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从历史地理的维度入手，逐步解开天水围发展的疑团，论证“规划失误”论的贫乏。本文认为改变现况的方法在于把天水围发展问题从“规划失误”放回到土地发展体制的层面来探究。
关键词：社会问题；历史地理；规划；天水围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aspects to gradually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in Shui Wai and proves the inadequateness of the “planning mistake” theor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o change the present state, it lies in putting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in Shui Wai from “planning mistake” to the land development system.
Key words: social problems；history & geography；planning；Tin Shui Wei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7-19（7）
作者简介：邓永成香港浸会大学地理学系副教授博士
一、“悲情城市”的“规划失误”： 论述的贫乏
（一）“悲情城市”与“规划失误”
香港发展新市镇已经有一段日子，计从70年代初第一代的荃湾、沙田及屯门，70年代末第二代的大埔、上水、粉岭及元朗，到80、90年代第三代的将军澳、天水围及东涌，居住人口高达330万。2008年刘国昌导演的《围城》与许鞍华导演的《天水围日与夜》两部电影，更把天水围社会问题的讨论大众化。2001年出现的“悲情城市”（自杀、抑郁症、婚外情个案频生的地方）论述 （壹周刊，2001），经2004年“伦常案件”爆发后，又增添了“病态小区”的看法 —— 一个集结贫穷、家庭暴力、资源匮乏、综缓、新移民等问题的地方。社福界学者专家们纷纷献计，政府必须及早捍卫“小区健康”，而“小区资源”成为天水围问题的核心。2007年，惨案再次发生，“悲情城市”的论述又卷土重来。不同的是，当“天水围家庭检讨小组”报告内的25项改善措施还来不及好好实施，成为舆论焦点的社福界，只好把矛头指向城市规划，提出天水围的问题是由于“规划失误”，导致公共设施供应不足、失衡的人口分配带来贫穷的集中等。面对其他的社会挑战，香港政府为了强政励治，也乐于顺应“民意”，把问题说成是“规划失误”。由社会福利署转战发展局的林郑月娥局长，当被问及天水围的问题会否在“十大建设”内的新发展区（洪水、古洞北、粉岭北、打鼓岭）重现时，也迫不及待地解说，皆因后者规模较细，且有“平衡”和“弹性”的规划， 又重视环保和绿化，规划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换言之，天水围的问题，是“规划失误”而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而“规划失误”亦只不过源于技术问题而已。
（二）天水围的问题，果真如此？
天水围发展的疑团，只有从历史地理的维度入手，抽丝剥茧，才有机会解开。早前，本人运用福柯（Foucault）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一些观点探索殖民政府60年代后期，面对“内忧（市内社会不安）外患（中英将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运用新市镇的空间，塑造对香港有“自豪感”的“新人类”，成绩斐然。下文将补充说明殖民政府与资本（尤其是土地资本）的千丝万缕关系，在70年代初形成一个以地产为主轴的体制，其后政府为了巩固此体制，以技术掩饰政治，支持政治，在天水围建设起一个新市镇，最终导致同一个新市镇的空间模式投放在另一个时空，却造成天水围的悲剧。
由此可见，天水围的规划实践比坊间的想象更为政治化。为了更好地理解个中道理，我提议从空间性入手。空间性（spatiality）作为关键词，涉及对空间的生产、实践和权力关系的分析。现今，地理学界的共识是，空间性超越固有对空间的想象（boundedness），不再局限于一个平铺直叙的实体（material object），也包括人与其身处环境互动的关系，涉及社会关系及地理考虑。哈维（Harvey）的近作提出了一个三分法来阐述空间。空间不只是一个自然赋予的绝对体（有其独一无二的位置与凝固的周边）（absolute space）。其次，它亦可能是一个物与物之间的（远在天涯或近在咫尺的比邻）或物同而质异（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关系而“今时不同往日”）的相对体（relative space）； 换言之，对空间的理解应超越独立的地理界限或客观的物质环境。再者，空间也是一个关联体（relational space），一方面与历史、经济、社会等过程相连在一起，另一方面则与个人的经验、想象交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当权力在实践的过程中改造空间，空间更是权力实践的重要手段以及载体。不一样的权力模式存在的空间条件不一，同样，不一样的空间尺度（包括区位、体积、距离、方向、移动、流动、联系、界限、边界和领土）涉及的权力模式亦各异（除权威之外，还有支配、利诱、操纵、强制、说假、说服、谈判等）。简言之，“空间即权力、权力即空间”，天水围的空间反映了资本的操纵、规划的强制、政府的支配及利诱等权力。最后，哈维把他的空间阐述与列斐伏尔（Lefebvre）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的三元空间（spatial triad）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可以仔细描述空间与个人感受、想象的辩证关系，准确地把握新市镇规划的空间表征如何改变天水围居民的空间实践，形成新的表征空间，“造就”不必要的“悲情”空间故事（spatial stories）。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亏”字所能理解。
二、天水围的历史地理：贫乏的论述
（一）从70年代初现的土地发展体制说起
从殖民一开始，尤其是1855年被要求财政自负盈亏后，土地便在香港的发展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1841年首次卖地（应说批租）开始，与土地有关的收入已极为可观。单以1881年为例，地产收入已占当时香港财政的1/3左右。到了上世纪60年代，1962年是地产高峰期，其比例为16.6%。其后，比例随着地产市场的兴衰而有所起跌；1975年从较低的5.3%节节上升至1980年35.2%的高峰。其后两年，虽然比例轻微地回落，但总体还是很高。 换言之，在我们关注与天水围事件有关的年份里，土地收入对香港政府至为重要，其稳定性更是不容忽视。
一如其他商品，土地市场也有周期性，此起彼落，有升有跌。由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香港地产市场经历了两次循环周期，第一次升势从1968年到1973年左右，1973年至1974年进入低潮，而第二次快速发展则从1975年到1981年中，其后市场调整下滑，至1984年底再度复苏，一直至1989年。面对地产市场的波动，香港政府绝不会掉以轻心；令她更头痛的是，自1968年后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捆绑起来，使前者的问题更加复杂化、更难处理。之前，股票市场由英资垄断，很多华资只能望洋兴叹。可是，随着远东、金银、九龙等三所新交易所的相继成立，华资企业便有了在股票市场挂牌上市筹集资金的机会，使它们可以在地产市场大展拳脚，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除了参与卖地及招标竞投外，还与一些“有地无钱”的上市公司合作，发展这些公司拥有的土地；或是在股海中收购兼并，对象不单是地产，也向其他经济行业进军，渐渐形成以地产为首的资本集中及集约，从而左右整个香港经济。此等行动也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市值攀升，带动股价上涨，继而吸引更多内外资金流向股市，形成地产与股市互相扯动的上涨局面。这个情况也刺激了广大市民的投资意欲，纷纷把金钱投入到股海中去，不知不觉、无一幸免地被纳入由地产发展牵动的旋涡里。而一旦经济不景气，地产与股市又反过来互相扯动下跌，跌幅比个别单一市场更厉害，影响所及，人心惶惶，社会动荡。如果情况发展到这个地步，香港政府唯有用重药干预，重整市场秩序，例如，1981年10月，港府修订卖地政策，取消“分期付款买地”，用来冷却过热的地产市场，而天水围事件则是这种对策下的一个具体案例。下文将详细说明，天水围私人发展计划是在70年代中地产兴旺期构思的，而这计划先被搁置，后又改为政府主导的“公私合营”的新市镇，则是政府响应80年代初地产大崩溃而“下重药”的结果。
（二）天水围“商机”处处
为什么有地产发展商构思在天水围这个偏远地方发展？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理问题，亦只有从香港的历史地理来试图解答。由于历史原因，港岛、九龙市区内的所有土地都是官地，政府以批租方式，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向承租者收取地租。而新界的土地，虽然其控制权很早也掌握在香港政府手中，唯因地方是租借来的，不能不承认原居民的土地业权，也必须在征用土地时给予合理的赔偿。历史也告诉我们，香港早期的发展都集中在市区内，新界的发展直到60年代后才大规模地进行。政府为了加速发展，创立乙类换地权益书（Letter B），订明业权人有权换取政府开发后之土地，代替实时现金赔偿，减低财政负担。这个创新保证了新界农地有利可图，而农地愈早收购，其利愈高。加之当时部分官地的拍卖或投标，只容许持有乙类换地权益书的人士参与，不少发展商对收购农地这种投机活动乐此不疲。随着新市镇在新界铺天盖地展开，可发展的城市土地日渐减少，到了这个地步，发展商强烈要求政府多拨土地作拍卖或投标之用。当年还是太古大班的邓莲如，便在1977年的财政报告答问大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政府也顺应“民意”，成立土地辟增特别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罗列未来数年每年可供开发土地的数量。从此，开启了政府更有系统地向发展商供应土地之门。与此同时，一些发展商另辟蹊径，自行收购农地以增加土地储备。基围鱼塘遍布的天水围，便是在这个环境下被发展商看中、收购发展储备起来。
70年代初，天水围还是由赵氏家族以“联德信托”联合拥有。70年代中楼市兴旺时期，自1972年底上市后的长实公司不断地与“有地无钱”的上市公司合作，发展这些公司拥有的土地。1978年会德丰购入“联德信托”，一年后把其属下的38.5%股权卖给华润，从中赢取了2亿利润。而华润则经过几番收购和土地拍卖行动，最终收购了“联德信托”及其拥有的土地，其后，更与大宝地产和长实等合组，成为名为巍城发展公司 （Mightycity Ltd.）的发展商。后者自1979年10月与政府36个跨部门展开超过70个会议，一年后，提出一个为期15年，分三期完成，人口53.5万的新市镇蓝图。天水围新市镇将会有公共及私人住宅、工业和商业发展、运输系统、小区和园林设施。由此可见，这个计划使天水围这个空间变成了发展商可望大赚其钱的“天堂”，一度出现“巍城的天堂梦”（Mightycity"s heavenly hopes）之说法。
（三）商业投机失败却由政府收购
这个基于纯粹“商业考虑”的计划，却遇上政治考虑，两者间的矛盾以规划不协调的方式表现出来。被《李嘉诚全传》评为“缺乏地产发展经验”，亦不谙香港“游戏规则”的华润，发展天水围新市镇的态度是：一是全部发展，否则不发展。况且，港英政府在早几年财政比较紧绌之时，曾鼓励私人参与大型土地发展项目，天水围新市镇计划正好朝着这方向发展，理应获得政府大力支持。奈何，80年代初的香港政治经济发展，促使港英政府从更高层次考虑这个计划。早在1979年初，港督麦理浩走访北京后，“香港前途”虽然还未完全明朗化，可是种种迹象显示，香港主权将回归中国，余下来的只是管理权之类的讨价还价。虽然如此，任何将会影响谈判的举动，都不受欢迎。在这个前提下，港英政府只好拖延落实天水围计划。与此同时，开始构思、规划过渡期的发展蓝图。
到了1982年，“香港前途”问题终于明朗化：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中国政府。为了换来光荣撤退，除了把香港“民主化”外，便是运用财政保持经济繁荣，而不做影响投资者对香港前途信心的动作。当时，楼价狂升，已远远脱离市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1年底修订卖地政策，取消“分期付款买地”，用来冷却过热的地产市场，而且在几个月后，又实行金融三级制，加强对财务公司管制，减少不良信贷。雪上加霜的是，1981年后，随着世界经济衰退，香港内部经济急速放缓，地产市场无可避免地大幅滑落，政府财政收入也应声下跌。面对这个恶劣环境，港英政府决不能乱投资源，为个别的私人发展计划铺设基建及落实小区服务设施，影响未来发展蓝图的实施，包括后来只稍作改动的以海港西部为发展重点的第一份“全港发展策略”。
明显地，“巍城的天堂梦”如要实现，实有赖政府的大量投资，这却与港英政府的过渡期规划有偏差而不能接受。不过，港英政府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港资发展商，而是“国家外贸部驻港贸易集团公司”的华润，实力非同凡响。况且，当时地产陷入低潮，若政府否决巍城的计划，华润之前在天水围的投资便化为乌有，面对高息利率，华润的财政危机不小，一个中资失败的个案，多少将会影响投资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这也不是港英政府希望预见的。面对两难，港英政府的唯一选择，只有在1982年向巍城收购天水围全部的488公顷土地，作价22.6亿。有报导指，这个高昂的价钱，是港英政府不曾缴付过的，尤其是用来支付一项还未有指定中、短期用途的物业，港英政府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其后经过多番努力，在1987年，天水围新市镇的建设工程才正式开始。由此可见，天水围计划是一个地产投机项目，适逢地产市道不景，本应以“报销”终场，奈何基于政治考虑，港府不得不把项目“买起”。
既然买起了天水围计划，港府便不能不建设，但是，如果可以减少财政开支，引入私人发展商参与发展，造就公私合营，也不失为良策。谈判的结果是，港府给予天水围计划倡议者巍城 38.5 公顷土地作为私人发展部分，而其补地价涉及的8亿元金额，则用来换取少付土地买卖费用。据陈美华、辛磊所说，事情发展到80年代中， 巍城的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股东对发展计划失去兴趣，而长实则逆水行舟，先以1.6亿元收购了大宝地产的25%股权，继而与华润达成协议，担保其在这个发展计划中的最低收益不少于7.5亿元，并负责提供这项私人商住计划的发展成本。换言之，长实控制了天水围私人发展的部分，即现今的嘉湖山庄。这项投资巩固了长实的商业王国地位，自不在话下。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嘉湖山庄的建设，为天水围新市镇的建设展开序幕，港府不得不大洒金钱，进行包括平整土地、道路渠道、小区设施、高速公路等39亿多元工程，发展嘉湖山庄所在的“天水围南”。有了基建，在嘉湖山庄以外的“天水围南”土地发展公共房屋，减少浪费，按规划，可容纳13.5万人口，以应付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人口目标 。而天水围新市镇其余的318公顷土地则划拨为“预留区”，作日后发展之用，即现今的“天水围北”。显而易见，一个“商业”投资，左右了天水围新市镇的规划，造成天水围的南北差异发展，引致几十万人从市中心迁徙到西北角去。
三、天水围“规划失误”的非政治化论述
（一）先把政治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 of politics）
上文从历史地理的维度入手，抽丝剥茧，解析天水围发展的脉络。从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比以前更加复杂化，也渐渐形成一个以地产为首的，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资金、收购兼并以及投资等活动，形成资本集中及集约，我们称之为土地发展的体制。因此，市场的波动来得更凶、社会更动荡，情况之严峻，一发不可收拾，已非个别资本家可以解决，只有通过政府出手搭救，才可幸免于难。天水围发展计划，作为“巍城的天堂梦”，是土地资本选择了一个空间，一个位在这个城市西北角的，当时还是天连水、水连天、到处基围鱼塘的地方，大兴土木，建设一个人口53.5万的新市镇，实行低价购入“农地”、高价卖出楼房，赚取巨利。这个如意算盘却适逢地产市道不景，“天堂梦”碎，而港英政府在当时（80年代初）为了保持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增强投资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毅然买起这个本应“报销”的发展计划，建设起一个新市镇来。很明显，天水围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建设起来的，任何认识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天水围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本是一个商场上的失败投资，政府却为了维持土地发展体制的继续运作，恐防“骨牌效应”，由一个个别空间扩散至全港，不惜动用公帑，挽救这个项目。关联着天水围空间是这个动因及其运作过程；更确切地说，前者是由后者制造出来的。那么，要评论天水围，必先认识土地发展体制。而政府却把这个动因与天水围分割开，运用规划的技术语言来掩饰，先解说否决这个项目的原因，是基于它与政府过渡期的总体规划—— 一个空间表征—— 有偏差，继而解说否决后便不得不以“收购”形式“赔偿”投资者。 这种不把天水围看成为一个关联空间的行为，具体地说，先否定从土地发展体制的运作去了解，然后更抽空地把讨论局限于空间表征的层面，我们称之为去政治化。
显而易见，以现今流行的术语来判断，天水围并不是规划问题，而是如假包换的“官商勾结”、“私相授受”。现在看来，这类事件屡见不鲜。单在过去十年，先有数码港，继有嘉亨湾，现有由私人发展商管理的（如时代广场地面）公共用地。在天水围这件事件上，本来要追讨的是“始作俑者”的资本，现在居民反成为被治理的对象，实有被“栽赃嫁祸”之嫌。天水围的发展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议题：究竟我们应否挽救这个投资失败的项目？更深层次地问：政府为何干预经济及社会？为谁干预？为什么支持土地发展体制？为什么重视土地资本而轻待社会大众，尤其是低下层？后者最低限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为建设我们的城市付出不少心力，无功也有劳，为何他们的生存权、居住权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除了土地发展体制以外，我们还有另类发展模式吗？这些都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需要大众讨论的问题。当然，最后选择取决于各方权力多寡而定。既然天水围的问题是由于地产投机失败而引发，政府的挽救行动一面倒向资本倾斜，是一项权力与空间交织在一起的决定。那么，把事情说成为“规划失误”，不用政治讨论，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去政治化行动。
（二）再把规划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 of planning）
在先以规划代替政治讨论的去政治化大前提下，“规划失误”论再把天水围的发展问题，归咎于香港城市规划的不理性化、不程序化：既然安排了市民入住天水围，就应该跟进及合理地建设公共设施，服务小区；既然区内拥有空地、绿地，就应该合理地修改设计，增加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反之，既然小区服务设施不足，就应该理性地停建公屋、停止分配市民入住区内公屋，改善已经存在的落差；既然区内已有那么多低收入人士，就应该理性地停止分配那些依赖综缓的公屋申请者入住区内，减低贫穷的集中。这类话语，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些配套问题，那就是规划失误！
在众多的批判声中，也有这样的说法：香港城市规划太理性化了，已到达一个非人化的地步，只有城市形体，却没有活生生的人，只有“官字两个口”而没有民主参与。自然地，人的生活需要被完全忽略了。这种源于对城市规划的现代性的批判，引申到天水围，先进的规划便被指忽略了新市镇居民的具体需要。换句话说，对非人化规划的批判，最后也可以简化或归纳为配套问题。
从上述的天水围发展史实来看，这等理解，实难免流于肤浅。我们不是说天水围没有这些配套问题，这些问题千真万确，罄竹难书，而是说天水围的规划（空间表征），从一开始便不是理性的技术问题，而是取决于权力的多寡。这个新市镇的选址，是发展商的市场收地行为所决定，政府事后才用技术理性解说一番。有趣的是，原发展商聘用设计新市镇的规划顾问，竟然就是日后政府委以重任的那一个，理由皆因其人可以驾轻就熟、减少费时失事、加快建设速度云云。“无独有偶”，两个报告提出的发展蓝图“竟然”是极其相似！ 这样的“疑似事件”，决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在权力不均的情况下，用技术对权力一方所作的决策进行合理化修饰。 另一个例子是，发展商的讨价还价左右着新市镇内部的规划设计。从一些旧数据中可以获悉，发展商一直就市镇公园的建设管理与当时的区域市政局连番谈判交涉，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市民有能力做得到的。 最后，一反以前新市镇的做法（不像沙田第二代新市镇那样，先规划及建设公共房屋，后卖地建私楼），占地38.5公顷、势力强横的私人发展项目——嘉湖山庄，定点、规划在前，公屋计划在后。就这样，“天水围南”被“规划”成两个相对的空间。显而易见，这两个空间是由权力主宰的。
要阐述这一点，让我先多讲讲这两个空间。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绝对空间，一个是强调交换价值的私人屋院，另一个是只有简单使用价值的公共屋。前者为了在房产市场叫价以及增值创造条件， 58栋28至40层的私人住宅楼宇都位居“要津”，环抱着比港岛维多利亚公园还要大的天水围公园（后期建成），而且公共设施、会所、商场、酒店齐全，更有严密的保安和闸门，保障住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后者是用来安顿久候公共房屋的低下层。既然嘉湖山庄那一块地段已批出，公共屋村只好零散于“天水围南”剩余各地，各自“画地为牢”。由于天水围是内后海湾湿地的一部分，地下有溶洞，地上有鱼塘和农地，建设新市镇的填平土地工程切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生态，在“了无人烟”的绝对空间，缺乏由人、事与物构成的关联空间。加之按沙田第二代新市镇的设计模式，严格按特定功能划分空间，住宅用地只能兴建公共屋，公共设施亦只好摆放在指定地段，彼此分明且分割，排除和限制了其他各种活动，新的按居民生活需要的绝对空间也难以形成。
这两个绝对空间放在一起却形成强烈的相对空间。正当私人屋的居民可以享受私人会所的设施及服务或者乘车到区外消费（也包括工作）。迁入的公屋居民，不少本来已是早期大工业发展下成长的低收入工人阶级，很多更是在最新一轮的经济重整中被淘汰而失落的人群，空间实践让他们望穿秋水，苦苦期盼区内的公共设施早日落成，以供使用。由于与私楼居民空间实践间的差异，相形之下，天水围公屋居民的表征空间所凸显的无奈及无助，绝非上一代新市镇居民所能想象或承受。上一代的新市镇，大都是先建设公共屋，形成一定规模之后，私人屋才“后来居上”，在新市镇内拔地而起。作为“拓荒牛”的公屋居民，虽然同是默默耕耘，却没有私人屋居民生活近在咫尺的强烈对比，其表征空间的无奈及无助便没有那么强烈，加之当年失业没有90年代那么严重，其群体心理不致过于失衡。相反，迁入天水围的“拓荒牛”，如果比照自己以前在市中心或大陆居住生活的日子，其无奈及无助感更会达到恶心的地步。
这等无奈及无助，是一些居民在规划的绝对和相对空间里的空间实践及其表征，反映了土地发展体制内的权力不均。这体制把市民分为业主与非业主两大类，因此，规划的主要对象是私人发展项目及少数将拥有私人物业的准业主，其手段是制造强大交换价值的空间。如果规划设计惠泽一大群久候上楼的公屋居民及充满使用价值的空间，那只不过是后话。在这个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的规划机制内，公屋居民既不是业主，也不像发展商那样是土地的批租者（居屋居民虽然是业主，但房委是批租者），便欠缺“名分”，在旧版《城市规划条例》设定的规划决策中“靠边站”，是最为显见的了。规划设计哪会特意把这群公屋居民的使用空间放在首要地位？
反之，过分关注公屋居民的要求是“不理性”的，更是社会（以发展商为首的舆论）所不容的！权力不均不是争取多一点理性及程序可以解决的，理由很简单，强调规划的理性及程序，即是提出以理智思考、合乎逻辑、按部就班的手法解决难题，取代了争取选票式的非理性的政治决定方式。按此逻辑，“理性地”按一些规划准则（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办事，多建设公共设施以及增加对外交通工具，因而稍微改动公屋居民的绝对空间 （多了公共设施）或者相对空间（多了对外交通），便“技术上”过了关，对社会有了交代！
可是，此思维方式把问题简单化，沿用此种思维构思的空间表征只强调绝对空间及相对空间，而没法觉察关联空间的存在及重要性， 继而也没法创造概念及语言去了解其源起、成因、特色及后果。如果不能理解关联空间的存在，便没法处理好它与绝对空间或者相对空间的关系。不打破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的、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空间格局，去建设一个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使用空间，那么，多了小区会堂打发时间或改善了对外交通后可以外出，但贫穷的公屋居民还是没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足够的工资去糊口，他们的无奈及无助怎会消失于无形呢？ 天水围的现况，是权力与空间交织在一起造成的。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亦只好通过政治讨论其空间格局背后的权力不均才办得到。把规划停留在理性化、程序化层面来讨论，是彻头彻尾的去政治化行动。
总的来说，“规划失误”论的贫乏，在于先以规划代替政治讨论开展了第一轮的去政治化，继而把规划停留在理性化、程序化层面讨论来完成第二轮的去政治化，以便向资本倾斜，巩固土地发展体制，使其继续运行。
四、总结
上文从历史地理的维度入手，逐渐解开天水围发展的疑团，论证“规划失误”论的贫乏。文章把天水围发展放在特定时空演化的土地发展体制中去分析，由一个选定在天水围土地上投机的地产项目说起，港英政府为了减低由地产市道不景气而导致此体制崩溃的可能性，不惜动用公帑，挽救这个项目，计划在天水围建设起一个新市镇。新市镇的规划建设，是先有私人屋院、后有公共屋，就这样，天水围强调以交换价值为主的空间，而轻视使用价值的空间。公屋居民苦于缺乏就业机会、公共设施、对外交通等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对比区内设备比较齐全的私人屋院居民，又无法与区内原居民联系，继而关联旧日在市区（或大陆）的生活，从而普遍滋生强烈的无奈及无助，导致种种悲情事件发生。
虽然天水围发展问题是这样造成的，但是舆论却把问题简化为“规划失误”，把天水围发展问题从土地发展体制中割裂出来，继而把规划的讨论停留在理性化、程序化层面，淡化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空间制造中的矛盾，转移视线到个人或家庭层面，提出多种治理人民的方案。香港政府也乐见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述分析，以便向资本倾斜，巩固土地发展体制，使其继续运行。不过，依上文的分析，我们应该扩展视野，从空间的角度，把天水围发展问题从“规划失误”的非政治化来一个再政治化，放回到土地发展体制的层面来探究。
（责任编辑：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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