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支撑体系与路径优化

胡洪彬

关键词 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 支撑要素 结构功能 整合优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０１－１１

一、问题的提出

积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总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２０２１年８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积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并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虽未直接言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但通过“精神富有”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等概念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绝不仅是物质生活领域的共同富裕，也在于精神生活领域的共同富裕。党中央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高度重视，不仅夯实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理念基础，也为新征程上进一步推动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进方向。

自党中央有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执政理念提出以来，学界亦对此展开了持续探讨，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阐释：一是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源及其意义，这一层面主要基于理论基础、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等角度展开论证，如将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诉求和党巩固执政根基的重大政治问题，或将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界定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着力点。二是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这一层面主要从基本样态及其内在特性等层面展开分析。如将“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及“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等视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样态，并指出了其普遍性、无形性、积极性和应然性等重要特征等。三是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这一层面主要基于文化建设和物质基础建设等角度展开探讨。如认为要切实促进和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必须通过积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等途径，来营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或主张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进一步夯实精神富裕的物质根基等。应该说，学界的研究是具有前瞻性的，也是不断走向深化的，但通过回顾分析，不难发现目前的已有成果主要是基于宏观视角展开论证的，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微观探讨相对欠缺，尤其是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究竟由哪些要素支撑实现，其运行机理是什么，又该如何促其发挥最大效用，对此学界还缺乏系统和细微关照。解答这些问题不仅关涉到精神共富路径的全面性和科学性问题，也是确保相关政策有效落实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支撑体系及其构成要素，在阐明其运行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一条系统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层面共同富裕的不断实现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要素构成

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简言之即个体的精神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呈现积极乐观姿态，以及整个民族呈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仅表明人民物质层面的高度发达和繁荣，也是人民群众不断走向精神富有的历史过程，即共同富裕本质上是人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紧密统一。然而，相较于纯粹物质生活层面的富裕，人民精神生活层面的富裕显然要更具抽象性和综合性。从内在构成看，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关涉到人的思想、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层面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人们在心理生活上实现了自尊自信与理性平和，在文化生活上达到了和谐多样和开放包容，在信仰生活上走向了凝魂聚气和崇高笃行。从发展演变看，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既受到物质生产条件的影响制约，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即遵循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和演变规律。因此，精神富裕的实现不可能完全像物质富裕那样通过简单的数字指标进行衡量，而是更加注重过程引导和培育展开。换言之，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关键不在于目标数值，而是通过不断挖掘相关支撑要素来进行保驾护航，由此才能促其实现持续性提升。从精神共富内在构成和基本特性不难看出，精神生活层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显然不是唯一的，而是由多重支撑要素相互影响构成的有机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具体展开看，这些支撑要素作为体系要件内蕴在精神共富建设的根基层、理念层、参与层和保障层等多个层面，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不断前进与稳序实现。

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根基層面的支撑要素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绝非“镜花水月”和不着边际，而是切实解决和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问题。要达此目标，首先就要做到脚踏实地，不断夯实其内在根基，显然这一过程的实现，离不开物质性要素和历史性要素的奠基和依托。其中，物质性要素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载体与根基。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早在１００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由此，他们得出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科学结论。换言之，精神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物质富裕的先在前提。从发展实践看，从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国ＧＤＰ总量从３６４５亿元增长到２４９５３０亿元，人均ＧＤＰ从３８１元上升至１０５４２元，年均增长分别达到９．８％和８．６％。到２０２１年，我国ＧＤＰ总量更是攀升到１１４３６７０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了３５１２８元。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也有效推动了人民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升，这为促进人民实现精神富裕夯实了根基。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在充裕物质条件的奠基下，人民群众才能不断走向精神生活的富裕与完善。实现人民精神共富，必须高度重视作为基础的物质性要素的建构。

历史性要素是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历史载体及其支撑源泉。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绝非凭空捏造，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动因。因此，同物质性要素一样，历史性要素同样构成了内在根基。诚如习近平所言：“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⑦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人民道德和精神层面的规范和建设可谓贯穿始终，一方面，其高度重视对人民的伦理道德教育，《大学》《论语》《春秋》等典籍皆构成了其重要载体，由此帮助人们形成崇尚真善美的道德思想。另一方面，其又进一步推动道德建设走向法治化，以着力实现礼法融合。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亦存在大量道德建设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检视人民言行的重要准则。古人的这些做法不仅维系了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延续，也塑造了中国人崇德、正直和勇于担当的优秀精神品格。２０世纪后，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更是将不断提升人民精神生活的水平摆在了突出位置，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努力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等途径，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精神的独立和解放”到“精神面貌的改变”，再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提升”的巨大改变。正是长期积累的这些历史性要素，为新时代实现人民精神共富构筑了深厚的根基和底蕴。

２．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理念层面的支撑要素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关涉人的价值观和情感意识等多个领域，本质上属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范畴，要科学加以实现，除了厚植物质和历史根基外，亦离不开理论性和文化性要素的支撑。

其一，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也是人类精神和智慧的结晶。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引，实践就极易迷失方向。因此，理论性要素构成了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核心要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富有的思想，为新时代实现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支撑。马克思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视为“人的类特性”的哲学思想，恩格斯有关实现“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的理念，以及他们对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性阐释等，这些思想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指引。另一方面，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则进一步夯实了新时代人民精神共富的理论根基。从毛泽东推动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邓小平对培养“四有”新人的突出强调，再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理念的明确提出与系统阐释等等，这些思想极具现实性和前瞻性，可为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指引。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國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富有的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可以说构成了新时代促进人民不断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依托。

其二，文化性要素是人民精神共富的内在依托和重要体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其寻求的是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换言之，文化构成了人的精神力量之源。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科学的理论性要素的支撑与指引，亦离不开对文化性要素的挖掘及提炼。一方面，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注重伦理道德的实践养成，亦在此基础上累积并形成了丰富的相关文化资源，无论是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著名论断，还是孔子对“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道德追求，这些都为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涵养。另一方面，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人民精神共富的实现亦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依托。中国共产党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科学传承，又立足于实践促其实现现代转化，并同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紧密结合，由此进一步提炼出了内蕴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伟大抗疫精神等一系列核心要件的精神谱系，这些要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可谓为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前瞻的文化支撑。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亦多次强调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性。可以说，文化性要素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软实力”支撑。

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参与层面的支撑要素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一项使命和任务，也是人民自身不断走向较高层次精神追求的生动展现，因此，其不仅关乎党和国家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也紧密联系到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人作为自身生命的主体，不仅能动地创造了生活世界，亦通过创造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而创造了现实的人自身。换言之，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除了需要国家主导建构外，亦离不开社会性要素的支撑。所谓社会性要素，即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积极条件和有利要素的总和，概言之，这些要素内蕴了社会主体在交往中产生的信任、对主流价值观凝聚的共识、对于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广泛参与网络等。社会性要素内生于社会系统内部，是社会主体在长期的交往实践过程中，逐渐孕育而来的积极要素和良性参与体系。作为精神共富的社会积极条件，社会性要素不仅能推动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亦能为人民精神生活层面的建设塑造良好的环境和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些要素的挖掘和利用，有助于国家和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层面消除隔阂和实现团结，进而在走向精神共富的进程中形成更加强大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保障层面的支撑要素

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历史性和物质性要素的奠基，也离不开理论性、文化性和社会性要素的指引和普遍支撑，更呼唤在保障层面形成强大支撑力量。从这一层面看，切实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就必须推动领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要素的积极介入。其中，领导性因素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力量，核心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便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新时代新征程在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切实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样需要把党的领导摆在核心位置。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一方面有助于在理念上进一步实现统一意志和凝聚价值共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实践中发挥整体效用，以推动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面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才更加紧密地实现了团结和协作，才为实现人民富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旺盛持久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唯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不断凝聚价值共识的基础上，为全体人民不断走向精神共富提供保障支撑。

组织性要素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体制保障力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绝不是散乱进行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展开的。组织的保障功能既在于统一目标也在于规范激励，从前者看，其有助于使个体的资源实现整合优化，从而形成规模效应，从后者看其则能够通过监督指导来规范具体过程，并在激励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而言，从横向看，要确保人民走向精神共富，就需要各级党政机关协同互动，以在体制内形成整体性驱动力。从纵向看，则又离不开从中央到基层一套完备的组织架构体系。唯有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与组织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制度。实现精神生活层面共同富裕需要组织性要素的保障，必然就离不开制度性要素的介入支撑。制度性要素是促进人民实现精神共富的规范保障力量。制度关涉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制度建构的价值不仅能为弘扬社会正能量创设良好环境，也能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开展提供坚实保证，显然这些都能对改善人民精神面貌带来积极意义。新时代以来，正是党和国家相关制度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才推动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前进，才厚植了人民精神富裕的保障根基。积极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不断完善制度保障体系，这也是当下应高度重视的重要方面。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运行逻辑

从上述分析可见，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本质上是由物质性、历史性、理论性、文化性、社会性、领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等要素构成的支撑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历史自信”，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等角度出发，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等的全方位阐释，客观上证明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系统性及其实现路径的多元性。对支撑体系内在结构及其要素功能的界定，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的前提，而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体成效的取得显然又构成了彰显这一支撑体系内在价值的现实表征。然而，作为精神共富之基的支撑体系，显然其内部各相关要素绝非“整齐划一”或“自发自为”，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结构特性和运行规律，且要素之间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性。在国家和社会缺乏良性互动的前提下，这些支撑要素亦很有可能出现流失和功能损耗。因此，要确保支撑体系不断发挥积极作用，并使其在不断“做功”的基础上，真正转化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效能，就必须基于系统性思维对其支撑要素的运行逻辑作出科学剖析，由此才能促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和形成整体支撑效应。

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撐体系的要素运行模型

系统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要义，也是其认识论及方法论的重要范畴。厘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运行逻辑，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高度明确系统性思维的科学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绝非“坚实的结晶体”，而是“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恩格斯认为，人类“一切思维的本质”在于“把事务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由此，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其“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
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
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
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④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阐释，可见系统性思维作为一种逻辑抽象能力，即从整体和局部、变化和发展的关系中把握问题的思维方式，整体性、结构性和动态性构成了其基本特征。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本身的整体性和动态性阐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事物及其本质规律的科学性认识。可以说，系统性思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内核，体现了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分析思维可以看出，支撑体系及其内蕴的相关要素，作为根基性和过程性的组成要件，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影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状况的重要变量，并在具体的动态演变和实践发展中彰显出应有的要素性价值。执政党作为人民实现精神共富的根本领导主体和推动主体，通过搭建系统性和专业性的支撑要素整合处理平台，并由此展开对支撑体系内部各要素的吸纳处理与整合分析，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支持体系的要素优化和价值转化，如推动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升，满足人民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进一步凝聚价值共识和推动实现文化自信等，由此实现不断趋近精神共富的价值目标。而通过形成动态的信息反馈回路，整合处理平台亦可实现对支撑体系的完善与提升。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思维实际上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支撑体系及其要素动态运行的科学分析理路，其中任何步骤或流程的偏差，都可构成对体系结构功能的内在制约。在实践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巩固执政根基、国家建设和实现人民幸福等多重动因，因此要确保支撑体系实现科学和持续运行，就有必要对其内在的建构主体作出明确，唯此才能确保各类支撑要素实现充分挖掘和持续利用。从上述分析可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虽内蕴多个层面的要素架构，但从建构主体看，则根本上源于党和人民群众两方面，其中，理论、领导、组织和制度性要素，本质上是由执政党“自上而下”进行建构和提供的，社会性要素则属于人民群众的自主建构，而物质、历史和文化性要素等则既可源于政治系统，亦可源于社会系统，即需要党和人民群众在“双向互动”中进行协同建构，基于这一分析思路，便可在实践中搭建出一个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要素框架及其运行模型（图１）。

从支撑体系的要素运行模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主体，主要从理论、组织、领导与制度性等层面展开支撑要素的系统建构，由此为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核心支撑，人民群众作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主体，通过社会性支撑要素的参与建构，以在实现自身精神富裕进程中发挥主观动能作用，而要确保支撑体系内部各层面要素等实现结构功能之最大化，则党和人民亦应实现协同配合和紧密互动，以在挖掘和优化历史、物质和文化性要素的进程中实现功能互补。整合处理平台通过对支撑要素的优化及处理，在实现系统输出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化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成效。由此，基于系统的循环性运作，便可达至支撑体系内部各要素的输入、处理以及整合输出，并转化为人民精神共富的实践成效等具体流程的稳序性展开。

图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要素运行模型

２．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要素运行模式

上述对支撑体系要素运行框架的分析，明确了实现人民精神共富的基本逻辑，也厘清了具体运行模式，即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各要素主要基于以下三种并行的模式展开运作：

（１）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推动运行模式，主要面向理论性、组织性、领导性与制度性等要素的运行。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党通过对这些支撑要素的挖掘、建构和创新，并推动支撑要素处理平台进行整合与优化，进而转化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成效。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保证，也是促进并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层面共同富裕的主导性力量。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及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根本性宗旨，从根本上决定了要切实促进人民群众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则各级党组织就要积极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以期通过理论性、领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等要素的不断挖掘和壮大，为人民精神共富提供理念层及保障层的支撑。缺乏这些要素支撑，人民精神共富就失去了核心载体。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弘扬，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扎实展开，以及由此带来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不断增强等，显然同党的坚强领导密不可分，由此通过对相关支撑要素的整合输出及展开信息反馈，则为人民精神共富支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信息渠道。可以说，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为夯实支撑体系和实现人民精神共富提供了坚实保障。

（２）人民群众的主体建构运行模式，主要面向社会性要素的运行。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党是根本领导主体与核心保障，但绝非唯一建构主体。人民群众作为自身精神财富的“主人”，亦构成了其中的重要驱动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共富本质上就是以人民为根本参与主体建构而来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人民群众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为关键環节。在具体运行实践中，以人民群众为参与主体建构并形成的社会性支撑要素，不仅能够在执政党“自上而下”的主导推动下，为促进人民实现精神共富提供社会系统“自下而上”的回应作用，而且有时甚至构成决定其精神生活富裕程度的关键要素。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在广泛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基础上形成的有序参与网络，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等，这些社会系统的支撑要素形态多元且无形无相，但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民精神共富实现的现实根基。在该模式运行中，人民群众作为精神共富的参与主体能动性地积累和壮大社会支撑要素，整合处理平台通过持续吸纳实现相关要素的系统性输入，进而在整合处理和转化输出的基础上，达到进一步推动实现人民精神共富的价值目标。区别于党主导推动的运行模式，人民的自主参与建构具有鲜明的能动性和自发性，因而更利于精神共富不断取得新成效。

（３）党与人民群众的协作共建运行模式，主要面向物质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等要素的系统运行。其中作为根本领导主体的党，同作为根本参与主体的人民群众通过紧密互动和协同配合，共同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上述几种支撑要素，以在创造精神财富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出整体性驱动效应。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党既要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又要“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这些特性表明在促进人民实现精神共富的历程中，其中部分支撑要素的建构和运行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由党和人民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进行协同共建而来。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如通过党和人民的积极配合与紧密协作，推动党主导建构的物质性要素（如党提供的良好发展政策和环境）、历史性要素（如党的精神文明建设史）、文化性要素（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人民群众参与建构的物质性要素（如人民群众积累的物质财富）、历史性要素（如人民群众对自古以来优秀精神资源的传承史）、文化性要素（如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等实现紧密的融合和系统输入，便可确保精神共富的支撑体系不断实现功能提升。可以说，该系统模式的展开和运行，进一步强化了全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双重支撑效应。

四、以支撑体系优化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③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推进新时代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高度重视，而从马克思主义系统性思维出发，对上述支撑体系的结构及其运行过程的剖析，显然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一条创新路径。由系统性思维的分析理路可以看出，人民精神生活层面共同富裕的实现本质上是一个缓慢且螺旋式提升的过程，是由支撑体系及其内在要素科学建构、系统输入、整合处理、转化输出和信息反馈等一系列环节不断加以驱动的结果，这启示着新时代新征程促进人民精神共富实践的有效展开，就要着力规避片面认识和机械性的操作手段，而应基于整体性和动态性视野，对其支撑体系各环节作出科学整合和全面优化，由此才能为精神共富的切实实现和不断取得新成效奠定坚实根基。

１．以支撑体系输入环节的整合优化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根基

支撑要素构成了精神共富的前提依托，要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就要在支撑体系的输入环节做好要素挖掘及建构工作，由此才能确保支撑体系形成充实强大的驱动效应。

其一，对于执政党主导建构的要素而言，要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就要着力促其实现充分挖掘和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人民精神共富的根本建构和推动主体。新时代要切实促进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则强化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是根本保障，尤其是人民精神生活建设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安全等重大命题，因此更加需要各级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以确保相关支撑要素不断壮大。如针对人民精神共富支撑体系中的理论性要素，当前在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精神富有思想研究的同时，更应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相关论述的传播工作，由此才能为促进人民精神共富奠定更为前瞻的学理根基。针对人民精神共富支撑体系中的保障性要素，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将疏通各级党政系统的横向参与体系和纵向落实体系摆在重要位置，由此方能确保党主导推动的支撑要素在不断累积和实现创新发展的进程中，为促进人民精神共富的实现提供“自上而下”的强大支撑力。

其二，对于人民群众参与建构的要素而言，要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就要着力规避其在实践中出现流失并不断促其实现深化拓展。人民群众作为根本主体的参与为实现精神共富提供了根本支撑并形塑了良好空间，但人民群众支撑建构和形成的社会性要素，包括其思想道德素养状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以及在参与促进精神共富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资本等要素，作为观念性要件具有一定的流变性，尤其在市场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大环境下，民众的价值观及其精神追求不断出现分野并彰显出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性基础，则通过规范引导推动社会性支撑要素的累积与壮大就极为关键。对此，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不断强化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信任乃认同之基，也是贯彻与落实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基本前提。在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物质富裕还是精神富裕的实现都将面临巨大障碍。不断壮大人民精神共富的社会性要素，既要通过教育和传播模式的创新，不断凝聚社会主体的价值共识，也要着力保障和实现人民在精神生产、精神交往和精神享受等各层面的均等机会与平等参与权利，由此才能在提升社会整体文明素养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社会政治互信，进而孕育出更加强劲的参与动力。二是要不断拓展民众的参与渠道，如积极通过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手段，为民众享受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进行赋能，由此在不断创造便利渠道和优化参与空间的基础上，为推动人民精神共富形成广泛且持久的社会支撑力。

其三，对于党和人民协同建构的要素而言，要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就要在实践中促使其不断实现内在融合与紧密贯通。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协同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长期以来，正是党和人民的紧密协同，才推动并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升，但在支撑要素的建构与运行上，党和人民的协同建构亦并非天然就是紧密统一的，譬如在价值观层面上，以党和国家为实体建构的“主导价值观”，同社会自生的“主流价值观”在有些时候就存在着一定的内部张力甚至是冲突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协同驱动的支撑要素实现有效建构和有序运行，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推动二者不断走向紧密化。如针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中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要素，党在传承精神谱系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基于环境和实践不断提升其社会适应性和社会亲和力，在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要结合新时代要求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此确保“官方”和“民间”文化不断实现价值交融。针对支撑体系中的物质性要素，则既要从党执政的高度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也要切实做到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由此方能通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夯实根基。

２．以支撑体系内部运行环节的整合优化形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

在系统哲学的视域中，任何系统要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则其内部诸要素、诸层面就必须形成有序性的结构并达至优化组合的最佳状态。这一原理启示着要促进人民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积极做好对其支撑体系各要素内部运行环节的科学管理至关重要，由此才能促使其发挥出最佳效能。

其一，要不断强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整体“合力”，就必须形成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支撑体系建设理念。一方面，为确保支撑要素不断走向健全和完善化，就要积极树立和形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系统管理理念。对此，各级党组织作为根本领导主体要发挥主导性作用，不仅要积极搭建并形成有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支撑要素整合处理平台，以使其在推进支撑体系发展和应用中发挥核心中枢作用，同时又要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将各层面的支撑要素不断纳入处理平台，以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全面而持久的支撑能量。另一方面，为确保支撑要素进一步走向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要积极树立和形成对支撑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理念。结构优化是系统发挥整体最大功能的基本前提，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价值的最大程度发挥，既要对精神共富根基层、理念层、参与层和保障层的各类支撑要素的内在关联性形成科学认知，也要对不同层面和类别的要素在支撑体系运行和发展中的价值功能作出系统分析和明确界定，由此才能确保处理平台的科学管理，推进相关支撑要素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做到“全力以赴”。

其二，要确保支撑体系切实转化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动力，则在理念建构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形成对支撑要素的协调发展机制，以及其同实践的动态衔接机制，以确保支撑体系内部各要素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进程和实践要求形成全面和全过程式的嵌接。具言之，一要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要求为导向，形成支撑体系内部各要素的动态协调机制。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明确支撑体系内部各要素功能不同、彼此联系且不可或缺。因此，中枢平台要促使其发挥最大效能，需在积极树立上述系统管理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实践动态做好对各支撑要素的补短板工作。譬如，新时代以来新思想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及党中央治国理政能力的不断提升，使得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理论性、物质性、制度性及组织性等支撑要素得到了系统性积累，当下就极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性、社會性要素的系统建构。某种程度上，唯有确保支撑体系内部各要素结合实践发展不断实现动态均衡与协调迈进，才能促使其在内部优化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功能强化。二要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为指引，形成支撑体系内部各要素同实践的衔接转化机制。本质而言，支撑体系仅是一个前提性要件，要促其不断发挥出实践推动作用，则处理平台不仅要着力实现系统的稳序运行，亦要促使其内部各要素同实践实现有效衔接，其中既要不断疏通各支撑要素同精神共富实践的转化渠道，也要通过明确目标定位，为各支撑要素的具体转化提供整体方向，由此，才能在确保支撑体系不断“做功”的基础上，推动各类支撑要素切实转化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效能。

３．以支撑体系输出环节的整合优化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持续提升

从支撑体系运行的整体视角看，如果说输入的过程在于提供各类积极要素，那么经过整合处理平台优化之后的输出，显然就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进一步的动能和路径，如提供更加完善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通过强化理论武装以增强文化自信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等。因此，要确保支撑体系发挥最大功能，除在输入环节和体系内部实现要素累积和科学管理外，也要在实践输出环节上给予充分的关注。在这一环节上，最为关键的就是进一步嵌入并形成信息反馈机制和科学评价机制，由此才能确保支撑体系在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持久性的动力。

其一，为确保支撑体系不断提升输出的实践效能，就要在其整体运行上形成前后贯通的信息反馈机制。反馈是系统稳序和高效运行的重要环节，反馈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帮助整合处理平台“调节或‘修正其行为”，而且亦可对“系统的持续和变化作出新的阐释”。确保支撑体系在高效运行中切实推动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以中枢平台为核心形成动态反馈链条，帮助处理平台做好对支撑要素的整合优化，亦要基于支撑体系的主导推动主体和参与建构主体的视角形成整体性的反馈环路，以进一步强化支撑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的运行效率，并基于反馈反应实现具体运行流程的创新与完善，由此在高效输出中带来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切实实现。

其二，为确保支撑体系能够基于实践要求不断实现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在输出环节上还要进一步嵌入科学的评价机制。绩效评价是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范畴，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工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体系”和“建立评估机制”的发展要求。①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积极嵌入绩效评价机制，有助于全面反映共同富裕的建设成效，并更好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相较于物质富裕而言，精神富裕关涉人的价值观层面，因此对其评价有着更大的难度和复杂性，而从系统管理角度对其支撑体系运行状况展开的科学评价，显然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如通过对上述各层面要素在支撑体系内部的整体建构情况、在处理平台内的整合处理情况以及输出转化后的实效效能情况等展开的分析与评价，便可为支撑体系的优化发展以及实践转化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支撑。在评价过程中，各级党组织既要发挥主导作用并确立正确评价方向，也要积极倾听人民群众作为参与主体的意见，由此通过科学的评价推动支撑体系不断完善优化，就可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更加前沿的技术支撑。

五、余论

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且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亦非一个固态性的“常数”，而是随着社会物质基础发展不断进行改变和实现自我超越。一般而言，低层次的精神需要仅限于人的物欲范畴，而当人本能的物欲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必然要在较高层次上展现自我的意志，即如同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言，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因此，对于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而言，其绝非机械性的数据和指标所能完整概括，唯有充分挖掘其内蕴的支撑要素并形成完善的支撑体系，才能促使其不斷实现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跃进提升。本文的贡献在于从系统思维出发，建构了一个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完整运行框架，并对其内在各要素的微观运行逻辑及其优化路径作出了系统分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要夯实经济基础和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更要唤起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与积极参与，即其本质上是由理论性、历史性、物质性、文化性、社会性、领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等要素共同支撑和驱动的结果。当前，要基于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要求，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尤其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就必须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及其具体机理等作出全面且系统性的剖析。因此，通过搭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支撑体系的运行框架，在明确各类支撑要素的结构功能的基础上，对支撑体系的建构输入、整合处理、转化输出和系统反馈的微观过程作出动态分析和科学厘定，显然有其独特价值，其不仅可为该领域的深化研究提供学理根基，也可构成考量新时代人民精神生活层面共同富裕状况的一个动态性框架。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