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越窑考古研究涉及调查及发掘、“越窑”涵义、窑业衰落、交流与传播、科技分析、造型纹饰和装烧工艺及秘色瓷定义等七个方面，80年来越窑研究的成果卓著，尤其是近几年来对窑址考古日渐关注，其生产背景日益明晰。但是，目前的研究中对丰富的原始材料的解读和信息提炼却显得相对薄弱。呼吁未来的研究方向应采取自下而上和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引入实验考古学方法和器物操作链分析，努力做到透物见人，拓展和深化问题导向的科技手段应用，并注意窑址和出土遗存横向和纵向的整合研究。
关键词：越窑 研究史 回顾 展望
中图分类号：K878.5 文献标识码：A
越窑青瓷烧造时间之长、窑址分布之广、涵盖内容之丰，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最早开始对窑址进行考古调查以来，已经经历了八十几个年头，回顾越窑的研究历程，不仅能帮助我们厘清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及学术现状，更为重要的是，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越窑研究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陶瓷研究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努力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功用。
一 回顾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唐代文献中对越窑瓷器的记载已相当丰富，其中以陆羽的《茶经》为最早，它从饮茶的角度对各地的茶碗进行了相关评论，并把越窑瓷器排在了诸名窑之首。唐代诗歌中保存有大量的吟咏越窑瓷器的诗句，如孟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的“越瓯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未匀”等，唐代诗人们通过优美的诗句对越窑青瓷的造型、釉色等进行描述，为我们认识唐代越窑青瓷开了一扇别样之窗。宋元古籍对越窑的记载则集中于秘色瓷、越州贡瓷等问题之上。由于越窑早已不复存在，明清时期关于越窑的记载大多沿袭前人，或者对前人的记载进行考证。
为较为全面地对越窑青瓷研究进行综述，笔者将从调查与发掘，涵义，衰落，秘色瓷，交流与传播，科技分析，造型、纹饰及装烧工艺等七个方面展开。
（一） 调查与发掘
陈万里先生是推动越窑研究从书斋走向田野的导路人，是第一位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他曾多次调查浙江当地的越窑遗址，并搜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他的《瓷器与浙江》[1]、《越器图录》[2]及《中国青瓷史略》[3]等著作即是他多年田野窑址调查的研究成果。
20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人员对浙江绍兴、上虞、宁波等地的越窑窑址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如余姚地区的上林湖、上岙湖、白羊湖、东岙游园区、杜湖，上虞地区的窑寺前、龙浦、窑山、黄蛇山，绍兴上灶官山窑，宁波地区的郭家峙、沙叶河头、小白市窑、云湖窑、象山鲁家岙窑、镇海小洞岙，萧山地区的上董窑、石盖窑、戴家山窑等。通过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瓷片标本，使人们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对不同产地越窑瓷器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了解，为后续调查及发掘奠定了重要基础。80年代开展的文物大普查工作以及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4]的筹备工作促成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调查时发现大量古窑址，采集了大量的标本，重点窑址还做了测量记录。
20世纪90年代至今，考古学者开始对一些重要的越窑窑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10月至1995年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管会联合对上林湖荷花芯窑址、马溪滩窑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400平方米；1998年9月至1999年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慈溪市文管会联合对上林湖寺龙口窑址进行二期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045平方米[5]。由慈溪博物馆编著的《上林湖越窑》[6]对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上林湖、古银锭湖、白洋湖以及里杜湖四大窑址进行了总结；另外，1999年和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白洋湖地区石马弄窑址进行二期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925平方米，清理出一条龙窑、一座房基等，并获得大量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标本。对于东钱湖窑场的调查发掘成果可以以《郭童岙：越窑遗址发掘报告》[7]为代表，2000年以来上虞有过两次发掘，一次是2005年对大园坪东汉窑址的发掘，另一次是2007年对尼姑婆山三国西晋窑址的发掘，这两次的发掘报告都还未出版。另外，自2012年12月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上虞市博物馆，为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正在上虞市对越窑青瓷进行大规模调查。
（二）涵义
对“越窑”涵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越窑”所涵盖的时间及空间范围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观点：《中国陶瓷史》认为“这里（上虞、余姚、绍兴等地，原为古代越人居住地）的陶瓷业自商周以来，都在不断地发展着。特别是东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瓷器生产从未间断……产品风格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关系十分清楚，所以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期的越州窑是前后连贯的一个瓷窑体系，可以统称为‘越窑’”[8]。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陶瓷史》中对“越窑”的定义其实是对“越窑体系”的定义，应该将唐宋之前的瓷业文化遗存称为“早期越窑”，唐宋时期称为“唐宋越州窑”，唐宋之后称为“南宋余姚窑”，它经历了“先越窑—越窑—后越窑”的文化序列演变。因此，“越窑”的涵义仅包括“唐宋越州窑”[9]。目前，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始于东汉、止于南宋[10]的越窑概念，只是其整个发展时期大致可以划分成汉六朝时期的早期越窑、唐五代北宋越窑与南宋越窑三个大的阶段。
（三）衰落
关于越窑究竟为何衰落，争议颇多，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社会风尚等因素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不再生产“贡瓷”。陈万里先生认为北宋时期越窑的衰落“是完全受到政治的关系”[11]，“吴越归宋后，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最终导致了越窑的衰落”[12]。王光尧及林士民也持相同意见[13]。郑建华也提出北宋中期或稍晚阶段越窑贡瓷历史的终结导致了越窑的衰落。越窑贡瓷历史的结束与王安石变法后宫廷用瓷以及宫廷的采购制度有关，即由原来的到各地采购精品转为就近便宜采购，这样越窑的需求特别是来自高端的需求大量减少，导致其迅速衰落，这也与越窑的衰落时间相吻合[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