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的遭遇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清末王朝的腐朽没落，那些攻击郭氏的保守派，则在历史上留下了小丑的可憎面目。
独立的主权国家间互派常驻使节，是近代开始国与国交往的国际惯例。然而，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在中外关系上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一直拒绝与西方国家互派常驻使节。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击下，过去固守的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观念土崩瓦解，不得不适应世界大势，与国际外交惯例接轨。于1876年8月，在英国伦敦设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并向该国派驻了首任全权公使郭嵩焘。然而，郭嵩焘这次出使之旅自始至终承受了巨大压力和非议，遭受了诸多人为的障碍和挫折，最终使他以失败而归。
一
1852年，英国占领缅甸。之后的近二十年间，他们一直觊觎我国云南。到1874年竟然组织了一支近200人的武装“探险队”，探测从缅甸到云南的通路。英国驻北京使馆为配合这次侵略行动，派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入缅接应。马嘉理于1875年2月带领“探险队”从缅入滇，被当地景颇族群众拦住。马嘉理开枪挑衅，当场打死一人。群众激于义愤，杀死了马嘉理。“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指派其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派员赴英赔礼道歉，赔偿死者家属，增开通商口岸等等。威妥玛态度恶劣，扬言如不这样就将联合俄国进攻北京。在此高压态势下，清政府作出了妥协，1876年9月13日，与英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除了答应其他条件外，还决定派遣使团赴英国赔礼道歉。并决定这次向英国所派“道歉”人员，任务完成即留下作为驻英公使。
派谁出去的问题成了一个大难题。因为封闭保守的清朝官员们大都不懂洋务，他们不清楚驻外公使为何物，满腹经纶的大臣们甚至认为这是去“蛮夷之国”做人质。尤其这次出使是代表国家去向洋人“道歉”，本来是一件屈辱的使命，“道歉”后还要长住下来，大臣们都唯恐躲之不及。清政府为此反复遴选，大费思索，后来李鸿章推荐了曾任过广东巡抚的湖南人郭嵩焘，说他“系正途之士，通外情，知洋务”。慈禧立即采纳。
郭嵩焘系湖南籍人，进士出身，曾参与平定“发捻之乱”，后进京做翰林院编修，因咸丰帝赏识又进入南书房行走。1856年，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已有了感性了解。1858年，郭在天津帮办防务，因故被降职三级，仍回南书房。之后以病为由辞职还乡。两年后应李鸿章之邀再度出山，升任两淮盐运使。1863年，升任广东巡抚，三品顶戴。在广东这个洋务繁多的省份任职，通过办理涉外事务使他加深了对西方的了解，看到了东西差距。从此积极倡导洋务运动，主张向西方学习。后来因与上司不合不得不再次归隐，赋闲8年。1875年初，清政府急需懂洋务的人才，他又被诏进京，后授福建按察使。
外派出洋的消息透露给郭嵩焘后，他挺身而出，欣然接受，决心为国分忧，一展夙志。清政府将郭嵩焘的情况给英国公使威妥玛进行了通报，得到了威妥玛的赞同。事情就彻底定了下来。1876年8月28日，清政府议定了使团班子，成员是：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张德彝。随行人员有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英国人2人，武弁7人，跟役10余人。诏命择日出发，并指示郭嵩焘将所见所闻做好记录，及时寄回国内咨送总理衙门。
二
中国将向外国派常驻公使的消息传开，立即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多年挨打，屈辱不断，国将不国，当时清廷内部有不少保守派王公大臣，骨子里还在以“万方来朝”、“藩属朝贡”、“外夷臣服”的“宗藩”观念而自慰，哪有中国派使“驻外”平等外交之说？因此他们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大伤国体”的行为。一些顽固分子甚至认为，允许外国使节驻华已是极大的宽容，现在中国又派驻对外使节简直是奇耻大辱，“吾大清脸面何处置放”？认为出外使臣简直罪不容诛。
这些人议论纷纷，极尽攻击诽谤。两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湖南人氏刘坤一，一直与外国人打交道，然而他却指责郭嵩焘：“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话，更代表了当时学界保守势力对此事的态度：“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监策，随其嘲笑，徒重辱国而已。”在李慈铭的眼里，到异国当外交官，简直就是去做人质！严重侮辱国家，实在不能容忍。
郭嵩焘在政界的好朋友们也纷纷为他担忧，湖南籍京官纷纷劝他辞掉使职，不要有辱湘人的名声。许多人当面或写信劝他：“此行凶多吉少，有辱名节。”有的替他惋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大有好人不应出国之意。
这事在郭嵩焘的老家湖南反映最激烈。湖南籍的经学大师、诗文大家王恺运，本是郭嵩焘的好友，此时也认为郭出洋是“事鬼”，愤怒地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在玉泉山集会声讨他，不仅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玉泉山上的唐代名刹上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有人还编出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郭嵩焘一度曾有过动摇，称病求退，甚至建议清政府是否可以缓派驻外公使。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及沈桂芬、宝鋆等洋务派大臣，对郭嵩焘的请求坚不允辞，说有病可以给病假，但病好后还是要去。加之李鸿章也给郭嵩焘许多鼓励，说他“声望众著，为得人庆”，不要被议论所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在自己的名誉和国家利益之间再次进行了反复权衡，最后表示：“以为时艰方剧，谁与任之？无忍坐视之理。”“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决心承受一切磨难为国出洋。
三
1876年12月2日傍晚，年近六旬的郭嵩焘一行登上了英国邮船特拉万科尔号，在朝野的唾骂声中踏上了艰难的出洋之路。
经五十几天的海上航行，他们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住在别人帮助租来的波克伦伯里斯45号公寓，这里即成了中国驻英使馆。稍作消停，按着出发时皇帝的指示，他赶紧把这五十多天的日记进行了收集整理，取名《使西纪程》，立即寄回总理衙门。
日记中，客观记述了这五十多天的所见所闻，还在记述后面对每一件事作出自己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在日记中，他广泛介绍了沿途各国的民主政体，称赞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的进步，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例如言及英国的政治制度时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还谈到，议会和政府两者互相牵制是英国立国而不败的原因。关于英国的首相，他说：“而上、下议政院亦微分党相攻，居相位之任必议政院附和者多，乃能安其位云。”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国政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制度，郭嵩焘推崇备至，称赞西洋政教修明，希望中国采用其治国之道。
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嵩焘传回的信息和观点，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和观念的底线。所以总理衙门刚将此日记在国内刊刻发行，就立即引起了一场大风波，朝野顽固守旧势力展开了猛烈的口诛笔伐。他们不能容忍郭嵩焘对“蛮夷”的赞扬，和对天朝的批评。“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李鸿藻等守旧派的鼓动下，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章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查办。说：“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郭嵩焘一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虽然此时他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无奈保守势力的强大，李鸿章并不足以保护如此被动的郭嵩焘。在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下令销毁《使西纪程》字版，“永禁流传”。只是因为暂无合适人选，清廷未将其立即召回。
四
更为糟糕的是，与国内对他的群起而攻、丛谤蜂起相伴，刚到英国的郭嵩焘又面临着来自使馆内部的巨大烦恼——窝里斗。
其实，清政府给郭嵩焘组建使馆班子时是动了心思的。使馆人员的组成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相互角力的结果。守旧派为了制约郭嵩焘，有意安排了一个十分顽固守旧、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给他做副手。
来到英国之后，刘锡鸿在监督郭嵩焘上确实十分尽责和卖力。他不顾身份公开在使馆工作人员中到处宣扬郭嵩焘是“汉奸”。并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接着就时时处处履行他的监督“职责”，到处挑毛病，然后记录在案，向国内打小报告。例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外国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大失国体之举。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摆在座位前的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样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还有，连郭嵩焘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使馆开茶会让夫人出面、不按中国左为上而学西方人以右为上等等，全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甚至在刘锡鸿的小报告中，还上纲上线，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是故意向英国人示好而有意“诋毁朝政”，“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国之嫌。
五
在开展工作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郭嵩焘仍然忍辱负重，尽职尽责。
郭嵩焘这次出使英国本来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清廷代表前往英国为“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二是留在英国，充任“首任公使”职责。到达英国后，一个事关国家尊严的问题摆在了郭嵩焘面前：是先“道歉”还是先递交国书？若先“道歉”，则有损中国形象；如先递交国书，而把“道歉”置后，因“马嘉理事件”正在气头上的英国必觉得未挽回面子而不满。后经郭的一番努力，两个仪式和并举行，化解了双方的尴尬。
他还圆满解决了觐见英国女王的行礼问题。中国曾要求西方人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叩九拜礼，为此曾发生过多次不愉快。这次郭嵩焘代表国家觐见英王是否要行三叩九拜礼？许多英国人都在等着看笑话。郭嵩焘非常机智，发明了以三鞠躬行礼，女王亦鞠躬还礼的形式，从而维护了国家尊严。
来到英国后，郭嵩焘勤于学习，敏于观察，善于动脑，很快进入角色。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考察英国的议会民主及自由选举制度。拜访和结识政府大臣、地方名流、学者科学家等。出席“万国刑法监牢会”，积极了解万国公法。亲自去工厂、港口、军舰、炮台、商行、银行、造币厂、电报局、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税务局、织绣院、轮船制造厂、瓷窑等进行考察。
郭嵩焘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提出不仅要引进欧洲的“制器之法”，更要学习他们的制度。中国若不幡然醒悟，革故鼎新，急起直追，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嵩焘的这些建议虽然切中中国当时时弊和要害，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然占主流的中国社会，这些建议和信息有些惊世骇俗，这更加深了朝内守旧派对他的憎恶。
除此之外，他在公使任上为维护祖国的尊严与安全，也做了不少具体工作。比如他通过照会英国外交部的形式，清除了英国商会船只堵塞国内镇江江面问题。成功处理了英国商船撞沉中国商船，以及英国洋行雇员枪杀厦门渔民事件，迫使英方赔偿了损失。他还把有关国家安危的信息及时通报给清政府。
另外，为了加强对华侨华人的领事保护，他最早发明并倡议在一些国家建立领事馆。在他的争取下，中国先后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领，在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开创性地首制使团外事纪律，向使馆人员提出“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成为中国最早的使团行为规范。
郭嵩焘的许多做法是在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的情况下他自己首创的，为后来中国的外交工作尤其使馆工作提供了经验，十分难能可贵。
六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很快反映到了国内，国内围绕他们两个的是与非引起了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新一轮角逐。
此时已任德国公使的刘锡鸿，于1878年5月6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告状信，全面列举了郭嵩焘在使馆的“十大罪状”。已同时兼任法国公使的郭嵩焘闻之，二人矛盾急剧加深，水火不容，已经开始影响国家声誉。不得已，清政府把解决郭、刘之争问题提上了日程。
以李鸿藻为首的守旧派借此发难，要求立即将郭调回作出处理。洋务派李鸿章极力为郭嵩焘辩护。1878年6月20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转述了中国驻德国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对刘锡鸿的看法。说据李凤苞反映：西方国家对刘锡鸿评价不高，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且刘锡鸿工作姿态不好，很不负责任，经常“托病不出”。与此同时，李鸿章又写道：“惟目前筠仙（郭嵩焘）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英人尚无间言。”李鸿章故意用德国报纸对刘“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尚无间言”作对比，以此来保护郭嵩焘。然而，反对郭嵩焘的势力非常强大，不少人不仅要求将郭嵩焘调回，还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查办治罪。
李鸿章见情况对郭嵩焘已非常不利，又于7月10日给总理衙门写信。说：“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筠仙（郭嵩焘）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他是以英使一职的重要性，以及继任人选的不好选为理由，不同意调回郭嵩焘，更反对对郭嵩焘治罪的意见。同时，在信中仍借一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在德国“不甚见礼于当路”。如果调郭嵩焘回来，最好也将刘锡鸿调回。
但是，毕竟只是两个驻外使节的事，李鸿章为了不与守旧派搞得过僵，他又给总理衙门写信，亮明自己的态度。他在信中解释说：“盖深知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刘锡鸿）所窘苦，势难并立”，所以自己才写信谈了自己的观点。但对他们二人怎样处理，我服从朝廷谕旨和总理衙门裁决，只是希望总理衙门慎重处理此事。
开始时，总理衙门中的反郭力量占优势，他们原本决定只召回郭嵩焘，而刘锡鸿仍任驻德公使。根据刘锡鸿的提议，拟另派留德学生监督李凤苞任驻德使馆参赞。李凤苞是李鸿章培植的亲信，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一直看不惯刘锡鸿的作为。虽然动议是刘锡鸿提出，但李闻听要让他做刘的副手，觉得与此人难以共事，十分不愿从命，四处找人说情拒绝。李鸿章抓住并利用了这个机会，于1878年7月18日又给总理衙门去信。他在信中提醒总理衙门安排人选时要“各得其宜”才能“各尽其用”，不能免为其难。还说，李凤苞在德监管留学生任务已经很重，再让他干此不情愿的工作，怕两件事都无法做好。最后，李鸿章又补了一句：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其人之德器名望概可知矣”。李鸿章意图很明确，谁都不愿与刘锡鸿合作，刘就陷入了“独立无助”的境地。从而实现总理衙门在撤换郭嵩焘的同时也要撤换刘锡鸿的真正意图。
紧接着，李鸿章又给总理衙门反映，一方面坚决反对对郭查办治罪，同时再次要求撤换刘锡鸿，说他横戾巧诈，对外影响实在不好。对李鸿章的意见，清政府给予了认真对待。经过激烈斗争，终使清廷改变初衷。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将郭嵩焘、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郭嵩焘不再予查办治罪。洋务派和守旧派两大政治力量围绕郭、刘之争双方最终打了个平手。
七
1879年1月，郭嵩焘正式卸任。郭嵩焘按国际外交礼仪，偕如夫人梁氏正式到英王宫向维多利亚女王辞行。
这带夫人的做法是郭嵩焘有意的。因为按清朝封建礼教对“妇道”要求，女人不许参与政事，也不能在公众场合抛头露脸，否则即是“有伤风化，不成体统”。后来他带夫人向英王辞行的消息传回北京，再次引起封建士大夫们一片声讨，为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过。
但是，西方人对郭嵩焘的这些做法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这是他们“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听说郭要调走，英法官员和新闻工作者纷纷前来告别，大家表示出对这位“留下良好印象”的中国外交官依依难舍的心情。
1879年1月26日，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经几十天航行，最后抵达上海。本来，按常规郭嵩焘作为重要使节回国，应该进京述职。但慈禧太后传来谕旨，说不必再进京述职，诏即可退休回家。
5月5日，极度落寞的郭嵩焘乘船抵达故乡长沙。当时湖南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郭嵩焘突然归来，犹如火上浇油，形势更为紧张。此时大骂郭嵩焘“汉奸卖国贼”、“勾通洋人”的标语揭帖已经贴满了大街小巷。作为二品大员，他的船抵达故乡，竟受到七品知县的轻慢，容许众多百姓在岸边对郭侮辱和唾骂，并阻止其船上岸。
对于家乡官民对自己的指责和怠慢，郭嵩焘蔑然视之。他说：“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还作诗言志：“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位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这不仅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和结局的感悟，也是他对清朝保守糜烂官场生态的无声抗议。
郭嵩焘蛰居长沙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给在朝中任职的朋友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闲居期间还想为国家社会做些事情，曾成立禁烟会，主动宣传禁烟。集资筹备成立船厂，发展造船工业。可惜都未能成功。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带着孤愤与凄凉无奈地离开了人世。李鸿章、曾纪泽、王先谦等官员闻之，纷纷奏请朝廷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尤其曾纪泽还曾当面向慈禧请求。而慈禧：“所请著不准行。”之后，竟然还有人上奏，要求朝廷对郭嵩焘鞭尸，以谢国人。
郭嵩焘在一片谩骂声中出使，又在一片谩骂声中回国，甚至到死都没有被他所处的时代所认同。一个为中国外交走出国门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破冰者，就以这样的悲情结局为他的出使之旅画上了句号，他的人生遭际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怅惋和反思。
（河北省作者）
责任编编：翁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