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上，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并不容易被发现。遍布街头的时尚服装店和精品超市中间，很少有游客能够注意到，一个不大的门脸的墙壁上，镌刻着这位苏联作家的浮雕像。这是一座18～19世纪的古老建筑，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35年搬至这里居住，直到去世，他短暂一生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博物馆两度更名后，部分功能已经转变为文化交流和残障人士成就展示区。走上二楼，最里面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的空间。
作家的卧室仍保留着原貌，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被身体的病痛困扰，白天的时候，窗帘常常是拉上的。卧室的旁边是会客厅，墙上挂着列宁画像。书柜旁摆放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描绘的是作家衰弱地躺在病床上，众人围绕着他的场景。
馆长奥尔迦介绍说，现在，常常有学生来这里参观，给学生们讲解的时候，是通过保尔的故事，来讲述那个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毕竟，现在许多学生连列宁是谁都不知道了。“虽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十四个语言的版本，但是《哈利·波特》已经被翻译成了八十多种语言。”奥尔迦补充说，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一度面临着关门的危机。
展厅的玻璃书柜里，摆放着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中文译本最多，占据了整整一层，有青少年版，还有新课标版。书柜旁边的墙壁上，张贴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保尔·柯察金》的海报。
置身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你完全无法想象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作家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在中国如何用不同的方式，震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直到今天，保尔· 柯察金仍然是很多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存在于他们的青春往事之中，被追忆，抑或被忘记。
马建国一直在“寻找保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拨通他的手机，他就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对！我就是建国同志。”这位65岁的退休干部住在乌鲁木齐，他将自己的房子改造成了红色主题记忆珍藏馆，里面摆放了数十年来收集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共1600个版本，排在一起有32米长，重达1.5吨。
小时候，马建国的父亲获得了一张奖状，上面是这样表彰他的父亲的：“发扬了保尔一样的冲天劳动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马建国和保尔的初次“相遇”。九岁那年，母亲在三十公里外的巴扎集市上花了一块二毛钱，给马建国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在当时堪称“巨款”。
从那时候开始，马建国迷上了这个来自苏联的形象，常常在油灯下抄读或者朗诵书中的文字，幻想着自己也成了英雄。“文革”期间，他辍学下乡，到农村劳动，后来又到印刷厂当工人，印制那些革命小报。不论到哪里，保尔一直伴随着他。他觉得，与“文革”期间那些高大全的“本土”英雄形象相比，保尔的性格特点更加真实。
“我们国家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两个高峰，一个是1952年前后，刚刚建国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第二个是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马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么多版本中，他最喜欢梅益的译本，这是流传最广、也影响最大的版本。
实际上，早在1937年5月，就第一次出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文版，这是由段洛夫、陈非璜根據 1936 年出版的日译本转译而来的，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但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版本的确是梅益的译本。
据人民网党史频道记述：1938年，梅益在主编《每日译报》期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交给他一本书，并嘱咐道：这本书描写了一个苏联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党组织认为这部作品对我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一定有教育意义，希望你能够把它作为组织上交办的一项任务翻译出来。这本书就是由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阿列斯·布朗的英文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梅益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帮助，如孙光英、刘辽逸和姜椿芳等。但梅益因编报与妻小重病，同时他还在参与翻译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因而直至 1941 年冬撤离上海前夕才完成翻译。该书1942 年夏天由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初次发行5000册;同年，上海远方书店再版。书送到延安大后方后，在解放区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梅益在这本书初版的“译后记”中，强调了这部小说对于正在同日军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的重要意义。上海新知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后在解放区几次再版，在部队中流传很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