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观下领导责任落实的误区规避与科学路径

李璠，刘立杰，白艳

（1.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103；
2.吉林工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507；
3.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以及在其实施过程中对“人民至上”理念的着重凸显，意味着微观层面的组织单位在运行过程中所要考虑的核心已不单是经济层面利益的增值，还包括社会责任的务实担当、人民需求的切实满足和自我创新变革的能动推进，如何围绕人民需求、社会需求展开变革与完善应成为组织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文试对高质量发展观下的领导责任落实问题进行探讨，分析高质量发展对领导责任落实的新要求以及领导责任履行的常见范式，探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领导责任落实的误区规避，提出高质量发展观下领导责任落实的科学路径，以促进领导责任的高效落实。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1］，效益与质量始终是我们党着力应对的核心发展问题。从新中国成立起如何满足人民需求、加速社会发展就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更高质量的民众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抓收益、促经济是首要任务。伴随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经济数量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如何在温饱之余满足人民对高水平生活的需求成为新问题，国家治理开始关注质量层面的提升。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就产品、教育等提出“提高质量”要求［2］。自此以后，在农业、医疗、环境、经济、立法等领域均对发展质量提出高标准，治理重心逐渐显现出从“量”到“质”的跃升。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明确给出“经济增长质量”的表述，并将其进一步解读为“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3］。这表明，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层面，速度提升只是发展效果的一个表征，各领域各要素协调融合发展将更强调对多元诉求和可持续发展的兼顾，“社会人”属性下对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精神上的更高需求成为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随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均更精准、更明确、更直接地提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直至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给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5］。

由此可以看出，质量问题始终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关注的焦点核心，其虽然始于经济领域，与数量、效益密切关联，但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与事业发展中，在强调数目增长之外开始强调多元要素间的深度融合和内外部情境间的平衡有序。发展开始从单一追求数量转向对更多更高层面的兼顾与完善。更为重要的是，以质量为核心焦点的发展目标持续提升始终伴随人民需求质量的不断提升，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转变，反映的不仅是发展标准的转变，更折射出国家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始终围绕人民展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而对除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文化、生态等均提出更高要求，高质量发展也就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效益、速度改善，还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强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精准定义，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给出了较为系统与全面的论述：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6］。从这一概念内涵可以看出，第一，高质量发展的初衷与目标就在于满足人民的更高需求，以人民为中心是治理改善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高质量发展更强调和谐、协调与可持续状态的构建和维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必须同时兼顾；
第三，高质量发展必然是更为开放情境中的创新发展，治理者的思维需保持活跃性、动态性，坚决避免封闭排外和故步自封；
第四，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共享为目标之一，社会更为和谐稳定的状态维系将更强调资源共享、成果共享、机会共享。对比传统发展模式能更清晰地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特点与要求，其不再将数量、效益视为发展的绝对表征，而是更强调对区域间、要素间、领域间、供需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解决，融洽、和谐、稳定与可持续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实施涉及多方面，但所有工作的具体展开都需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满足人民多元需求、创新需求是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首要判断指标。而在实现发展的路径选择上，高质量发展将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路径，也不再推行高投入高产出的模式，而是更强调创新带来的加速效应。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也更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目标，即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推进实施过程中则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和谐，必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7］。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与内涵，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纷纷给出解读、测度与建议，并就推进路径与机制展开探讨。金碚认为，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性和丰富性，但其本质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层面的持续发展，二是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8］。程清雅等指出在人民生活质量改善效果的测度上应着重凸显创新能力与绿色发展［9］。任保平等提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助力环境改善，基于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来看，高质量发展对创新的重视将加速国家国际竞争优势构筑［10］。钞小静和薛志欣等则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推进实施进行解读，提出高质量发展将同时对产业结构、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提出新要求，最终实现生产力发展的代价最小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11］。

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以及在其实施过程中对“人民至上”理念的着重凸显，也意味着微观层面的组织单位在运行过程中所要考虑的核心已不单是经济层面利益的增值，还包括社会责任的务实担当、人民需求的切实满足和自我创新变革的能动推进，如何围绕人民需求、社会需求展开变革与完善应成为组织发展的首要任务［12］。这绝非文件政策中的坚定表态与理论规划，也非年度报告中专门增设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披露即可完成，领导责任落实事实上应更强调民众感受的真实反馈、反应，以及在此基础上组织主动作出的改善性回应，致力于利益覆盖面的公共性扩展，以及公平秩序的坚决维护。在斯塔尔与萨利卢克所著的有关责任领导力的论述中，更为明确具体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管理解读定义为“行善”和“避害”两个方面［13］。“行善”强调组织主动拔高法律要求标准而积极为大众提供更优良服务，兼顾更多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并迅速回应，这是完全区别于营利目的的公共性服务。“避害”目标下也完全转变组织收益者身份，不再从自身利得出发进行行为选择，而是基于大众群体的利得损失，主动减少可能危及利益群体的活动，致力于环境改良和全面保护。可见，高质量发展观下领导责任落实更强调组织管理者对社会责任、公共利益和大众群体的维护，改变传统的经济利益至上标准，更为主动地优先考虑公共收益、民众利得和整体环境氛围，愿意让渡部分组织利益而加速社会正向发展趋势。

结合高质量发展目标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层面提出的综合要求，保障各项措施改革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和更为安全，当下领导责任的核心重点事实上首先体现于两个层面的公共性：服务对象的公共性和组织行为选择的公共性［14］。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和谐发展为基本原则指导，这就要求面对利益变化领导者能够以主动担责姿态优先承担社会责任，而将组织经济利益得失适度后置；
能够优先选择保护大众利得和公共环境，而将组织经济增长目标适度放缓。在组织与民众利益间能够优先满足人民需求，在组织效益与生态环境、公共环境间甘于让渡部分利得而维系全局和谐稳定。这是道德价值观主导下的判断升级、认知升级、思想升级，反映出领导者开始真正拓宽视野、明确使命而长久规划。从领导责任的务实履行来看其也因为公共利益性而存在两个必要前提条件：一是组织运行发展的合法合理合规，既契合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不存在表演式、极端化的担责行为调整；
二是组织领导者自身秉持高水准道德价值观，在法律强制性规制外依然能够基于个人正确、正直的道德价值观标准而进行正向选择，对于“正确做事”有深刻且清晰的认知。即领导责任的落实首先在于领导者自身道德价值观的正确构筑，以及在此基础上独立自主性的有效培养，确保领导者在处理不同事务时，面对利益交织与诉求叠加，依然可以主动进行合乎社会道德标准的正确排序，能够真正重视群众基础而牢记初心使命。

结合社会实践来看，领导责任的推进落实主要存在三大范式：传统的代理人视角范式、民众优先的利益相关者范式，以及介乎于两者中间的融合视角范式［15］。三大范式的划分标准为收益主体定位和受惠面范围。基于领导责任落实所强调的“行善”与“避害”两个层面的要求，可更清晰地辨析不同范式下行为选择、行动目标和领导者自我要求的差异。

（一）代理人范式下的领导责任落实

代理人理论认为，企业管理中为完全合同理论的代表，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现代商业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成为企业中最重要的合同关系，减少代理成本，最大化委托人利益是代理人理论研究的焦点［16］。更直白地说，企业管理者只是代表所有者进行经营管理的代表，彼此间以合同建立关系，管理者帮助所有者实现收益最大化，并基于工作成效获得相应报酬。代理人理论多运用于企业管理，从经济角度对领导与成员关系及管理行为实施进行解读。基于代理人视角对一般性（包含企业与行政组织）组织单位管理进行解读，则不难发现在代理人视角范式下，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即实现组织价值增长，其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也落实于经济价值的创造和发展速度的提升。领导者所代表的不是全社会民众而是组织利益相关者，其一切行为选择都将以这类群体利益的获取为先，简而言之即组织利润最大化。这就不免引致领导者在进行成本收益划分时，会将与组织利益关联较弱的大众群体诉求满足视为组织成本，将履行社会责任视为一种形象塑造和公关表现，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更容易因为组织经济利益至上而加剧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代理人视角下，领导者完全将自我定位为部分群体的发言人、代表人，一切利益相关群体诉求为先，并依据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经济学逻辑，将社会责任简单等同于价值增值。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危害环境的逐利行为，无法实现“行善”的深层次内涵，更无法遵循“避害”的基本要求。

（二）利益相关者范式下的领导责任落实

有别于代理者理论中管理者完全将自我视为企业所有者的代理人观点，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绝对其发展进程和质量的因素包含甚广，既有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17］。管理企业以获得利益并实现发展，就不能仅考虑企业所有者的需求，还需同时兼顾企业关联主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既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还可同时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可持续的企业经营决策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延循这一观念而解读一般性组织的领导者管理行为则不难发现，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组织领导者的身份已经发生转变，不再是小部分群体的代表，而是助力社会发展进步的参与者之一，在考虑组织规划、管理策略可持续性，以及对各利益相关者诉求充分兼顾的前提下，领导者的管理行为实施已经具有了更广的服务群体，也更强调对各层面多元要求的充分回应，完全从经济目标出发而追求有限群体利益变得难以实现，更具社会性的“目标集”构建成为必然，即组织领导者已经将社会性需求置于行为选择和目标设定的首位。在纯粹的组织经济利益谋取外，开始主动关注组织与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开始将民众反映作为组织决策的重要参考。更确切地说，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以社会为先、以民众为重的领导者已经将利益群体推广至全社会，力求协调、平衡、兼顾多元利益诉求而实现组织发展的持续、稳健，领导责任开始成为一种自发性能力需求，并与组织可持续发展相关联。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行善”与“避害”都是意在更好地服务社会民众，扩大组织利益的惠及面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融合范式下的领导责任落实

融合视角下的领导责任的履行范式则介乎于上述两种范式之间，领导者既未完全放弃组织经济利益为重的理念，也未因此而将社会责任履行视为组织成本。其将致力于经济收益与社会责任的全面兼顾，在稳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追求发展质量提升，以更好满足民众多元需求。在具体决策中，领导者会基于协调、兼顾和持久理念重视社会效益，在此前提下谋求组织利润最大化，既避免因为利润为重而引致社会矛盾，也避免谋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影响正常和必要组织经济利得，其更像是在动态稳定状态下构筑组织竞争优势。

结合领导责任落实的不同范式可以发现，代理人理论下的利益至上与高质量发展并不匹配，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兼容式管理虽然兼顾了社会责任和民众诉求，但仍然在预期目标排序上具有局限性，社会责任的落实、民众利益的适度兼顾更多是服务于组织经济目标的实现，以避免矛盾冲突、缓和利益争夺为首要目的，这将导致领导者社会服务效力和民众需求回应度不足。融合范式下的领导责任落实则更强调协调、可持续理念在管理中的充分体现，领导者的关注目标不仅从经济扩展至政治、文化、教育等其他领域，其对于自我管理成效的评价也将更关注社会多元诉求的平衡兼顾与有效满足，解决发展过程中因为区域、领域等不同而造成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成为领导责任落实的核心。

高质量发展对于全局协调、融合和发展可持续性的强调，以及人民主体地位的凸显，事实上要求领导责任落实的范式的选择应落脚于融合范式，领导者既能重视并强调必要的经济基础构建，又同时能摆正服务初衷和服务对象，确保各项措施的实施在于对民众需求、社会需求的充分回应。即领导者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并非只是服务组织单位自身，而是立足于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以民众感受、民众获得和社会发展为先，在保护生态环境、兼顾区域均衡、致力于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创新策略推进。这不仅涉及个人管理技能的改善，更要求视野、思维、格局从局限向广泛、从静态到动态、从片面到整体的转变。这也就要求，高质量发展观下领导者对于责任落实应摆脱利润至上的局限性、犯错再改的偏差性、固化模式的执着性，以及自我优先的片面性误区。

（一）矫正“利润至上”和“功利性实施”的观念

高质量发展目标对于社会责任的强调和对人民至上理念的凸显，要求高效落实领导责任就应首先摒弃两个局限认知，一者是组织优先下的利润至上，二者是行善得福理念下的功利性实施。即领导者应先摆正自我服务者的位置而将组织发展置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满足中，明确组织变革创新和兼顾多元，提升产品、服务质量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自我利益的超额获取，也非社会回馈的更为丰厚，而是以组织在微观层面的突破助力社会宏观发展的加速，以“正确做事”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一旦领导者秉持代理人理论而认同“利润至上”，则容易使组织陷入为部分人服务的局限观念，更容易误导领导者贬低自我价值而成为部分利益相关者的代理人。事实上，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各组织的积极参与、创新变革正是力量源头，这之中领导者的示范、引领与启发又是源头中的源头，其应该将自我定位为宏微观领域的协调者和社会大众的服务者，绝非为小部分人谋划利益的代理人。功利性实施的狭隘则在于这一传统观念局限了领导者对于责任担当的认知，将其单一地与利益回报关联，而看不到社会责任担当履行后所营造的和谐氛围与群众满意，社会与民众的认同才是组织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唯有摆正担责与战略规划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责任意识在先，战略规划在后，才可真正通过实施路径的科学设计而更好地践行组织社会责任，一旦视纯粹的利润增长为担责的唯一结果，就容易将社会责任履行落实的过程视为组织成本支付的过程，就会再次陷入利润至上的误区。未来在履行领导责任的过程中应通过引入非传统性激励，探索、建立组织与大众群体的健康关系。

（二）矫正“行善”与“避害”合二为一的观念

斯塔尔与萨利卢克对于领导责任的阐述更为直观地总结为“行善”和“避害”，但其本质依然是以民众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而进行管理的原则坚守，“行善”意在组织社会服务水平和效能的综合提升，最终实现发展红利的更广覆盖，这显著区别于功利性目的下“行善得福”的社会责任履行初衷；
“避祸”则重在强调发展过程中对诸如环境等的兼顾与保护，意在避免大众利得损失，主张领导者的社会责任履行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致力于环境改良和全面保护。更深入地分析则发现，领导责任落实过程中所强调的“行善”与“避害”事实上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两个方面：前者意在强调对大众利益的全方位回应和改善，后者意在提醒组织后续行为选择的公共利益性和服务性，避免再次产生持续性的社会破坏和环境破坏。如果说“行善”是一种改善，“避害”则是一种防范。但现实工作中不少领导者认为，做到了“行善”则对民众有了交代，可安抚社会情绪而减少社会矛盾冲突，至于后续规划过程中有无关注“避害”目标并非重点，其甚至认为即使没有实现“避害”目标而出现了问题，也可以通过“行善”而进行弥补。这事实上就引致投机做派和作秀风险，领导责任落实过程中领导者如果不能从规划初期就认识到社会与环境的重要，无法真正将对民众的保护置于首位，“行善”终究难逃功利特征和短暂风险。这也意味着，领导责任的落实务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战略规划中始终秉持对环境的敬畏、对民众的保护和对社会良好秩序的维护之情，既做好遗漏疏忽之处的弥补，也做好后续矛盾风险的防范，以“避害”目标的充分实现辅助“行善”目标不断升级、深入。

（三）矫正“标准模式”系统打造概念

领导责任的落实不同于领导政绩的构筑，其显著区别的一点即没有专门的量化指标，也不主张以数据对领导责任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18］。参考领导责任的内涵也不难发现，其从一开始就强调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以及领导者自身对法律标准的主动拔高，确保自身在法律约束之外依然可以秉持高水准道德价值观而作出维护民众利益、优化社会环境的正确选择。这是个人价值观引导的过程，也是组织文化营造渲染的过程，更是融入社会环境的过程，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协调配合、层层推进。这就注定领导责任的落实过程存在个体特性和阶段特性，需要伴随组织发展、社会发展和个人认知深化而不断升级完善；
需要考虑组织的核心价值和伦理道德，以及所处环境情形，寻找适合组织特性发展的有效担责路径。领导者自身也需要不断提出高标准而持续努力，务必结合组织实力、社会定位与民众诉求精准有效回应，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一劳永逸的统一模式。领导者如果试图通过对标所谓“标准模式”“大众范式”进行组织责任调适，反而容易陷入功利主义误区，表现出相当的作秀感。高质量发展观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体现得更为彻底，领导者责任履行所要囊括的内容本就有了显著扩展，结合各自所处阶段和区域实际，如何把握民众最迫切需求、如何回应民众最急切问题，如何综合完善社会发展的各层面各领域，将更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将人民置于工作首位是基本原则，围绕民众需求展开具体工作是应遵守的基本路径，领导者不仅不可能固守“最优模式”，更不可能创建普遍适用、绝对一致的“统一模式”，伴随社会情境、民众需求变化而及时调整工作重心、管理目标才是与现实社会相匹配的高效举措。

（四）矫正“领导者是唯一实施者”的观念

领导责任的担当主体固然首先是组织领导干部，但并非意味着其就是实施相关行为举措的唯一主体。无论是从领导责任的内涵来看，还是相关责任落实过程中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涉及，其都意味着参与、实施主体还包括那些显性或隐性，与组织“行善”“避害”相关联的各类利益群体，他们的诉求、回应与配合都是领导责任顺畅实施的基础保障。高质量发展观下，对于民众获得感、满足感的强调，对于发展均衡性的重视、对于发展红利共享的要求，以及对于生态等各领域的兼顾与保护，本就使得领导责任有了更广的内涵与要求，需回应更大群体并协调多元利益诉求，若仅认为领导者即可完成社会责任履行，就是将领导责任的落实过程静止化、简单化，误以为凭借战略规划中的斗志体现、宣传口号中的表态承诺就可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维系，这依然为传统的代理人视角范式所局限。真正的领导责任落实必须关联政府、社会团体、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实现多方合作才可在群体间的持续对话中扩大利益覆盖面，也才可从全局考虑而有效“避害”，探索组织可持续发展之路。

领导责任的高效落实涉及宏观层面的社会发展、中观层面的组织利益，以及微观层面的诉求满足，不同层面的关注点与要求标准彼此各异，分析领导责任落实的具体路径也就需综合考虑环境、制度、利益等要素的相互碰撞。组织管理在强调必要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数量增长之外，还需重点关注多元要素间的深度融合和内外部情境间的平衡有序，组织发展路径规划与发展追求则应从单一追求数量转向对更多更高层面的兼顾与完善。

（一）担当力下的初心与坚守

领导责任从一开始就优先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是组织领导者秉持高标准道德价值观而主动审视、获取并回应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将社会公共利益与组织利润并重进行决策，部分领导者甚至将公众利益前置而愿意让渡部分组织利润。其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在以核心价值与伦理道德为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对引领目标进行了重置升级，看到了组织持续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群众基础与和谐社会环境，意识到作为领导者的真正谋划与布局不在于一时、一域的得失，而是融入社会环境成为助力社会发展的得力一员。这也就必须能坚守服务初心，在行动初期、攻坚难期不放弃。实施责任领导的关键不单是领导者自身的卓越技能和心胸抱负，更在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对民众的热爱感和对事业的真诚感，在此情感基础上始终作出坚守核心价值的正确选择。

（二）组织文化中的集体价值观构筑

高质量发展观下对于社会全领域的关注与重视，使得领导责任落实不是领导者一人所能实现，也非领导者一人之责，其必然涉及组织发展目标设定和利益取舍标准，在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干预下，秉持高水准道德价值观的领导者能否真正践行正确主张，表达自我对于社会、大众的担当情感，并形成群体性活动，就需要进行必要的组织文化熏染。需要在刚性制度外营造积极、正向、真诚和负责任的组织生态环境氛围，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体都能时刻感受组织所宣扬的价值观，受到正向引领而不断矫正自我有偏思想，始终保持对社会与民众的敬畏、热爱。具体而言，在诸如组织战略规划、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组织治理等各个方面都应融入正向价值观宣传，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视为组织考核、选拔的重要参考因素，“建立起一套有着人文关怀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管理体系”［19］。

（三）社会责任认知下的制度环境营造

领导责任的内涵已经清楚表明其需要实现两个最基本的目标：行善与避害，这不是组织立场上的经济利润最大化和自我发展优先，而是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服务更全面、危害防范更到位之要求，优先实现社会整体收益的最优。这就需要领导者理解与整合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借力制度刚性进行再引导、再约束，于价值观引领外强化管制力量，助力组织发展路径的正向、正确和造福大众。具体而言，领导者应该基于自我道德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结合领导责任落实所强调的重点进行关键性决策。当发现组织制度缺乏外部环境支持时，更要通过组织的主动改变、示范与引导而对其他组织形成促动与感染，助推领导责任的社会效应不断外溢扩散，最终形成外部支撑力量，支持组织自身与利益相关群体健康有序发展，与社会、环境和谐共存，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领导责任推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