝”与“”亦当为异体字。
4.樝—柤
宋监本《释木》“樝梨曰鑚之”，“樝”，1577号残片作“柤”。
按：《说文解字·木部》：“樝，果似梨而酢。”“樝”为果木。《说文解字·木部》：“柤，木闲。”即木栅栏。二字本义不同，但声根皆为“且”，音同。至《玉篇·木部》：“樝，似梨而酸。柤，同上。”二字已经通用。又《广韵·麻韵》：“樝，似梨而酸。或作柤。”陆德明《经典释文》：“樝，字亦作査。”陆氏未见作“柤”之本。从《玉篇》《广韵》收录来看，吐鲁番本作“柤”，应为“樝”俗异体字。
5.澁—歰
宋监本《释木》注“樝似梨而酢澁”，“澁”，1577号残片作“歰”①。
按：《说文解字·止部》：“歰，不滑也。从四止。”则“歰”为正字。《玉篇·水部》：“澀，不滑也。澁，同上，俗。”又：“歰，难转也。《说文》曰：‘不滑也。”可见，《玉篇》时“歰”与“澀”“澁”为异体字。《广韵·辑韵》：“歰，《说文》曰：‘不滑也。澀，上同。澁，俗。”可见，“澁”与“歰”为异体字，后皆简化作“涩”。
6.荼—
宋监本《释木》“檟苦荼”，“荼”，1577号残片作“”。
按：《说文解字·艸部》：“荼，苦荼也。从艸余声。”此处的“”当为“荼”的俗写异体字，这种写法在唐代出土文献中已经出现，如敦煌文献S.2832《愿文等范本·夫人》：“丁酷至深，毒何及？”[14]（P409）又，唐代孙谠墓志“”、唐代马公亮墓志“”[17]（P1288），盖皆由“艹”旁讹误而成，这种写法在当时亦通行。
7.蝒—
宋监本《释虫》“蝒马蜩”，“蝒”，6783号残片作“”②。
按：“”为俗体字，在敦煌出土文献中，其声旁“面”皆作“”，如敦研043（2-1）《妙法莲华经》、S.610《启颜录》、S.76《食疗本草》、096《双恩记》等[14]（P274），则“”为俗写字。以“”为声旁的形声字，如唐代颜真卿《八关斋会报德记》“靦”作“”[17]（P1708）。由此可见，吐鲁番本“蝒”作“”，亦为俗体字，元代雪窗书院本、明代吴元恭本亦作“”，表明这种俗体影响深远。
（二）通假字
所谓“通假字”，是指本有其字的假借。这种借字为用的现象，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先秦时期；
东汉以来，为借字加形符造今字或为借字找本字的现象增多，残片用字正反映出这种语言变革，如例1、例2、例4；
魏晋六朝时期，新产生的假借字较少，要证明它为假借字也比较困难，如例3。
1.椔—甾
陆德明《经典释文》：“甾，《字林》作‘椔，同。”1577号残片作“椔”③，可见，陆氏所用底本作“甾”，引《字林》表明本字作“椔”，陆氏未见《尔雅》作“椔”之本。
按：今宋监本等传世本与吐鲁番本，皆作“椔”。郭璞《尔雅注》：“《诗》云：‘其椔其翳。”今《诗经·大雅·皇矣》“其菑其翳”，《毛诗释文》：“菑，本又作甾。”[18]（P670）可见，陆氏所见《诗经》作“菑”与“甾”，不作“椔”，与郭注引不同。由此可知，《诗经》《尔雅》古本皆不作“椔”。“椔”，《说文》未见，《玉篇·木部》：“椔，木枯死。”《类篇·木部》“椔”下引：“《尔雅》‘木立死曰椔。”“椔”见于魏晋隋唐字书，《尔雅》传本作“椔”者，当是受字书著录及今字代古字的影响。“甾”，《说文解字·甾部》“东楚名缶曰甾”，本为盛酒浆陶器，与《说文》“葘（菑）”的或体“”字形混，如《广韵·之韵》：“葘，《说文》曰：‘不耕田也。《尔雅》曰：‘田一岁曰葘。，上同；
又《说文》曰：‘東楚名缶曰。”“”“甾”形混，也影响到由它们而得声的字，如果认真区分，破费周章，意义不大。简言之，“甾（）”假借作枯木，“椔”则为其后起本字。
2.盤—螌
宋监本《释虫》“蜚蠦蜰”，郭注：“蜰，即負盤，臭虫。”“盤”，1577号残片作“螌”。
按：《说文解字·虫部》：“螌，螌蝥，毒虫也。”“螌”为虫属。《木部》：“槃，盤，籀文从皿。”“盤”则为器皿。《集韵·桓韵》“螌，負螌，臭虫，通作盤。”“盤”为“螌”的借字。陆德明《经典释文》：“盤，字又作螌。《广雅》云：‘負螌，蟅也。”陆氏未见《尔雅》作“螌”之本，但以“字又作”、并引《广雅》，则表明《尔雅》本字作“螌”，“盤”为借字。
3.魾—魮
宋监本《释虫》“鲂魾鯬鯠”，“魾”，2917号残片作“魮”。
按：《说文解字·鱼部》：“魾，大鳠。”《玉篇》：“魾，《尔雅》‘鲂魾，郭璞曰：‘江东呼鲂鱼为鯿，鯿别名魾。”[19]（P572）可知，顾野王所见《尔雅》本作“魾”。《说文》未收“魮”，《说文新附》：“魮，文魮，鱼名。”《山海经·西山经》：“魮之魚，其状如覆铫，鸟首而鱼翼鱼尾，音如磬石之声，是生珠玉。”[20]（P32）东晋郭璞《江赋》：“文魮磬鸣以孕璆。”[21]（卷十二，P186）李善引《山海经》为“魮”作注。盖《山海经》《江赋》之“魮”是能够产出珍珠的珠母贝，古称“魮”“文魮”；
而《尔雅》《说文》《玉篇》等著录的“鲂”，别名“魾”，则与“魮”不同。“魾”“魮”或由于音同而讹，或涉郭注“魾音毗”之“毗”而讹。而传世本用本字，吐鲁番本用借字。经典中未见“魮”与“魾”相同例，或是魏晋六朝时新产生的通假字。
4.負—蝜
宋监本《释虫》“蜚蠦蜰”，郭注：“蜰，即負盤，臭虫。”“負”，1577号残片作“蝜”。
按：“蝜”，《说文》无，《玉篇·虫部》：“蝜，蝜，虫大如蚬，有毒。”《类篇·虫部》：“蝜，蝜，虫名。”皆非“蜰”之“負盤”之“負”。吐鲁番本“負盤”作“蝜螌”，盖因其为虫类遂加“虫”旁，是借“蝜”为之。
5.虮—几
宋监本《释鱼》“蛭虮”，“虮”，2917号残片作“几”。
按：《说文解字·虫部》：“虮，虱子也。一曰齐谓蛭曰虮。”今《尔雅》传本无作“几”者，吐鲁番本作“几”当为古借字。
（三）讹误字
5件残片中还存在一些讹误字，它们与异写字不同。异写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归入讹误字，但在某一时期不同文献中皆有这种写法，可称为“讹体字”，它往往是约定成俗的；
而真正的讹误字，则是指笔画、偏旁的书写错误，或不成字，或变成了另一个字，这种现象在经典中并不多见。
1.婟—
宋监本《释鸟》注：“今婟泽鸟似水鸮……”，“婟”，1246号残片作“”。
按：《说文解字·女部》：“婟，嫪也。从女固声。”古代字书无“”字，吐鲁番本当为书写讹误。
2.貾—蚳
宋监本《释鱼》“余貾黄白文”，“貾”，343号残片作“蚳”。
按：《尔雅·释鱼》：“余貾黄白文。”郭璞注：“以黄为质，白为文点。”《玉篇·贝部》：“貾，余貾，贝。”
“貾”是贝黄色有白点者。《说文解字·虫部》：“蚳，螘子也。”残片作“虫”，盖为偏旁误写。
3.頯—?
宋监本《释虫》“蚆博而頯”，“頯”，343号残片作“?”①。
按：《说文解字·頁部》：“頯，權也。从頁声。”其本义为颧骨、面额，与《尔雅》正同。《玉篇·页部》：“?，冠名。”《尔雅》传本皆作“頯”，无作“?”者，盖吐鲁番本因二字形相似而讹。
至于“檜”作“”、“萸”作“”、“椔”作“”、“虫”旁字作“”、“蜋”作“”、“蛄”作“蛒”、“梯”作“”②，皆为书写不够严谨、字形相似而讹误，不一一赘述。
四、6783号残片与1577号残片的比较
目前，关于Ch/U.6783号残片的研究，仅见于荣新江的《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典籍与文书》两篇文章，以及《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一书，都是比较简单的条目。如《总目》：“Ch/U.6783（TⅢT363）《尔雅音义·释虫》第十五，13.5×14.9cm，4行。吐峪沟遗址出土。”[8]（P391）我们据此仅知道，该片为德国“探险队”第三次在吐峪沟所发现的。又“Ch/U.6783（TⅢT363）”为旧编号，据荣先生称：“汉字资料主要在回鹘文写本的背面，一般编作Ch/U的号码，从Ch/U.6000～7570都是一面汉文另一面是回鹘文的材料。”[5]（P310）由此还知道，Ch/U.6783（TⅢT363）应当著录为Ch/U.6783r，即正面是汉文《尔雅》，背面是回鹘文。6783号残片内容与1577号大致相同，它与5件残片的关系如何，我们将在下文予以探讨。
（一）两件残片为同一部书的不同抄本
如前所述，1577号等5件残片可缀合为同一部书，而6783号残片虽然出土地点、出土时间与1577等残片相同，但行款格式却明显不同。经过仔细比对，可以发现，6783号与1577号部分内容相同，有可能是同一部书的不同抄本；
同时，它们相同的抄字也有所不同，这种现象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并不多见。
6783号的残片内容与1577号的残片内容，可如图1、图2所示：
我们对6783号的残片内容与1577号的残片内容进行了详细比勘，具体如表2所示：
首先，6783号与1577号残片的共同点是：它们皆为德国“探险队”第三次在吐峪沟发现，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相同，都是双面有文字。抄写体例相同，都是经文大字，音双行小字，相同的字注音相同。尤其是第二行“蜇七夕覔覔”，这不见于《经典释文》等传世本，据上文考证，两件残片中的“蜇”字均为“”之讹；
第三行“蜩蓧音以下合有九蜩字并同”，两件残片的注文相同。由此可知，两件残片具有共同的来源。
其次，两件残片的行款格式、书法也有不同之处。第一，从行款来看，6783号《尔雅》为正面书写，背面是回鹘文；
1577号为背面书写，正面是汉文《切韵》。音注虽然都是双行小字，但6783号有界栏，1577号无界栏。6783号的行格是事先打好的单字格，界栏线十分清晰，经文压住了栏线。6783号“螜”“蜇”皆为一行的首字，而1577号中此两字在一叶的中间。可见，两片的抄写行款、字数均不一样。第二，从书法来看，它们不是出于同一抄手。如“虫”的写法明显不一样，1577号“虫”上有横撇（），有的右下有“丶”（）；
而6783号“虫”上为竖撇，右下无“丶”（）。两件残片“周”的右上角折笔也有所不同，1577号“”，无折笔；
6783号“”，有折笔。在两件残两片中，捺的写法也不一样，1577号“”，6783号作“”。相同汉字的构件亦有所不同，如6783号“”，1577号作“”，右上角构件不同。总体来看，6783号抄手的书法水平要高于1577号，并且其背面为回鹘文，也可能是抄于高昌回鹘时期。这些不同均表明两件残片抄非一人、抄非一时。
综上考释，这两件残片应是同一部书的不同抄本，两者所用底本相同。目前为止，同一地区能够出土同一部书的不同抄本，亦是学界的稀见之事。由于抄非一人，因此，在抄写的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二）两件残片的文字异同
先看“”与“”。6783号残片：“蜇，七夕。，覔。”“”，1577号作“”。“”，声旁“覔”从不、从见，为会意字；
“”，声旁为“覓”，西周中期曶鼎、班簋“覓”作“”[22]（P1241），亦为会意字。《玉篇·见部》：“覓，索也”，“覔，同覓，俗。”《正名要录》“覓覔”，“覔”为“覓”的脚注字，郎知本云：“右正行者正体，脚注讹俗。”[13]（P336）这是说“覔”为“覓”的讹俗字。《敦煌俗字典》收字除《正名要录》外，其余4例皆作“覔”[14]（P273）。可见，“覔”为“覓”的俗写字，由此可以推断，“”亦为“”的俗写异体字。
再看“蓧”与“条”。《释虫》“蜩蜋蜩”，6783号残片“蜩，蓧音”，1577号残片作“蜩，条音”。“蓧”与“条”为同音字，其中必有一个是由抄写者讹误而造成的。
（三）两件残片可互相补证
6783号残片“螾，引”，可以补1577“引”字残落；
1577号“蜩條音以下合囗九蜩字並同蜋覔良螗”，“蜋”虽然磨灭，但“良”音仍存，可证6783号抄者脱落“蜋”字；
1577号作“七歺”反，6783号作“七夕”反，上文已经证明1577号作“歺”为抄写讹误。
两件残片相同之处虽然仅有20余字，但使我们看到了同一出土地点、同一部雅书的不同抄本的大致样貌。同时，两件残片存在着异文、脱落、讹误等现象，也让我们看到了抄本的随意性以及魏晋六朝隋唐时期《尔雅》传本文字的复杂性。6783号与1577号残片同样是有别于陆德明《尔雅音义》的，尤其是6783号亦有“蜇七夕覔覔”5字，不仅佐证了1577号等5件残片确实存在这个条目，也证明了吐鲁番地区确实流传着这样一种《尔雅音义》。如前所述，6783号残片也极有可能是来自曹宪的《尔雅音义》。
五、吐峪沟6件《尔雅音义》残片的价值
德藏吐鲁番出土的6片《尔雅音义》由于残损严重，提供给学界的内容有限，但通过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宋监本等传世版本的比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和线索：
第一，它证明了古丝绸之路重要驿站吐鲁番地区的文化繁荣，尤其是位于中西文化交流交往的重要节点上的吐峪沟，可谓是该区域的典型代表。在吐峪沟寺院的图书馆中，贮藏着无名氏的《尔雅注》、郭璞注删节本、无名氏的《尔雅音义》，有音有注，有全本有删节本，一部书又有多个写本，荟萃其中，而不限于郭璞注、陆德明《释文》，足见雅书应用之广泛。《尔雅》是学习儒家经典、正名博物的重要典籍，并非普通的识字课本、词汇教材，6件残片的发现，丰富了吐鲁番地区雅书的体式，也可以由此推想，吐峪沟儒学发展水平之高以及汉文化的繁荣景象。
第二，6件残片的用字与德藏18片《尔雅》郭注、敦煌藏《尔雅》郭注用字具有共性，都受到东汉魏晋六朝今字代古字、为借字找本字的影响，大多依据字书而改《尔雅》借字为今字，或以通行字改《尔雅》用字。如“負”作“蝜”、“盤”作“螌”、“甾”作“椔”、“殺”作“”等，后者出现的时代绝不会早于《尔雅》产生的时代。这种现象印证了陆德明所记录的“近代学徒”擅改《尔雅》用字的混乱现象，亦即“飞禽即需安‘鸟，水族便应著‘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屮”（《经典释文·序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雅书用字多为今字、俗字，这不但为雅书版本、文字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古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假借是先秦时期的主要用字现象，魏晋六朝以来随着以本字代借字，新产生的假借字较少，而6件残片也产生了新的借字，如“魾”作“魮”。
第三，通过对6件残片，尤其是1577号与6783号的比较，可以发现，写本时代的文字书写与刻本时代的文字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字形不固定，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如“”与“”、“”与“蜋”、“荼”与“”、“蝒”与“”；
二是书写讹误多，出现了笔画增减、形旁讹混等现象，如“頯”作“?”、“貾”作“蚳”、“婟”作“”，以及“檜”作“”、“椔”作“”、“蛄”作“蛒”、“梯”作“”。上述书写讹误，在碑刻、雕版刻印中相对少见，这既丰富了异文的研究类型，但也使异文关系更加复杂化。
总之，敦煌、吐鲁番出土的雅书文献虽然不够完整，甚至是吉光片羽，但使人们看到了郭璞《尔雅注》、陆德明《尔雅音义》、唐石经《尔雅》之外，六朝、隋唐之际《尔雅》的又一片天地，尤其是吐峪沟出土的无名氏《尔雅音义》，其作者、抄写时代、音韵地位等问题仍有待于深入研究。我们相信，随着出土文献数字化的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突破，为《尔雅》学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
参考文献：
[1]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修订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德]阿尔伯特·冯·勒·寇克.新疆地埋宝藏记[M].刘建台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3]窦秀艳.日藏吐鲁番出土《尔雅》残片考[J].东方论坛， 2021，（6）.
[4]王启涛.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M].成都：巴蜀书社，2017.
[5]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A].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三辑）[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6]荣新江.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典籍与文书[A].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Tsuneki Nishiwaki.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M].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1.
[8]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9][日]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M].钟翀，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清]王念孙.广雅疏证[M].张靖伟，樊波成，马涛，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11]王书才.曹宪生平及其《文选》学考述[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1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唐]郎知本.正名要录[A].续修四库全书：第23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黄征.敦煌俗字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15][唐]颜元孙.干禄字书[A].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11册[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6]黄征.敦煌写本异文综析[A].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台北《南海》杂志社.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7]臧克和.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
[18]袁梅.诗经异文汇考辨证[M].济南：齐鲁书社，2013.
[19][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残卷[A].续修四库全书：第228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王心湛.山海经集解[M].上海：广益书局，1936.
[21][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2]董莲池.新金文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A Study of the Fragments of Erya Yinyi（《尔雅音义》） Unearthed in Turpan， Collected in Germany
Dou Xiuyan，Yang 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Currently， academic research on fragments of Erya（《尔雅》） which unearthed in Dun Huang is popular.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rich.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fragments of Erya Yinyi（《尔雅音义》） which unearthed in Turpan is not enough. Especially the six pieces of Erya Yinyi（《尔雅音义》） which is unearthed in Toyukmaz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are no specific research works ye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discovery， description and the author of the fragmen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the texts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the value of the 6 frag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5 fragments of No.1577 and the No.6783 fragment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it is clear that the 6 fragments are different transcripts with the same original. And different from Lu Demings Erya Yinyi（《爾雅音义》）， the fragments may be the Erya Yinyi（《尔雅音义》） written by Cao Xian， a scholar at the turn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Key words：Erya Yinyi（《尔雅音义》）；
Toyukmazar；
unearth；
fragment；
Erya（《尔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