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秉文是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他所提出的“四个平衡”广为人知。作为郭秉文大学管理思想的一部分，他所践行的“学术与事功的平衡”堪称是其“第五个平衡”。“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用其所学，鼎足而三支撑起第五个平衡。有一种现象既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题中应有之意，又是这一平衡的升华与超越，那就是引领。而引领似可说是与教学、科研、服务等量齐观的高等教育的“第四职能”。
关键词：郭秉文；学术与事功平衡；引领社会发展；第四职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2－0016－08
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之肇端
郭秉文(1880～1969)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即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参与创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任教务主任和校长；后又创办了孟禄眼中的“中国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国立东南大学。他是当时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连续三次以中国首席代表的显荣身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均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主持亚洲部会务。
1906年郭秉文赴美留学——这比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早了3年，进入俄亥俄州的乌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主修理科。1911年在乌斯特学院获得理学士学位后，郭秉文即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译教育科)深造。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他又继续研究教育史，两年后即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次年，哥大师范学院出版了郭秉文博士学位论文的英文版，其导师孟禄(时译作门罗)为之作序。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黄炎培为之作序。需要说明的是，郭秉文中文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封面署名“江浦郭秉文著”——却并非出自他“手笔”，而是由周槃“译述”的。在中国教育史学史上，《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不足十万字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叙述了中国自远古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间教育制度的发展脉络，“是一部中国教育制度简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尤为难得的是，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首次从“公共教育制度”、“人民教育”的全新视角，使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的“话语体系”，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上古以降列朝教育制度的沿革，重点考察了清朝日落和新世纪的清晨这数十年间新教育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教育法”、“学校组织”、“教育制度中之财政问题”等“现今国民教育的重要问题”。因此，有人认为郭秉文的“这篇论文也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基石”。
1914年郭秉文回国，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参与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春代理南高校长，次年秋正式出任南高校长。1920年，郭秉文决心按照美国模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综合性的大学，并由此引起了中国的高等师范学校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的南北之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等学者于1919年向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设置师范大学案》，主张高师升格为“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不赞成高等师范的单独存在，主张将高师改建为“综合大学”并在大学之内设立师范学院。这就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广为人知的“高师改大”之争。1920年代的“高师改大”运动也由此而起。在“高师改大”运动中，由于办学传统、宗旨、地理位置、办学理念的不同，南、北高师分别选择了“改建为综合大学”和“升格为师范大学”两种迥异的发展道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北京师范大学后，“逐步失去了高师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作为当时仅存的一所师范大学，它的存在本身就极大地维护了中国的师范教育制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后，“自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模式却被其他高师盲目仿效，直接造成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普遍衰落”。
国立东南大学经过1920年的筹备于1921年9月正式开学，郭秉文担任首任校长。因郭秉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又在后来完全按自己的理念来打造这所大学而被誉为“东南大学之父”。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改大”后仅办了三五年的东南大学就让世人看到了它所取得的“长足的发展”。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田正平教授就曾对笔者说道：“东大的锋头直逼北大。”
在培养目标上，东大突破了“师资”的局限，明确提出要培养“对国家负责任的公民”。具体而言，就是要造就具备“钟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静”这样一种“国士”人格魅力的“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而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的学生。这种“对于应负之责任能知能行的”学生必须拥有“中正、和平、明确、精熟、悠久、宽厚”的高尚品行。
在学科设置上，主张“学”、“术”并重。他认为“学术”是由“学”科和“术”科组成的。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是基本；术，是枝干；学科，包括文、理、法等，术科，包括农、工、商等。大学只有学术并举，才能根深叶茂。这与同时期治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的主张与做法，具有明显的思想分野。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学问”就是学术中的“学”。事实上，蔡元培主导的北大模式在当时占据着主流。东南大学教授茅以升的对此评说就既显示了几分自豪又有些许孤寂：“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
在办学宗旨上，强调面向实际，服务社会。这是东大的一大特点，堪称是郭秉文“平衡”的办学方针与治校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此，本文将在下面详细阐述。
在管理模式上，实行校董决策，民主管理。在筹建东南大学之初，郭秉文就参照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设置由张謇、蔡元培等政治、教育、实业等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校董会作为学校决策机构，来制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预算、推选校长、决定系科增废等。在校内管理上，郭秉文主持制定《东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立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分别负责议事、教学和行政事宜。校董会和校内“三会”相结合组成的管理体制，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确保了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此外，还重视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管理，像美国大学那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等。
在办学业绩上，“砥柱东南，树人十载。春盈江国，有口皆碑。支大厦于一木，系一发于千钧。”
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
学之后，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二、“四个平衡”思想精要
1960年代，南高校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始人张其昀赴美拜访当年的校长郭秉文。郭秉文“畅谈五十年前他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认为《大学》里修齐治平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而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一)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三)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四个平衡，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高度提炼。
(一)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
郭秉文认为，将“大学”与“高专”分开设立，希望分别培育出“闳材硕学”和“专门应用人才”的做法，完全就像是把“文化”与“职业”分为两系，让大学居于“文化系统”之首，而让高专居于“职业系统”顶端。“言学理，其可批评者固多；言实例，则其制仿日本，而日本各高专，已纷起升格之运动。”他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按照郭秉文的这一思想创建的东大既设置了文理科、教育科，又设置了工科、农科、商科，学科之多，居全国之首。
(二)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以及同时期的陶行知等人还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让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成为校园的“焦点”，进而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
(三)师资与设备平衡
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近代史专家梁和钧曾在《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称赞：“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在南高和东大，大师级的人物真可谓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但是物质设备亦不容忽视。东大初建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重点筹谋教学科研的条件改善。东南大学这种在办学过程中致力追求“软件”与“硬件”同步增长、课堂讲授与实验训练齐抓并举、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互促进、专业训练与通识教育相辅相成的思路与做法，为社会所亟需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四)国内与国际平衡
郭秉文清楚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所以他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当时东大留学出身的教师已占到总数的64.4％。同时，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如美国著名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印度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德国新活力论创立者杜里舒和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北洋政府外交界领袖人物、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等人曾来校考察和演讲。东大希望藉此使东大师生调和文理、沟通中西，放眼世界、虚怀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
三、第五个平衡：学术与事功平衡
对于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台湾与大陆已有比较透彻的研究。前文业已述及，它是在郭秉文卸任数十年以后归纳总结出来的。这种归纳——尽管是对自己的思想沉淀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提炼与归纳——是否涵盖了郭秉文最主要的教育思想?还有无与“四个平衡”并排而列的其他平衡呢?
笔者对郭秉文和那段历史研究有年，尝试利用“从后思索法”的研究方法与思考路径，回望郭秉文治校十年的历程，追溯其办学理念的脉络，透视南高东大骄人的业绩，研读郭秉文生前身后的文献，深感有第五个平衡浮现于纸面，那就是学术与事功的平衡。虽也有人偶持“五个平衡”说，但是尚未见人对此做过系统的辨析与深入的探讨。
“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早在人类社会早期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下就业已存在，“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人们把它作为既定的事实而承认了它。但是，对它的科学认识却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即人们对商品的科学认识却是在“后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获得的。这就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有理论依据的假设：学术与事功的平衡早在郭秉文时代就已真切地存在了，但是，由于学术与事功的平衡还没有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我们甚至是包括当年的郭秉文本人对于它的认识却都还没有达到能够提炼出“第五平衡”的超前度。
“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一贯主张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它坚持从社会存在出发、客观的理解、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统一等基本原则，包含有“逆向溯因”等基本内容。由于历史已经过去，产生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而这些原因又无法在实验室里模拟，因此，“要真正认识社会发展的原因只能走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从‘发展的结果开始’，逆向溯因。”当下对于高等教育要重实用、重服务、重适应、重引领的呼唤与诉求，正为研究“学术与事功平衡”创造了条件与环境，同时也使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变得必要和紧迫。
所谓学术，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事功，是指事业和功绩。这就同《左传》所推崇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是立功，其次是立言——中的“立功”和“立言”这两个中国传统士人或士人集团所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切合了起来。需要认识到的是，这里“平衡”的主体是大学，而且，这种“平衡”不啻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存在状态，而非半斤八两式的完全对等。“学术与事功平衡”，简言之就是“学”与“用”的平衡，是“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大抵可
以用“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用其所学”12个字，从目的、价值、功能三个维度来概括。
(一)学以致用
民国初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说还处在“前象牙塔”时代，大学对于“服务”和“应用”的意义与作用还没有完整的概念，更遑论予以主动的应对。郭秉文就多次直陈国内教育的弊病，指出其“成绩甚少，进步甚迟”的症结就在于“不切于实用”。而“教育不切于实用，则凡教授(即教学——笔者注)、训练、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虽时过百年，但郭秉文发聋振聩的质问仍犹在耳：“学生之抛弃社会而求学于学校，毕业后既不能为农，又不能为工商，教育之本旨安在哉?”
教育的本旨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注重实用教育”和“教育必裨实用”。郭秉文呼吁：“教育必裨实用，他国所风行而收功之实际教育，当加意提倡之。”何以才能使教授、训练、管理等深合于社会之需要，才能使教育有益于实用?郭秉文开出了两剂药方，就是“发达学子身心”和“注意于学子职业之选择，而予以正确之引导”，以“养成思想”和“应用能力”，“使学者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郭秉文极具眼光地提出了要从“职业引导”——即今日就业指导——切入的重要命题和独到见地。郭秉文所传播出来的新鲜观点是：“在世界文明各国中，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教堂、学校以及各种社会等，皆视职业引导为其分内之事。”在考察和研究英美教育之后，他更是得出了“教育日趋于实用”的结论。
若不引以为戒，有力应对，中国很快就会面临“高等游民”浪潮的冲击，“教育为世诟病，学生被人唾弃”。郭秉文条分缕析，忧心忡忡：“当今吾国教育，尚未普及，彼毕业于学校者，已供过于求。若教育大兴，则毕业于学校者……势必流为高等游民而不止也。则教育为世诟病，学生被人唾弃，在所不免矣。”在论述过“选择适当之职业，诚重要事也”之后，郭秉文提出了学校成立“专司学生职业引导之事”的“职业引导会”并由“富于职业之知识经验者”充任引导员的观点。郭秉文对此充满了期待：“一校行之有效，则推及于全国，我国教育之前途，庶几有为!”
(二)学用一致
郭秉文主张“以适应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由于社会需要随时变化，因此东大所设系科也因之而异。例如，鉴于社会体育不振，而任教者又多不明体育原理，而设体育专修科；鉴于人民生产力薄弱，而一般学子又缺乏知识技能，因而提倡职业教育；近代得益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的进步，教育学已成一种专门学科，“不造就此种专门人才，不足以促教育之进步”，遂增设教育专修科，等等。
东南大学不仅十分重视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独步海内，而且各系科皆格外重视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事业。例如，参与《新学制》的制定和《新教育》的创办；以中国科学社为大本营，组织各种专门学会，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学传播；创办《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首创“暑期学校”，提高从业教师的素质与水平，并使他们获得“亲知”(指自身的教育实践，是根本)和“闻知”(指他处学得的知识，是接枝)的根枝相接。而农科、商科的推广事业更可以说是功在当时，利在千秋。譬如，以“服务社会”为宗旨而开办的东南大学商科暨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之所以设在上海就是因为那里工商发达、商贾云集、氛围优越、信息灵通，十分地有利于“沟通实业与教育”。而农科则是始终抱持和践行“造就专门人才，发展改良农业”的办学宗旨，对于中国农学人才的培养、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贡献巨大。
(三)用其所学
郭秉文特别看重知识的活化和能力的迁移，“注重理想与实际之联络”，强调“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而他自己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践行者。换言之，他既是一位高明的大学教育家，又是一位高超的大学管理者，还是一位高妙的大学经营者，本身就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大学校长的范本。1925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和现代大学之父郭秉文突遭北洋政府免职，倡言“学者不党”的学者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祭品，就此结束了教育生涯。但他先进宏富的教育思想和绚烂多彩的办学实践，却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份丰富遗产，留给后人许多启迪。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退出教育界以后，郭秉文又将他的抱负、学识、才干倾注到其他领域，用“钟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静”般的国士言行诠释了“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另一种成功。“郭秉文先生一生事功，除开创南高师与东南大学外，尤复为促进中美文化合作的先锋，从事我国国民外交的健将。”1931年，郭秉文由美归国，出任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抗战爆发后，他奉派驻英，以财政部次长兼任中英贸易协会主任，“争取友邦舆力，以纾国用之困，堪称外交、金融战中的第一线尖兵”。抗战以后，他代表中国出席善后救济预备会议与世界粮农会议，被推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他举重若轻，“卓越政治才华，也不在其教育外交之下”。50年代，他接替梅贻琦出任台湾“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以私人力量在美组设“中美文化协会”，执着地从事着文化交流活动。
四、引领社会发展：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升华
大学，不仅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为社会服务，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社会增添财富，而且还要为预判和引领社会的发展，为改良社会，为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等，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这既可以看作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题中应有之意，更可以看作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升华与超越。可以说，这种发展引领，具有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量齐观的作用，堪称是高等教育的第四职能。
(一)大学改良社会风俗
“大学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是郭秉文当年提出来的。这反映了一位大学校长的角色自豪感、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想真切、透彻地理解郭秉文的这一先进思想，就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1918年秋，南高代理校长郭秉文撰写了《关于本校情况报告书》，其中之一是《教育概况》。教育概况，分训育、智育、体育三项，这句话就是他所报告的“训育”中的点睛之笔。按照郭秉文的解释，训育，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之义。训练注意启发，使学生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学生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达知行合一。换言之，对学生的训育是双管齐下，既反对“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也反对“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旨在使学生学用结合，言行一致。训育有着一整套的标准、方法、程序和实施途径。
首先是标准。以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的国民为理想中的人格。“此人格要素，必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而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盖必如此，然后对于应负之责任能知能行，而人亦能心愿以责任付之也。”道德培养
强调注意两点，一是品性，如智力、情感、意志等都要趋于中正；二是行为，如容仪、言语、动作等都要趋于平和。学术培养则强调注意这样两点，一是知识，如普通知识、专门知识等都要使之明确；二是技能，如应用、美感等都要使之精熟。才识培养也强调两点，一是计划，如全局、局部等都要有悠久即长远的打算；二是执行，如作业、协调等均要有宽厚的精神。而中正、平和、明确、精熟、悠久、宽厚，又都须本着“诚”字。
其次是方法。惟有启发学生的自动精神，才能使他们向着所定的标准不断地前进，即依据“利用天性、触发感觉、引起兴味、应用暗示、选择思想、养成习惯”的原则来进行。
再次是程序。先由自己，而后他人；次由学校，而后社会。总之，以成己为始，以成物为终：“对自己之品性行为负修养之责任”；“对于同学之品性行为负规劝之责任”；“对于本校校风负巩固发扬之责任”；“对于本校附属学校之训育负协助之责任”；“对于本校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
最后是实施。实施训育的方法有二：一是修养，二是服务。在修养方面，重视躬行与省察。设有学生省察表，每周由学生自己登记，学监调阅，教师根据学生的品德进行诱导。每学期汇交学监处，以此来评定学生的品行，并分别给予劝告或勉励。服务方面，重视实践与研究。校内凡与学生有关的各方面，均制定有《服务生职务规程》，由在南高各处所“实习”的“服务生”分期轮流服务，必要时还会召开服务生会议进行研究。每日由学监检查，并进行记载。在修养、服务两方面，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以说服和鼓励为主，直到完成为止。
联想到前文郭秉文所说的“一校行之有效，则推及于全国，我国教育之前途，庶几有为!”这句话，如果大学都能“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则高等教育对于社会之引领便会蔚成风气。
(二)教育关乎国民进步
“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这是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提出的重要命题。在这里，他首先从反面论述了教育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掣肘作用——“学校教育关系于国民进步之重要，吾国教育史，实一明证也”：“数千年之教育性质，皆偏于文学、哲学与道德诸方面，而近世所谓实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我国数千来的教育方法，则“颇似欧洲希腊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所盛行者”。这种特别的传统教育，“其性质影响于国民之过去颇大”。自西方新学输入以来，“中国的政治、工业、社会等，同时皆显改革。”古今相较，我国科学技术之所以发展迟缓，我国之所以落后，个中原因“可以恍然矣”。所以，他认为，“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纽，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教育造成人才，为国家之栋梁，措国家于磐石”，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见，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不管是进步还是后退——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而大学的开放性、进步性、宽容性等则决定了它自然会给社会发展以“革新”的引领。
(三)大学维护社会正义
大学的一个价值是追求真理。而真理不分地域和时空，也不受种族和民族的限制。“大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思想、兴趣和同情感的普遍性。”郭秉文认为，大学的责任“是造就具有国际头脑、贤明、无私、能够抛弃自己民族偏见与偏爱的世界主义者”，就是“培养四海之内皆兄弟、宽容、和谐与平等的精神”。在利用教育机构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方面，大学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大学应该站在“国际正义”和“平等”的立场上，“维护正义，敢讲真话”，唯有如此，“才不辱其最高使命”。也唯有如此，大学才会受到人们的推重和追随。大学素得风气之先，易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之精髓，“当求四境之新状况，以改革教育制度”。而且，在引进、吸收外来文化之时，大学既能够保持中国“古代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又能取法“西方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从而避免方枘圆凿之患。诞生于郭秉文时期的“学衡派”便持此观点。
郭秉文的思想不独在当时甚受推重，而且对后来的教育家和大学管理者们也可能具有影响。在他淡出大学舞台多年之后，又有人明确地表达了大学应该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的思想。如竺可桢就提出过多重使命的观点，尽显大学功能：“社会责任：服务地方，改良社会；道德责任：海上灯塔，社会之光；学术责任：振兴科学，繁荣文化。”当然，最能显示大学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的观点还当数郭秉文的后来人、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提出的中央大学的使命说。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认为，中央大学的根本使命不是教学，不是科研，也不是服务，而是引领。罗家伦认为，办理大学“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关头之际，中央大学只有尽到特殊的责任，担负起特殊的使命，才有意义。这种特殊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放眼世界，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和“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必定缺少生命的素质，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而一个国家形式上的灭亡，不过是最后的结局，“必定是由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先告衰亡”。而一个国家真正可怕的不是国土沦丧，因为国土沦丧总有被收复的一日，真正可怕的是民族文化的消亡，因为那就会使国家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九一八之后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的腐败，而最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无组织，“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的无组织”。
所以，国难当头，中央大学要担当起特殊的使命，就必须“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以凝聚起中华民族之魂，使中国早日雄起于世界的东方。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
责任编辑：蒋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