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股权激励对于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是有积极效用的，但是其本身也可能助长机会主义。如何使其有效地发挥激励作用，减轻代理成本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目标。从理论基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角度出发，梳理2006年至今国内学者对于股权激励的主要研究，简要分析研究视角的合理性及在我国的适用性。
关键词：股权激励效应;研究视角;管理权力理论;利益趋同假说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4-0099-02
引言
股权激励，为员工提供长期的薪酬激励制度，起源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推动了硅谷的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引进的美国政府很多的有关规定，股权激励制度基本完善。然而，随着安然事件的爆發，股权激励制度存在却未被人发现的问题发作，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思考。
2006年，中国的国有上市公司才开始推行标准化股权激励计划。直到2009年出台《关于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制度才得到了完善。
近年来，实践和理论界都提出中国股权激励计划的绩效评估目标较低，设计松散，易操作。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其企业价值是否得到了提升？学者对股权激励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分析股权激励实施前后各种行为是否合理，及其能够实施的深层次原因。
一、理论基础
关于股权激励是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核心，通过设计合同对代理人进行约束和激励，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能够达成协议，降低委托人的代理成本。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利益趋同假说，股票期权权需要公司股票价格高于行权价格才有意义，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股权激励实施可以使管理和股东利益更加一致，从而有助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中，不是要付出多少，而是如何给予，这就产生了经理人的激励契约观。
然而，不少针对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的经验研究结论与上述理论并不相符，甚至还出现了负激励效应。Bebchuk和Fried（2002）为这些现象提出了“管理权力理论”，并指出，高管们有能力影响他们自己的奖励和使用权力寻求租金;行政权越大，租赁或掠夺的能力就越强;管理权不仅直接影响薪酬，还会一再地影响决策行为，以实现更多私利。
二、国内文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们对股权激励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徐宁和徐向艺（2010）将相关研究经验总结为内生、外生、超外生和超内生四个研究视角，我国大多数研究学者都是基于这四个视角。
1.外生视角。外生视角是不考虑股权激励本身受各种宏观、微观因素的影响，把股权激励作为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来考察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公司投资决策的间接影响。顾斌等（2007年）对56家样本公司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范合君等人（2013）发现，持有股权和期权的高管比例对公司的每股收益产生了显着的倒U型影响。吕长江和张海平（2011）发现，股权激励机制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低效的投资行为。张丽平和杨兴权（2012）关注企业性质对股权激励下的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管理权和国有性削弱了管理激励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权力管理激励的激励效应更强。唐雨虹等（2017）利用2006—2014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并未显著降低经理人的在职消费。因此，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应在中国并不明显。
2.内生视角。内生视角下的相关研究认为，股权激励本身是一个非独立的内生变量，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公司规模、公司战略、治理结构和环境等因素。周建波、孙菊生（2003）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公司，运营商利用股权激励机制为自己谋利，掠夺股东利益。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研究了股权交易改革前后上市公司的CEO权益与期权薪酬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由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盈利管理显著削弱且不再具有统计意义，增加了CEO行使的可能性，并且在CEO行使权力后公司的业绩大幅下降。逯东等（2014）全面讨论了CEO激励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现有的国有上市公司行政委任制度扭曲了市场激励机制，削弱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3.超外生视角。超外生视角是指从微观层面延伸出对股权激励契约要素的研究，否定了股权激励的整体思路，选择了股票激励契约作为研究对象。以既定规则为前提，如何组合这些契约要素，发挥股权激励的效用，是上市公司股票激励方案设计的重中之重。吕长江和张海平（2011）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启动前后，公司管理层利用资产减值政策操纵会计盈余达到行权条件，通过股权激励来实现自身利益。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公司激励计划启动后的股息支付率低于该计划推出前的股息支付率，一些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高管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股息政策。陈文强（2016）对于股权激励作用周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存在动态激励效应。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后的绩效改善效果较弱，持续时间较短，在实施初期没有立即激励效应，但经历了两年的滞后期。与绩效较强、绩效较长的激励契约相比，福利契约在短期内仅具有激励效应，实施后第四年的绩效逆转表现出负面影响。刘宝华等（2016）发现，在股权激励的背景下，分类转移的主要功能是帮助高管实现股权激励绩效评估条件和提高股票价格，而应计盈余管理主要用于提高股票价格。李星辰和姜英兵（2018）发现，限制性股票激励的高管比股票期权激励具有更强的分类转移程度;作为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时间约束要素，股权激励有效期并不能有效抑制高管的分类转移行为。相反，激励有效期越长，高管的分类转移程度越强。
4.超内生视角。超内生视角认为，该公司处于不同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因此，股权激励的契约结构也应该从微观层面对其股权的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激励合同结构，充分考虑股权激励合同的环境适用性。辛余和吕长江（2012）以泸州老窖为例，认为其股权激励有三种性质：激励、利益和奖励。这种财产的混合性最终将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定位，并发挥其刺激作用。张晨宇和窦欢（2015）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即管理者权力理论视角下高管利用管理权力和选择机会主义行为以获得超额薪酬的方式，总结出该行为重要表现在自定薪酬行为、财务决策行为、投资决策行为三方面。陈效东等（2016年）选定2006—2013年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非激励性股权激励措施将加剧公司的低效投资，进一步恶化公司的低效投资，以实现对公司收入的控制。
三、总结与研究展望
一般而言，股权激励的研究可分为两类。支持股权激励计划的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可以起到激励作用，从而提高公司的价值。一些学者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股权激励措施的公司不会发生作用，甚至更多的股东激励都是出于私利。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外部制度设定的层面出发，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导致了不合理的波动，使得被激励着的收益与付出并不成正比。从内部公司治理安排的角度看，一些上市公司的执行管理权力过大，影响董事会制订股权激励计划，借口股权激励的实施来合理掩饰机会主义行为，非激励性股权激励就此产生。对股权激励的研究应更多地基于内生性视角展开，研究企业内外部诸多因素对股权激励契约要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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