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来，国学热开始重新显现，民间机构也不断推出国学讲习班、启蒙班，一些地方陆续恢复了一批旧式书院、私塾，祭孔、穿汉服等活动声势浩大，各种媒体宣传国学讲座、讨论国学的文章层出不穷，国学运动席卷全国，蔚然成风。然而国学研究与普及并不顺利，这主要源于历史的偏见与现实的阻力，要突破目前的困局，就必须弄清国学的性质、求是与致用、国学使命等几个问题。
关键词：国学;历史偏见;现实困惑;求是与致用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7-0080-02
国学热，兴起于20世纪初，中间历经波折，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学的魅力在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和整理中开始重新显现。自20世纪90年代始，全国各大高校兴办国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民间机构也不断推出国学讲习班、启蒙班，一些地方陆续恢复了一批旧式书院、私塾，祭孔、穿汉服等活动声势浩大，各种媒体宣传国学讲座、讨论国学的文章层出不穷，国学运动席卷全国，蔚然成风。与国学热形成鲜明对比，反对国学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学者直斥现在国学的是价值弘扬与知识传承不分，有人醉翁之意不在国学，而是在名与利，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1]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细究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历史偏见与现实困局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偏见。自从五四前后出现第一次国学热以来，中国知识界对国学的论争几起几落，从未止息。许多学者将中国近代出现丧权辱国、民族尊严沦落、种族不保的原因一股脑地归咎于传统文化，好像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思想僵化全是拜儒家思想所赐。于是，宣扬西方文化，批判儒家思想，否定传统学说数度成为主流思潮。在与西方文化交流和激荡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遭到了猛烈冲击，“国学”逐渐衰落。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开办“国学讲习会”，讲授经、史、子、集以及小学等内容，主张用“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2]奠定了近现代国学教育及普及的基础。然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尊孔复古的逆流借传统文化为幌子，以维护旧的纲常伦理，“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3]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新文化运动时，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批判孔孟之道、封建礼教，否定儒家学说。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4]。这些学者以西方文化为基础，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西方的技能与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现代社会生活发展构成严重束缚和禁锢的负面因素要加以剔除。实际上，像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五四”学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他们一方面肯定儒家思想及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价值及现实影响，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行为是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他们也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又猛烈抨击其负面影响，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革命性的集中体现。一些学者如林毓生藉此断然把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精神实质。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林氏集中批判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学人，认为他们是把“传统做全盘否定的反抗者”[5]。这种反思并不是通过缜密分析整体关照中国传统文化之后的结果，只能以管窥豹，很难真正接近“五四”学人思想之真意，反而误导几代人的思想。
“文革”时，国学再遭厄运。这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为目的，以批判孔孟之道，号召与旧的传统文化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决裂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在这场大革命中，传统文化被盲目批判，文化典籍被大肆焚烧，文化古迹被随意捣毁，二千年来被尊为“东方圣人”的孔子被打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中国文化可以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吴宓说文革之害，厥为三端，“一是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伦理的道德观念”“二是彻底摧毁了人们的信仰”“三是彻底摧毁民族文化。”[6]人们对古书敬而远之，视孔子为洪水猛兽。中华五千年文化、中华之民族道德传统被作为封建毒瘤来看待，国学之衰让人心寒。改革开放后，工业文明裹携下的西方意识形态术语、范畴、价值观涌入中国，像病毒一样迅速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各个角落，产生了广泛影响。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领域，都把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新时代与国际接轨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全盘否定，伤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更有甚者试图用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改变我国现有文化体系、经济和政治制度，这种“全盘西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当代产生了大量畸形衍生物，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话语权。许多人失去精神信仰和道德追求，传统文化甚至成为被公开嘲笑的对象。中国传统文化陷入深层信任危机，价值体系崩溃、自我意识丧失，精神世界危机。国学研究与普及步履维艰。
总之，从晚清“洋务运动”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破四旧”，到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百年的中国历史始终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毒瘤，务必扫荡一空。从表面上看，仿佛是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造成了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困境，西方文化的移植引发思想界的混乱。实际上，学界长期误读“五四”学人的批判继承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贵和执中”“礼乐教化”“仁义礼知”等核心价值被长期忽视才是造成民族文化不振的深层原因。二是现实困惑。近年“国学热”一度升温，然而这种“国学热”只是浮于表面，是一种虚假繁荣。国学的根本是丰富并提升精神境界，完善人格，但这种承载道德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国学”正在日常生活中丧失。因此人们不断对“复兴国学”“普及国学”等论断提出种种质疑，进而对是否有必要“复兴国学”“普及国学”等问题产生了困惑。
国学，何学？这是人们依然津津乐道，却也让专家学者大为困扰的问题。章太炎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7]张岱年认为：“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8]刘毓庆认为“国学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系统。”[9]其实，国学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化、知识化、普及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看待国学？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思想闪耀着古人的睿智，规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精神表现。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厚德载物”的胸襟和气质，亦有空谈心性，轻于实践的固有缺陷与不足;长于道德规范架构，短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使得传统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以何种态度，站在何种立场，支持何种观点来看待国学，就成为关涉国学弘扬，国学复兴，国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我们对待传统，抱守残缺，故步自封要不得;数典忘祖，粗暴武断亦要不得。重提国学，弘扬国学，不是要拘泥于经典，食古不化，而是要从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在普及中修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国学研究该求是，还是致用？学术研究本身就包含了“是什么”和“怎样做”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术研究要讲求客观，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中探究真知。“怎样做”是将所学知识运用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探寻“是什么”是更好地解决“怎样做”的前提。辜鸿铭先生就这一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10]君子有志于学首先在于学能明道、明理。而通过这种思想创造活动，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学习规律，达到寻求真知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诚”，即求是。在此基础上“有所为而为”而致“尧禹之功”，则是“致用”，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固然保持了学人对社会政治的紧密关切，避免了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但也会使不少人受此误导，认为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讲求功利的实用主义，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违背学术求真求是的初衷。从历史上看，国学的繁荣总是与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紧密相连。近年国学热和儒学热显然也是如此。然而学术就是学术，不应该，也不能完全受政治、伦理的束缚。作为数千年学问积累结果的国学，我们不要总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应对现实问题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实际、太简单化了。
国学的使命为何？这牵涉国学研究与国学普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学研究是某些领域的相关人士通过努力获得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学自身的推进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国学普及则是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国学基础知识，让他们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亲近经典，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国学研究是国学普及的前提与基础，国学普及是国学研究的延伸与补充。掌握必要的国学基本知识是从事国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亦即只有熟悉包括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更深入地从事国学研究。因此国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的社会价值体现不是显现的，而是潜在的;不是迅捷的，而是漫长的。国学要长远发展必须将研究与普及两种功能有机统一，不能偏废。我们倡导具有包容、和谐、共生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借助国学研究与普及创造出与我们当前国家形势相适应的，能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也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不仅要提倡正确的价值观，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内容;不仅要看到国学的传承性，也要看到它的世界性、当代性。如此，国学才能走出历史偏见和现实困惑，对于修复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泽华.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J].历史教学，2009（5）：8-11.
[2]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272.
[3]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M]//鲁迅全集（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7-228.
[4]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C]//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97.
[5]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危机.北京：三联书店，1988：150.
[6]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404.
[7]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7：6.
[8]张岱年.说国学[C]//胡道静.国学大师论国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161.
[9]姚奠中，刘毓庆，等.应该了解国学的意义[C]//国学之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
[10]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册[M].黄兴涛，编.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