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误诊，需要理性与冷静
所谓“误诊误治”，顾名思义，乃对病人施以错误的诊断和错误的治疗。
诊断，是病人到医院就诊后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即医生见到一个病人后，首先要询问病史，了解病情；然后进行各项检查；再对各种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判断，搞清楚他患的是什么病，才能进一步制定治疗方案。一般来讲，没有正确的诊断，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治疗，疾病也就不可能痊愈或缓解。当然，有了正确的诊断，也不一定能得到100％的正确治疗。
人体，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精密的“物体”，对人体奥秘的探索，是千百年来科学家苦苦追寻的目标，远没有终结。人类所患的疾病，如大千世界般纷繁复杂。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同样的疾病表现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就有着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体征；而同样的症状，出现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就可能是不同的疾病；这就是医学上常说的“同病异症”和“同症异病”现象。目前，被医学界确定的疾病就有近两万种之多!而且，新的疾病还在不断地被认知被发现，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永远没有尽头。
这么复杂的人体，这么复杂的疾病，还有社会条件、技术水平、工作经验、诊疗设施不尽相同的医院和医生，又怎么可能做到诊断万无一失呢?于是，就有了误诊的存在。
那么，何为误诊?哪些情况属于误诊?
专家给误诊所下的定义是“病人就诊后，已具备了可能正确诊断的客观条件而未能正确诊断。”这里面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其一，病人已经就诊其二，就诊时病情已具备确诊的条件，即通过准确的问诊、体检及正确的辅助检查可以确诊，而且本医疗单位具备这些检查的条件其三，医生未主动观察、收集诊断所必需的资料，作出了错误诊断或遗漏了主要疾病的诊断。
在判断误诊的时候，常常要强调时间性，即病人就诊后多长时间作出诊断属于延误诊断?这又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我到医院看病，检查了半天也没看出是哪儿的毛病，就属于“误诊”。一方面，是因为疾病本身的发生发展有着明显的时间性。有些疾病来势凶猛，病情急迫，需要医生迅速、准确、果断地作出决定，给予有效的救治，甚至是分秒必争的抢救。对这种病人，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延误，都会引起截然相反的治疗结果。但在临床上，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疾病对肌体器官功能的损害，疾病的典型症状和体征的暴露，都是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的。另一方面，医生在接触到病人之后，对疾病的检查、观察、思考、认识，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所以，对一般疾病来说，又不能单纯强调时间性，更不能以时间的长短作为评判是否误诊的惟一标准。临床上通常是将住院病人3日确诊率作为评价诊断水平高低的的指标之一，但是急症病人不允许有3天时间等待诊断而不予治疗，总是需要有一个初步的诊断并给予相应的治疗。另外，即使是规定了3日确诊率，也不是说任何疾病在3日内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合理的。有些特殊病原菌所致的感染性疾病，如厌氧菌感染、隐球菌感染等，必须要等待病原学检查结果出来后，才能明确诊断，这个时间大约需要7天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
老一辈医学家对误诊的坦诚
误诊误治是个古老的医学话题。自从医学开始形成，就有在当时条件下诊断和治疗是否正确的问题。医生们对误诊误治现象的研究，也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如各种诊断学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减少和避免误诊。这是从正面来认识疾病的。我国有不少古代医学家在其晚年编著的医案中常常以误诊教训告诫后人。如清代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明代的《医家误》及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这些文献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以纠正错误为主要内容的医学专著。
对于误诊学研究，许多老一辈医学家给予了极为热情的关注，纷纷从医务人员的临床思维方法、服务艺术、成材观、技能水平等方面撰文立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现身说法，给众多后来人以谆谆教诲，感人至深，像吴英恺院士的《从误诊误治中吸取经验教训》，史贻蘩教授的《同青年医生谈谈怎样减少误诊》，钱礼教授的《从误诊误治谈行医之道》等等。这些做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都能很客观、很公正、很坦诚地看待误诊误治问题。
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的一句话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一个医生不可能做终身不误诊的神医，但有可能做一个最大限度减少误诊的好医生。吴老的医生成材“三元论”很是精辟，他多次提出：做一个好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艺术的服务，三者缺一不可。
我国胸心外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吴英恺教授在给《临床误诊误治》的专稿中开门见山的几句话，令人记忆犹新：“《临床误诊误治》杂志是个很不平凡的杂志，作者们肯于把自己的误诊误治的经验教训写出来，与同行同道交流讨论，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和对工作负责的态度，这种精神和态度是值得提倡的。我向这个期刊的编者和作者致敬!”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医学家，向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小字辈“致敬”，这是怎样一种气概呵!
我国著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耳鼻咽喉科学界的一代宗师的姜泗长教授在《我的回忆》一文中说：“我一生对医学事业的探索奋进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写我的历史中，我更希望并努力去多写多说失败和教训，以便后来人引以为戒，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年轻时代，我因手术快捷正确而受到同行称赞，无形中产生了自满情绪。1949年，我收治了一位患较大上颌窦纤维瘤的16岁男孩。我对这一手术的方案没有认真地推敲，忽略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大出血这一情况。术中病人突然大出血，由于术前备血量不足，未能及时补充血容量，致使病人死亡。我深知，这起意外死亡自己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内疚和自责使我长时间不能自拔。病人的父亲没有责备我一句，反而说：‘姜院长做都失败了，那别人做，失败更是可想而知了。’听到这样的话，真比当面骂更刺激我。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孩子稚气可爱的样子，每当想起这一意外事故，深深的内疚、痛心便侵袭着我。骄者必败，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人在取得一点成绩时切不可掉以轻心忘乎所以，特别是做医生的，时刻都应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几十年来，我一直以这意外为鉴。”
能有几个医生会为自己年轻时的一次失误而愧疚一辈子呢?
像姜老这样堪称做了一辈子好医生的人，都在承认、反省自己的失误和过错，可见，苛求一个医生一辈子不误诊，苛求一所医院不发生误诊误治，是不现实不科学的。
误诊孰之过?
从字面上理解，误诊肯定是医生的错误和过失。但您一旦真正了解了误诊，就会发现导致误诊的原因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