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和中国民族史领域久负盛名的回族学者。先生在长达60年学术生涯中，始终为做好回族史研究而探索。首次明确回族史研究价值取向、研究目标及指导理论；首次提出回族史研究需要具备广阔视野，主张加强回族研究机构间配合，学术交流形式灵活化、常态化，制定长期规划及基金设置，拓展研究领域等；在回族史料如何收集、收集哪些材料，材料形式、分类与处理，研究人才培养标准、条件、修养及基本训练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特别注重学风问题，强调实事求是学风和科学态度，反对感情用事。这些对新时期做好回族史研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关键词：白寿彝；回族；方法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K828，7“2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0586（2014）02-0033-05
白寿彝先生（以下称“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回族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等领域均有开拓性研究，其突出成果、贡献与治学思维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焦点。诸如杨怀中追忆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常启明探讨先生对广西回族史研究的贡献；李松茂从宏观上把握先生对中国回族的研究；翁乾麟阐述先生回族研究成就；朱桂同回顾先生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中的民族感情与科学态度；王东平阐述先生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术贡献；梁向明谈先生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贡献；周文玖讨论先生治学风格与特点；等等。以上，学界注意到先生对回族地方史研究、相关经典著作、回族史研究成就、学术贡献以及先生治学特点等方面。而先生对如何做好回族史（现称“回族学”）研究亦有诸多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对后学做好回族研究有重大指导意义。然而，此方面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尽管近年来关于如何做好回族史研究，一些学者亦提出过颇具建设性的建议。如马明龙提出21世纪回族史应开展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主张加强地方回族史、回族史学史及当代回族史研究，提议建立“白寿彝回族研究基金”；又如翁乾麟提出重视回族史应用研究等。但是在长达60年学术生涯中，先生是第一位宏观上系统论述如何做好回族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本文拟从方法论角度切人，阐释先生做好回族史研究的思维方式、方法及重要观点。
首次明确回族史研究的时代价值、研究目标及研究的指导理论。
先生提出，回族史研究应当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先生在《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中指出：“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主张“把少数民族的特殊贡献尽量地适当地指出来，让广大群众都认识到中华民族所由构成的各民族都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因为先生洞悉，对少数民族史（含回族史）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效果上都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能更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而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这是先生对回族史等少数民族史研究价值首次定位，使少数民族史（含回族史）研究在国家学科体系中有其重要价值及广阔施展空间。
提出回族史研究目标。先生指出回族史研究目标是把回族历史贡献发掘和展现出来。回族居住分散，研究力量分散，各地回族研究者应积极发掘本地回族材料。尽管因环境不同、角度不同，而致观点有别、风格迥异，产生争论，但他们研究目标是一致的。他指出：“……观点、风格不同，可以争论，形成良好的学术空气，目标终究是一致的，就是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指出回族史研究应当与时俱进，需要提出时代要求。先生在1984年3月5日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谈民族史》讲话中指出：“……我们当前的民族史研究，尽管面对着复杂的历史情况，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需要有个共同的要求。依我个人看……先就我们已经找到的资料，进行研究。研究什么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一般性研究；另一方面，需要提出时代的要求。”尽管没有明确回族史研究的具体时代要求，但这留给每位回族研究者以遐想，思考21世纪回族史研究时代要求是什么的问题。
强调回族史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先生定位回族史研究时代意义，明确回族史研究目标，进而提出回族史研究以何种理论为指导问题。先生在《回族人物志（元代）·题记》中指出：“回族史研究的开展……在理论和政策方面，我们应当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著的学习”；在《回族史论稿·序》中说：“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研究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988年10月，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讲话时又讲：“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1996年8月，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中再强调：“解放以来，我们在民族史研究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
首次提出做好回族史研究的视野问题。主要体现在各地研究机构“在工作上做有计划地配合”，学术上要开展形式多样地广泛交流，研究经费上要有长远规划，研究内容上除传统主题外，还要开展专题研究。他首次提出回族史研究视野问题。指出我们“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又指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这个想法就不对。正因为你要搞这一点，要把这一族的历史搞好，就更应该看得宽一些，看得远一些，知道得多一些。”
做好回族史研究需要在诸多方面拓宽视野。在研究机构上，要求各研究机构间在工作上要有计划地配合。他指出：“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都有社会科学院，各院也多有民族史研究机构的设置。不知这些研究单位之间，是否在工作上有所配合。建议在可能条件下，在工作上做有计划的配合。”先生首次提出各研究机构间协同配合以形成研究合力这一问题。这对新世纪回族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综合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学术交流上，重视开展形式多样地广泛交流。“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召开不易。可以多开一些地方性的，专题的讨论会，人数可以少些，形式可以灵活些。”显然，先生注重学术交流，提出全国性学术会议与地方性专题讨论会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学术会议形式多样化、常态化问题。民族史（主要是回族史）研究规划上，建议成立民族史（回族史）研究基金。“民族史研究，需要进行的工作很多……这都需要很多的经费。……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我建议，用适当的形式征集民族史研究基金。基金的用处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事业费，用于设备和调查。二是学术奖金，对有学术成就的研究成果给予物质上的鼓励。三是奖学金，给予大学生、研究生在民族史方面成绩优良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方面，先生意识到回族史研究能够长期开展，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作保障；另一方面，注意回族史研究中的物质激励作用。不仅要奖励研究成果突出的回族研究工作者，也要以奖学金形式促进回族研究后继人才成长；研究内容上，要拓展回族史研究内容。不仅继续深化回族史几个传统领域的研究，如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来源，回汉民族关系以及历史人物等方面，还要注重开展专题研究。“回族史在这四个问题以外，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回族经济史、回族文化史、回族现代革命史的专题研究，都应该有所开展。……更应该注意的是革命史的资料和劳动人民记忆中的历史资料。……把这些材料集成一本一本的革命回忆录出版，对于革命史的工作将是很重要的贡献……要很好地组织一些力量，把回族调查工作经常化起来，对有关的人民公社进行重点调查，写成专书。”这里，先生特别注重近现代革命历史资料和劳动人民口述资料，注重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尤其提出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回族社区实证调查研究是回族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这对今后回族研究领域的扩展有重要启发意义。最后，先生特别指出，不能把回族史研究视为回族内部的事情，更不能把回族史研究当作少数具有回族身份的研究者的工作。“我们不能把回族史的研究看作一个民族内部的工作，更不能把回族史的研究简单地看做少数人的工作。我想这种重要性很值得我们注意”。对于回族史研究，先生突破特定民族和特定群体的双重界限，将回族研究置于中国国内人文社科领域重要位置上，使其成为公共研究领域。这体现先生做好回族史研究中的广阔视野。
先生指出做好回族史研究，首重资料搜集、专业人才培养及学风问题。他指出：“我们深感到，回族史工作的开展，第一，需要大规模的资料搜集。第二，需要培养渊博的专业人才。第三，需要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对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
首先，关于回族史研究资料搜集问题。
须认识回族史研究工作的艰巨性和回族史材料的分散性。先生认为，回族史研究工作具有艰巨性，这是由回族居住特点和回族材料分散性决定的。“我们回族史研究工作，还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展开。第一，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分散在全国各地，我们的材料也是分散的……第二，在书面材料上，我们过去的文献材料也是很分散的。”
回族史研究材料分类收集。先生指出回族史研究材料主要有如下大类：回族历史文献材料、地方材料、兄弟民族有关（回族）记载、国外有关（回族）记录以及近现代革命史料和回忆录等方面。
关于回族历史文献材料，先生指出：“在书面材料上，我们过去的文献材料也是很分散的。……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工作，要进行资料的工作。这里边可以包含这样那样的内容。首先是把历史文献里面的书面材料大量搜集起来。……把文献方面的资料尽量地搜集起来，按照时代排列起来……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对于地方材料，细化出诸多种类。如清真寺碑刻、回民墓碑、族谱、回族团体章程、刊物、各种文件、回族行业记录、账本、各地回民传说、故事、歌谣、匾额上文字、有关文物等。“在资料工作上，还要搜集地方材料。这里面包含了礼拜寺的碑刻，回族墓地的碑刻，家谱，各种回族团体的章程、刊物、以及各种文件、回族所经营的各种行业的有关记录、账簿等等。还有地方上有关的各种传说，包含流传的故事、歌谣等等都在内。……地方上的材料，还包含有礼拜寺的各种匾额的文字，有关的文物，这些也要搜集起来。”对于其他民族对回族记载及国外相关记录，先生亦颇为重视。“还要了解兄弟民族的有关记载。这不是汉族文字了，是旁的兄弟民族的。……这些方面的材料也还是要搜集的。兄弟民族的记载丰富，有它们的特点。”同时，“还有国外的有关记录，有关的研究。……西方的传教士不断到中国来……因而就有他们写的一些材料，今天看着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对这方面材料也要搜集，也要研究，对他们的观点也应该进行分析。”这里，先生重视中国国内兄弟民族和西方人士对回族的记载、记录及其观点。特别强调，先生注重回族近现代史料搜集和撰写回忆录。要求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写回忆录；回忆录以书面、音频和视频方式呈现；还将这些记忆材料分为回忆录、见闻录及采风录三种形式。为此，1987年9月8日，先生在西北回民起义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在近现代史方面，希望同志们多写回忆录。……用回忆录或其它形式写出来，是会给回族史的编纂提供很丰富的资料的。”“还希望在经济、学术文化、教育，包括宗教领域和其他领域里的同志们写出各自领域有关方面的材料”。1989年9月15日在河南会议上，先生作了题为《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讲话：“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同志，……我们要要求这些同志抓紧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这些材料，都是活材料，更要抓住不放，要写在纸面上，写在录音带上，写在照相机上……写这些材料，我想可以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回忆录，主要是自己的事情，一种是见闻录，写听到见到别人的事，一种是采风录，写一些民间风俗习惯歌谣等等。这三种形式可以分别的使用，也可以混合的使用，可以系统地写，也可以作为札记去写。”最后，先生指出：“所有这些，都是搞回族史的人应该注意的。”
如何处理上述材料，先生指出，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材料搜集和材料研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出版和刊行。“搜集材料是一个工作。但研究工作，不能等着材料搜集好了才进行。要一面搜集材料，一面进行研究。要就现有材料进行研究。研究了，可以发现问题，然后再搜集材料、再研究。”又指出：“我们可以考虑出版各种资料集，如碑文集、先哲遗书、回忆录、口头传记丛书之类。”“搜集材料，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可能等待材料搜集完之后，再进行专题的研究和史书的编写。应该是一面搜集材料，一面研究和编写。”
其次，关于培养回族史研究专业人才问题。
在回族史研究队伍建设上，要数量，重质量。他指出：“就我们的需要讲，我们的队伍需要大大地扩充，需要大大地加强。……应该加紧培养人，加紧吸收人。这是从数量上说的。”“光人多不行，还要讲质量”。对此，他提出要加强队伍基本训练。“要进行基本训练，没有基本训练不行。……对回族史工作要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基本训练一方面要不断更新，又一方面，不断地要求复杂，要求更宽。”先生明确指出，对回族史研究者要不断更新基本训练，严格要求基本训练。对于基本训练，先生主要强调两方面：一是加强研究者修养，一是强调研究者应具备条件。对于前者，先生认为：“研究回族史的专门工作者，很必要有专门的修养……要有中国通史的修养，中国史学的修养。要懂得我们史学方面有什么成就，怎样写历史，这是很必要的。”对于后者，先生曾在1944年《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说：“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又在《回族史论稿》序中讲：“我在1944年所说的那些条件，对于研究回族史也都还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位研究回族史的工作者都要具备这些条件，更不是说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才能进行回族史的研究。”
但先生还是强调：“既然是搞回族史，不能丢掉伊斯兰教的历史，那就需要懂得阿拉伯文，需要懂得波斯文，需要懂得伊斯兰教最基本的经典，最基本的教义，同此有关的主要的各个流派，这是需要的……当然，一个人要具备这些条件不容易，但是在一个研究单位里，应该有互相配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先生也重视业余队伍的培养。“我们还要注意培养业余队伍，恐怕这个队伍人手更多一些。要采取一定措施，可以扩大这方面的人员。特别在收集资料上，在不同文字的翻译上，在地区性的研究工作上，我们需要业余队伍的力量。”
最后，强调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学风。
先生要求回族史研究者培养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作风。他提醒具有回族身份研究者，在学术问题上切忌“感情用事”，要坚持科学态度。指出：“在学术问题上……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在治学态度上，又要求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六不”原则，即不虚构、不夸大、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迎合时尚、不苟于立异、不简单重复别人已有的成果。先生向来注重培养优良学风。但他认为这绝非朝夕之功，需持之以恒。他指出：“所有这些，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坚持下去更不容易，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他认为，科学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取得成绩的必要条件，并且将其视为学术兴盛的一种标志。“有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地提高有关的修养，重视必要的治学态度，从而取得了各种学术成果。这是我们学术工作的兴盛气象。”
三
白寿彝先生在长达60年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回族史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方法。首先，先生认为回族史研究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率先提出少数民族史（含回族史）与爱国主义相结合问题。他主张积极发掘少数民族（回族）特殊贡献，加强少数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及其在中华大家庭中重要地位；提出回族与祖国、各兄弟民族间“三个分不开”观点；明确回族史研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将回族史研究提升到高于一般学术意义的爱国主义高度，使其具有鲜明时代感和中国特色。在此种价值取向引导之下，强调把回族历史贡献发掘和展现出来。这是回族学史上对回族研究目标的首次定位。不仅指出回族史研究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而且注重回族史研究以何种理论为指导的问题。指出回族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认为回族史研究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和理论指导是做好回族史研究的首要问题。因为它保障回族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其次，指出回族史研究必须有广阔视野。这不仅要各地研究机构间有效配合，开展广泛而灵活的学术交流，充足科研经费，长远研究规划，还必须在研究内容上讲求“一般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主次分明，缓急适中。这为回族史研究实践操作奠定基础。再次，对回族史研究工作具体展开，先生特别注重资料、人才及学风问题。资料上，指出回族居住特点决定回族材料分散性，增加回族史研究工作的艰巨性；回族资料不仅限于传统历史文献材料，尤其注重回族研究实地调查和地方材料，把材料搜集与材料分析结合起来。这不仅要搜集材料、研究材料、整理材料、编纂材料，还要出版刊发材料，将材料集结成辑。人才上，先生希望回族史研究队伍有数量，更注重质量。他指出回族史研究工作者应有的条件和具备修养，注意培养专业人才与业余人才相结合。认为研究人员要加强基本训练，注重实践与时效。学风上，先生指出，做好包括回族史在内的学术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学风，讲求科学态度，切忌感情用事。
近年来，尽管有学者探讨过做好回族史研究相关问题，但先生在其60年学术生涯中，为回族史研究探索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方法论架构。概言之，有三层：结合中国实际，恰当定位回族史研究价值取向、研究目标及指导理论；要求回族史研究有广阔视野，要在研究机构间配合、学术交流平台与形式、研究经费与基金设置、研究内容拓展等方面扩展视野；具体操作上，先生详细阐述如何搜集材料、搜集哪些材料，如何处理所搜集材料等问题。对回族史研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提出要求和实现途径。特别强调回族史研究中学风问题。力倡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和科学态度，反对脱离实际的“感情用事”。尽管先生仙鹤归真，但其不仅为回族史研究留下诸多指导方法，还对后学提出殷切希望。“向回族史研究工作者说几点希望。回族史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者必须勤奋学习，打好基础，包括史学、哲学思想、文学、语言学等各个方面的基础，要有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训练。要学会善于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学会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