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告诉你孔子的本来面目和形象演变史。大家公认：“落后便要挨打。”他援引经济学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是因为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才沦为“东亚病夫”。他的著作《走出中世纪》，对晚明至晚清的政治、文化、思想、学术等方面予以反思，探究中国是否从晚明就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进程，论点论据皆引人深思。
朱先生反对缺乏材料支持的臆测，反对为历史人物涂脂抹粉，反对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他最爱引用马克思的话：“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
晚年，他难却媒体盛情，应邀开辟专栏，后将专栏文章和未发表的文章结集，题为《重读近代史》出版。文章彰显着他广阔的胸襟和超越的视野：坚持启蒙立场，批判专制制度，纠正已有研究中的讹误，反对将历史人物简单化的趋向，力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历史真实。他赞同复旦另一位大师王元化先生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告诫学生：“每个人都有思想，有思想的人不等于思想家。”如果没有学术做支持，那所谓的思想就是“胡思乱想”。
“谁也不能代替我思考”
我在朱先生家看到过一本黑色影集，是1954年他在无锡中学读书时，参加夏令营的纪念册。男女营员们互赠照片，在背面写下临别寄语“把青春献给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设”，年轻单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正是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所描绘的时代。
1955年，朱先生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业突出。按当时的规矩，成绩最好的同学留校担任助教，成绩较好的攻读研究生。朱先生留校任教，先后担任陈守实教授和周予同教授的助手。因为才华横溢、学识出众，“文革”前，以“白专典型”和唯一一位非党员身份，被选入早期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撰写史地文章，驳斥苏联的中国疆界说。1966年，他任《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文革”期间，周予同教授被打成反动派，朱先生也受到批判。
转折发生在1971年7月14日。那时他被关得久了，常常分不清楚时间。“今天是什么日子？”问过看守，朱先生才知道竟然是自己35周岁的生日！他在地下室中整整踱了一天，连3餐都没吃，终于想明白：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脑，我要做我自己，谁也不能代替我思考！
不再听从别人的大脑，不再做政治的工具。历尽劫难，朱先生比任何人都更为珍惜独立思考的权力。他反对歪曲历史以解读现在；他对实事求是有着狂热的追求。这一切，都是他以青春和自由为代价所换来的真知。理解他的过去，就能读懂他的今天。
2011年12月15日，刚从中山医院接受阶段性治疗回来，朱先生拄着拐杖走进了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教室，偌大的教室里200多个学生正等着聆听大师教诲。谁能料到，这竟是朱先生人生中的最后一课。他的敢说真话和毫不遮掩的批判一如既往，“慈禧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还有人赞美她，说你看她晚年要改革，当初那些人真不该革命，革命了以后，她改革不成，革命坏了事。我说她那是假改革，她用改革的名义来搅乱人们的思想，使自己逃脱舆论的指责，为自己继续镇压反对派制造理由”。他寄语青年：“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狭隘的人物，把自己变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人家一批评，我们就跟着跳起来。孟子老早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我希望你们各位还是要思考，多思考一点中国自身的问题。”“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10天后，朱先生住進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
朱先生是学术界的传奇人物，他的坎坷经历、博学多识、铮铮铁骨，历来为人们所钦佩。而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传奇，他是锲入历史的一块硬石，是一段活生生的存在。（作者为朱维铮先生博士生）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