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政治环境和学术传统的影响，被海外学者称之为“民间宗教”（popular/folk religion）的民众实践在国内大多数时候被称为“民间信仰”或“民众信仰”。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语怪力乱神，对民众的信仰要么斥之为“淫祀”，要么避而不谈。第一次严肃地审视中国民众的信仰和宗教生活的知识分子当数民国时代的民俗学者们，所以中国民俗学有着研究民间信仰的传统并一度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民俗学运动的落幕，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逐渐沉寂。新中国建立后，虽然人民被称为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但由于民间信仰往往被看做封建迷信的代名词，除了少量从破除迷信的立场所做的批判性研究，民众的信仰生活成了事实上的研究禁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民俗学的恢复重建，民间信仰和民众的宗教生活再次成为民俗学者们感兴趣的领域。二○○一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大年教授（Daniel Overmyer）曾撰文点评当代中国学者的民间宗教研究状况。在文中，欧大年教授除了指出中国学界缺乏对民间宗教的经验研究以外，还指出中国学者往往对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知之甚少（Overmyer, Daniel:“From‘feudal superstition’to‘popular beliefs’: new directions in mainland Chinese studies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Persee, Vol. 12, pp. 103-126, 2001）。欧大年教授的批评不是苛责，近年来中国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的进展证明他确实指出了这一领域的软肋；而这一领域一些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也说明，加强经验研究、注重与国外同行对话，可以深化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认识。岳永逸博士新著《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可为例证，书中包括作者写就的七篇论文和一篇书评，讨论主题基本上都是民众的信仰及相关的生活实践。
岳永逸的研究大多以扎实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数据来回应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既是实在的经验研究，又注重追踪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沿问题，并以自己的研究与之对话。这双重努力的结果就是，既以丰赡的区域民间信仰的经验材料矫正了海外学者因文化隔膜或霸权叙述而产生的想象或偏见，又借用多元的学术棱镜审视本土经验材料，避免了民俗学作为单纯资料之学的尴尬，从而推进了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认识。
例如《传统的动力学：娃娃亲的现代化生存》一文，通过对河北省赵县梨树种植区现存的娃娃亲（当地称为“换小帖”）习俗的分析，说明了以具体民俗实践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对于不同环境的调适力和与时俱变的动力。这一研究实际上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民间宗教的复兴是一种“重新发明的传统”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改革年代复兴的民间宗教以及其他文化形式已经不同于真正存在于过去的“传统”，因为它们已经发生了改变，用萧凤霞（Helen Siu）的话说就是“在新的环境下而循环的文化碎片”。这一研究视角注意到了“复兴的传统”所具有的当代意义以及它们与历史上“传统”的区别，但是它却假设了一个静止的“历史上的传统”的存在。岳永逸的研究以具体案例丰富和深化了对这一论题的讨论，得出结论：“作为规训人们生活方式的传统——民俗，在不同语境、不同场景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调适，都是一种‘当下’的传统，渐变的传统。”
《乡村庙会的政治学》一文则涉及国际学界对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受民间宗教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关系研究以及国际学术界对于“日常形式的抗争”的学术兴趣的影响，在对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改革年代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复兴的研究中，“民间宗教等于民间抗争”的视角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视角认为改革后的民间宗教复兴显示了地方社区自主性的增长以及民间社会对于国家的抗争。这种抗争大多数时候是一种象征性的抗争。例如，通过对一个甘肃村落重修孔庙故事的民族志研究，景军认为这一庙宇的重修和相关祭祀仪式的举行表征着村民们以自身的努力来恢复社区记忆，从而反抗国家所强加的历史叙事（Jing Jun: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当然，面对来自民间社会的抗争，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象征性的，国家总会做出一定的回应，所以有些应用这一视角的学者关注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这种抗争与回应的关系在民间宗教领域的表现。例如，杨美慧认为，民间宗教的复兴和国家因之做出的反应常常表现为民间社会和国家对于寺庙等空间的争夺（Yang Mayfair: “Spatial struggles: postcolonial complex, state disenchantment, and popular reappropriation of space in rural Southea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pp.719-755, 2004）。除了关注民族国家内部的抗争之外，近年来应用这一视角的学者也关注复兴的民间宗教和地方文化对于不断加强的全球化潮流的抗争。不可否认，应用这一视角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民间宗教复兴的认识，但这一视角却无法解释地方政府在很多民间宗教复兴过程中所扮演的公开的或隐秘的积极性角色，而且也无法解释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宗教领域的渗透。
通过对河北省赵县范庄村的一个村落庙会——龙牌会——的分析，作者把政治学的视角引入当代民间宗教实践的研究，并引申出极具启发性的结论。龙牌会从一个一度被指责为“封建迷信的代表”，发展到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间除了地方社会和群众的努力、争取乃至抗争之外，少不了众多外界力量的参与和帮助。通过对卷入龙牌会的众多社会力量和角色的分析，作者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协商、合作甚至共谋的关系，因而“龙牌会在不自觉中就采用了这种‘复合’再生产的方式和‘复调’多声部演奏”（157—158页）。虽然作者在文章中没有涉及对于中国民间宗教复兴的不同解释视角的讨论，但这一“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分析”实际上以一个很好的个案研究，说明了政治学分析视角在民间宗教复兴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同样，《家中过会：生活之流中的民众信仰》一文也源自作者的田野发现。在华北平原，准确地说是冀中南平原地区，信奉民间宗教的村民（尤其是当地的灵媒——香头），有在家中“过会”的传统，即在家户之内举办年度集体祭神活动。通过对这一地方性宗教实践的详细摹写，作者分析了“家中过会”这一信仰生活的组织形式对于当地民间宗教生活的意义，认为“‘家中过会’也就成为梨区庙会体系和本土信仰生活的‘息壤’，并与梨区村落型庙会和跨村落型庙会形成一种相互涵盖和全息互显的关系”（235页）。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对于当代中国宗教图景的认识，实际上也触碰到中国民间宗教复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国民间宗教自身所具有的弹性或者说适应性，是其历经劫难、几度枯荣而终究保持顽强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周越对于陕北庙会和家户型迷信专业户的研究（Chau, Adam Yuet: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少有研究者通过经验材料探讨中国民间宗教具有这种弹性或者说适应性的内在机制。而作者对“家中过会”这一现象的民族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作者在文章中主要关注的是对源自西方学术话语的神圣与世俗、狂欢与日常等二元分析框架的反思和解构，以及对中国民众信仰本质的追寻，所以尽管作者已经意识到“家中过会”与村落型庙会的关联，但并没有就“家中过会”与村落型庙会的转换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于当地民间信仰生命力的意义进行深入研究，因而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当然，书中也存在一些缺憾。例如，作者反对机械搬用源自西方基督文明的学术话语对于中国民间宗教的解释，但作者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角度又时时受到这些学术话语的影响。作者在《家中过会》一文中提出：“集中体现中国民众信仰的乡村庙会不仅仅是非常态的狂欢，更是日常生活的延续。”（178页）不难看出，这一论断及其开启的思考方向依然未能摆脱神圣—世俗、狂欢—日常的二元话语的指引，尽管作者的思考和分析试图解构这一理论定式。相反，如果作者能够关注“家中过会”这种民间宗教实践形式对于民间宗教生命力的维系或者民间宗教迅速复兴的影响和意义，或许会有更精彩的发现。另外，作者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于河北省赵县梨树种植区的村落，并且发现了当地民俗文化、信仰生活与梨果生产之间的有趣联系，但如同众多基于个别社区的研究一样，这种个案性研究也存在着很大风险，因为研究者的视野可能会受到调查区域的限制。
香港中文大学的劳格文教授（John Lagerwey）曾言，研究民间信仰可以找到人民的历史，因为这是他们最喜欢也是自然而然投入的东西（《劳格文谈中国的民间信仰》，载《东方早报》二○一○年六月二十日）。所以，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是有利于“重新认识中国”的，但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
读完此书，掩卷遐思，“夷歌数处起渔樵”这句古诗油然浮上心头。对于这句诗的解读历来有争议，而我也无意用少陵先生全诗的意境比拟国内学界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状况。之所以“生吞活剥”这句古诗，仅仅是想借之表达一种感觉：有时候，几曲渔樵之歌也能打破沉闷、寂寥的局面而带来清新明快之风。作者在导言中提到：“其实，无论走到哪里，我时常都发现自己仅仅是个乡下顽童，不可能有大作为，于是顺理成章地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12页）当然，这或许只是作者的自谦之词，但其所安身的民俗学是“最容易被边缘化和工具化的学科”却是事实。作者立足于这一边缘化的学科去研究民间信仰并取得不俗成绩，不仅丰富了对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认识，无疑也为中国民俗学赢得了尊严。
（《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岳永逸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版，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