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新闻叙事学是叙事学研究在新闻领域的一个细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新闻叙事的关注度不断加大。然而,新闻叙事在当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其没有实现“本土化”。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我国新闻叙事研究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闻法学论文【五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新闻叙事学是叙事学研究在新闻领域的一个细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新闻叙事的关注度不断加大。然而,新闻叙事在当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其没有实现“本土化”。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我国新闻叙事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学术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学术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著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著《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著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著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著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新闻1+1>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时代先锋>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⒃戚尹军,《1941年桂林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成规探析》,广西大学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闻编辑理论；
新闻编辑实践；
分歧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闻编辑学是探讨新闻编辑工作一般规律、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学科，它既包括新闻编辑理论研究，又包括新闻编辑实践研究。然而理论与实践在新闻编辑领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闻编辑理论引导新闻编辑实践，新闻编辑实践来检验和推进新闻编辑理论，在我国当前新闻编辑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的有关文献，并结合当前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发现在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表现在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
在西方近代认识论中，虽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无鲜明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但从哲学史上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对立主要集中于知识起源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
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1]从而在认识方法上，理性主义运用“自明原则+演绎”的方法，经验主义则强调“经验+归纳”的方法。[1]我国新闻编辑研究领域中，理论的探索时常基于经验的归纳，凭借经验而得的理论往往是现象的、粗浅的和个别的。当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新闻编辑学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然而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包括命题、概念、关系层面的内容则不只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更要建构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
一、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表现
笔者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相关文献时，通过筛选“维普期刊”中《编辑之友》《国际新闻界》《青年记者》等核心期刊所载150篇文章获得文献结构特征如下表：
上表所示有关新闻编辑理论的研究文章占56%（共84篇），而新闻编辑实践方面的文章占42%（共63篇，另有3篇笔者在文献归类中将其纳入新闻编辑史范畴）。由此看来，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在数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优势，然而在此基础上，新闻编辑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指导性作用，新闻编辑实践层面编辑记者在采编过程中仍然出现诸多问题，媒体失范、编辑差错等层出不穷，恶俗新闻也没有被杜绝。具体而言新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几点：
（一）新闻编辑理论缺乏新闻本质规律的基础
“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2]222杨保军谈及新闻传播规律时指出“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受（传递与收受）过程中，传受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并且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概括为“选择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关于新闻规律的探讨虽然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但新闻规律的恒定性也表现在具有传播方法论的意义上。由此看来，新闻编辑理论要以新闻传播规律为基石，离不开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统、理性的理论概括性。然而，当我们以“理论”构建的完备要素对新闻编辑理论进行检验时，就会发现新闻编辑理论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理论与“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认为：“理论由两大要素组成――概念和解释，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据观察到的特质所作的分类。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贴标签。我们通常用词语来识别概念。任何一个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拥有该理论概念的一套术语”。[4]40通过小约翰对“理论”的解析，我们看到一套科学的理论至少需要具备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新闻编辑理论的构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释存在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替代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然而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新闻编辑理论中，常常将“理论”与“理念”混淆，以“新闻编辑理念”替代科学的“新闻编辑理论”系统，这就是将理论的构建经验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简单来说，新闻编辑理念是对新闻编辑活动方法、规律、思想的诠释与升华，它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新闻编辑概念和解释框架。在近十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研究文献中，常会看到研究新闻编辑思想、观念、策略以及对新闻编辑活动的宏观把握及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编辑活动现象的归纳和提炼，然而却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稳定机制或规则渗透不深。
刘九洲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点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
基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
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5]2那么在新闻编辑理论中这三点同样可以作为研究基点。说到底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应该是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和现象背后的规律，其基本内容的构成也应当以介绍新闻编辑领域内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为主。而基于新闻编辑实践经验而来的新闻编辑理论，由于较少深入到新闻传播规律当中，脱离了新闻的本质研究，简单将新闻编辑活动抽象化就难以在更高层面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二）新闻编辑实践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在我国虽然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为新闻编辑理论构建提供了素材，但实践研究多集中于稿件的微观操作，如标题制作、版面和图片编辑；
评论、专题等不同体裁的编辑方法；
时政、经济、军事等不同类型新闻的编辑。以上微观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研究状况整体上看来散杂，切中要害的探讨较少，主要表现在新闻从业者依赖于“常识”的积累，新闻编辑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离。
新闻编辑依赖于“常识”从事新闻活动与脱离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谓“常识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常识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同意”。[1]新闻编辑研究领域，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成果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长期从事行业内工作的编辑、记者往往凭借自身从业经验，将新闻活动的惯性思维简单上升为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新闻业改制转型、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编辑、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也在逐渐缺失。较早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郭镇之认为，“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起源于美国，前提是新闻自由。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所必须持有的新闻职业精神或职业规范。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是最具体的新闻活动，当然也应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此外，我国当前新闻编辑实践忽视“专业”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现则是新闻编辑人员与受众意识的分离。通常认为“编辑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级信息的受传者与终级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也正是这种中介性，使新闻编辑在信源提供者和受传者之间建立起一座传递信息的桥梁”。[7]而新闻编辑若是缺乏受众意识，编辑实践活动的效果就会降低。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活动，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环节，同样具有社会属性，而受众意识的缺少会造成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编辑一味传达自己的编辑意图，忽视受众感受和需求也是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活动分歧的重要表现。
（三）新闻编辑理论中的技术主义倾向难以落实于新闻编辑实践
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新闻理论的革新，新闻编辑理论也随新的技术环境进行创新。然而理论上的新兴媒体编辑，新兴全息化的编辑室，新的媒介载体及内容生产却很难在编辑实践中及时发挥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应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网络经营管理规范和法规也阻碍着新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理论上的设想和规划大而无当，对新闻编辑工作的指导作用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求。《中国报业》在2009年刊发了史蒂夫・奥汀的文章《全数字化的新闻编辑室近在咫尺》，文章对新型数据新闻编辑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国新闻编辑部室改革实践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关于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编辑研究近几年来一直属于热门领域，但是研究多集中于现象描述，例如编辑的把关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闻”对编辑身份的挑战，编辑主体的“大数据运用”，但具体到实践方法层面，编辑如何转型，媒体如何建立数据化的新闻编辑室，如何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加强传播效果往往点到为止，没有实践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论概括也显得不到位。
二、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上述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分歧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点，即学理原因和编辑主体自身原因。
（一）学理原因
综观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可以看出其构建通常来自于两个基础，第一是基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提出的问题而在理论层面对其解决，第二则是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但是这样的构建基础往往不能对新闻编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例如在编辑理论的提出上抛弃了新闻学理论的基础，不能做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本质的回答，这种理论的构建有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也就缺乏了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斯蒂文・小约翰所提出的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毕竟“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并不表现在它能化抽象为具体，借用描述的手段去还原事实，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什么发生’，即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使之具有了解释能力；
同时它还能回答‘是否还会发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复的可能性，这就使之具有了预测的能力”。[5]3而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这样的新闻编辑理论其中的科学规律就会被社会话语和技术话语所掩盖，失去了新闻编辑理论本应具有的独立品格。
弥建立和欧阳宏生等人在对50年来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嬗变与发展进行梳理时，从社会文化环境、新闻节目构成形态、电视声画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流变轨迹。[8]不难看出，社会文化环境即是编辑理论形成的的社会语境，而新闻节目构成形态和电视声画关系则属于具体的实践层面。
新闻编辑队伍良莠不齐，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了新闻编辑理论不能够理想地灌输于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编辑人员。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由于重点讨论的是新闻编辑实践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撰文进行探讨，专业知识略强的作者研究尚且深入，而一些并没有受过良好理论熏陶的作者仅仅是将从业经历简单加工描述，这就影响了新闻编辑的整体研究水平，这种情况最直接地后果便是编辑过程中低俗新闻层出不穷。新闻采编和报道的低俗化倾向导致了新闻功能和新闻本性的丧失，而低俗新闻在形式上的表现便是采编缺乏监管。
我国新闻编辑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传播规律、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既要体现实用性，又要体现科学性，实用性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归纳，科学性则体现在对概念的阐明、问题的论述和规律的揭示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新闻编辑研究中要将经验的东西上升为方法，将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哲学层面上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在新闻编辑学中，这种方法论则表现为如何更科学地、系统地探索新闻编辑活动背后的规律，终归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然而如前所述，我国新闻编辑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大量停留在什么是新闻编辑？编辑流程有哪些？以及如何操作上，少有从理论上对编辑活动做系统的总结。刘九洲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谈及每一科学的知识进程都表现为“范畴―范畴逻辑系统―理论―学说”。[5]29我国新闻编辑学的构建若是依照一定的范畴体系进行，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
从上述新闻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新闻编辑活动最基本的范畴可以概括为：新闻事实、编辑主体、编辑过程和新闻产品。新闻事实作为新闻编辑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起点，规定着新闻编辑一般原则、特点等方面；
编辑主体则规定着编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层面；
编辑过程作为编辑活动的实践层面规定着新闻编辑的规律、方法、技巧等方面；
而新闻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则包括了新闻稿件、新闻图片、网络电视广播的节目素材等。由这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新闻编辑范畴逻辑系统最终形成新闻编辑理论的框架。
在新闻编辑领域，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环境下，完善的新闻编辑理论与新的实践内容尚需要更深入和切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晓亮.西方近代认识论论纲：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J].哲学研究，2003（10）.
[2]陶富源.实践主导论：哲学的前沿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书版社，2001.
[3]杨保军.试论新闻传播规律[J].国际新闻界，2005（1）.
[4]（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6]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体位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转贴于
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
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研究现状
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之后的整20年间（1983～2003），由于其发展仅局限于对外宣传，在国内影响不大，因此在这一时段对之研究近乎空白。从2003年起，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逐渐呈“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俨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实践的勃兴呼唤相关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实践的蔚然成风使得相关问题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与实践相呼应，从2003年6月份起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随之而起，直到2004年底可称之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启动阶段”――表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显著增多，共有40篇左右。③我们还可从网络媒体的极大关注，“理论人”的理性追问和“实践人”的现身说法三方面勾勒出本阶段研究的大致状貌：一是各大网站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表现出极大热情，既有相关动态资讯报道和常识性介绍，又有理论探讨和争鸣，如五洲传媒网和中国网两家网站都设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专栏；
二是《郑州大学学报》在2004年9月刊载了一组由国内知名学者喻国明、陈力丹等执笔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笔谈，“无论是对我们为什么需要新闻发言人的追问，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思想的溯源，还是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困境的忧虑，以及对新闻发言人与政府形象进行科学定位的思考”④，都能从某一侧面触及问题实质，将研究引向深入；
三是《新闻记者》开辟《新闻发言人天地》专栏，并于年末最后一期启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主讲的“新闻发言人实务系列讲座”，较为系统地介绍相关理论及实战技巧。
整个2005年可以说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提升发展阶段”――不仅表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数量稳中有升，共有50篇左右，更重要的是，涌现出了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和专著。该阶段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学术界结束了此前的散兵游勇式的作战方式，学者们以团队协作的形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代表性的有：第一，陆续出版了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理分析和经验归纳并重的教材和专著。如《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⑤、《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⑥以及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一套“新闻发言人系列教材”，目前已出版的有《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实务》、《中外新闻制度比较》和《危机传播管理》等；
第二，有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课题组取得了不少重量级的成果。如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发言人与会研究”课题，课题组于2005年8月在《今传媒》上发表了以《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为题的阶段性成果；
第三，当对局部和枝节问题有了深入洞察后，理论整合便成必然。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新闻与新闻发言人实务》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面世的。这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型专业书籍，从现代社会对政府工作透明度的要求，以及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入手，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框架的建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涵盖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实务和案例研究等多个领域，有较高的理论性、实用性和可读性。⑦
文献综述
截至2005年底，关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涵义、发展轨迹及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条件
匡正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概念的认识，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和学者喻国明所多次强调的：“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制度”，必须不断完善这种制度，才能充分保障它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真正传播主体，新闻发言人只是“被授权的代言人”，政府在赋予发言人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责任。陈力丹从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思想的溯源中，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马克思人民政权建设的一个基本观点，其设立应当是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人民报告工作的一种日常形式。⑧对基本概念的这种认识使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建立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之上。
学者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历史的梳理，大多视野开阔，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20年来的发展历程置于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历时演进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强烈的对比凸显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亟待规范的现状，有助于唤起我们加速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紧迫感；
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研究和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得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原因，学者们将之归结为以下社会条件：①国家意识形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加强民主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思想的全面铺开，政府职能向“服务型”的全面转型，为新闻发言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②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要求；
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
④我国大众传媒业的长足发展，新闻传媒越来越倚重政府作为重要消息来源，政府亦重视通过媒体加强其话语影响力；
⑤突发事件的催化。
2.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这方面研究可谓学界之述备矣，且比较科学全面，因此，大部分学者对此尽管文字表述各有千秋，但多观点类同，笔者将之综述为以下三点：①政府和公众沟通的主渠道――以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
②政府媒体公关的主战场――以塑造和优化政府形象；
③应对危机情形的主途径――以规避媒体事件的发生。
3.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依据与法律保障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中，约有40%左右的文章提及制约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是法律根基的薄弱，而且，从该角度研究的作者无一例外呼吁加快我国相关立法的进程，并指出法制化是保证新闻发言人制度良性运作的必然选择。国内学者对此的探讨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密切相关的“信息自由权”、“知情权”、“信息公开之义务”的法律依据；
二是以信息公开、信息自由为立法旨趣的法律保障。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对公民信息自由权的法律认可和法律保障法典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此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时，采取与美国相关方面进行横向比较的方法，习鉴他人，醒省自己，通过学习和借鉴美国成熟、完备的法律规制，审视和反思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之欠缺。
4.着眼于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陈力丹《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⑨中归纳的该年度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话题中，有两个话题即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涉及新闻发言人制度，因为它们均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上位阶概念。关于前者，他认为：“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关于后者，由清华大学“新闻发言人与会研究”课题组提出的“新闻执政”在本年度已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陈力丹指出，意欲实现“口号”向现实的转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即“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这也印证了上述第三条的综述结果。
5.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术”的研究
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在实战，因此对其操作要领、实践技巧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其实施流程、微观运作进行细致剖析，自然成为对之进行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能力，前者如政治素质、媒介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等，后者如合理操控媒体的能力、交际沟通能力、危机驾驭能力等；
②各种新闻形式（如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吹风会等）的运作程序和操作技巧；
③新闻发言人的媒体形象设计，如屏幕形象设计、非语言符号把握等。
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基于上述综述，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存在着两点不足：
第一，广度尚可，深度不足。经过学者们三年多的开拓性工作，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触及，但理论深度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介绍性的论文占了很大比重，理论创新性文章屈指可数。例如在介绍美国相关制度及法律时，缺乏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结论：步美国后尘，仿效其做法，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即可迎刃而解，其错误倾向不言而喻。
第二，理论与实践结合松散。如前所述，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在实战，但实践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正如许多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专著冠之以“理论与实践”的书名，但由于它们多是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之急需而作，过分追求实用性和工具性，大多没能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和实践结合不紧，甚至脱节。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时，应以理论界定为逻辑起点，以理论阐释和理论创新为研究重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对策与实战技能为旨归。正如费尔巴哈在《遗留的格言》中所说：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
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而要实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创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
1.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交叉学科透视
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有诸多学科支撑着，主要涉及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宣传学、舆论学、组织行为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交叉学科透视，就是要整合政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政府公关学、舆论宣传学、公关语言学等内容对本课题做出科学解答，亦即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核心，从以上交叉学科角度对之进行全方位理论扫描和透视，方能全面把握其理论内涵和实践对策。如前所述，学界对此虽有所触及，但大多是借新闻发言人制度之瓶装相关理论之酒，缺乏深度融合后的理论生成和创新。可以说，从此角度剖析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学界只是站在起跑线上，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核心研究与边缘研究并重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构成理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正式规则具有国际惯例的共同性质，有良好的外国模式可资借鉴或移植，但非正式约束由于其历史传承性和文化积淀性，将其进行配套移植是愚蠢的，更是不可行的。因此，不能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变迁或创新仅仅看成是法律法规条文的变迁或创新，学界还应重视对非正式规则的研究和探索，以促进相应的文化建设、观念转型及制度环境营造。
3.中国传统文化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滋养
辩证法有一个著名的原理：历史与未来两极相通，即探究历史规律、把握今时实践与预测未来趋势有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因为“现代既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对立面，也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延续体”⑩，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要实现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理论创新，可从先哲圣贤的思想宝库里汲取与当代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践相契合的有价值的思想因子。例如，由清华课题组提出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运作规约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就有很大的理论挖掘空间和阐释意义。再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具有很多双重属性，如信息服务与舆论引导、设置公众议程与满足公众知情权等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观念”、“和谐思想”可为新闻发言人妥善处理以上矛盾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从此视角切入，无论对政治传播本土化的理论建构，还是对当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都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传统‘和谐观’的现代价值”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陈宗林：《中国新闻发言人群体脱颖而出》，《开放潮》2003年11~12期
（2）薛凯：《“国新办”新闻背后的新闻》，《半月谈》2006年第1期
（3）王展:《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2003-2004)述评》，《今传媒》2005年第7期
（4）《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9月
（5）［美］玛格莱特・苏丽文：《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一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杜江主编：《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高钢、孙聚成：《新闻与新闻发言人实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8）陈力丹：《健全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监察和限权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9月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新闻教育热为新闻媒体培养了大量人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伴随着是来自业界和学界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矛头直指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教学在教学体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新闻教学内容与新闻媒体实践严重脱节。对此，无论是新闻业界还是学界都不断有人撰文讨论，直陈弊害。但这些讨论几乎都是“定性研究”，因此，对高校新闻教学与媒体接轨状况的实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本研究旨在开掘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将细致地呈现新闻院系的学生、教师以及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是记者和编辑）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辞海》对教学的定义是：“教学指学校工作中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活动。”①因此，教学应该是一种师生平等的共同活动。而以前有关新闻教育的讨论多是新闻院系的教师或媒体从业人员操控话语权。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说，我们将重点讨论作为新闻教学活动主体的学生对新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认识。第二，现行新闻教育与媒体是否脱节？新闻教育是否应该与媒体接轨，怎样接轨？我们将通过实证调查来比较学生、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异同，为以后的新闻教育改革提供一些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作为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新闻院系师生及媒体从业人员关于高校新闻教学与媒体接轨状况的实证数据，再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共包括7个部分：“总体状况”、“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践”、“与媒体的联系”以及“个人基本信息”。
（二）样本选取。采用配额抽样法。学生样本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南、湖北、陕西、北京、上海和广东12所高校的新闻院系，主要由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通过在全国各地的同学这一人际传播网络来发放问卷；
媒体从业人员的样本则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和广东各省市的省级和地市级媒体；
教师样本来自四川、重庆、湖南、湖北、陕西、北京和广东部分高校。抽样时，主要考虑了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决定抽取400人来进行调查。其次，按教师、学生和媒体从业人员身份进行配额，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各50人，学生300人。第三，考虑到大一学生对专业认知尚不全面，研究生数量总体较少，所以我们对学生按年级进行配额，样本中有大一及研究生各50人，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共200人。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6份（其中学生277份，教师40份，媒体从业人员49份），有效问卷率为91.5%。
（三）变量设置。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有“职业身份”、“满意程度”、“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践”、“专业背景”等，依靠这些变量的关系，可以勾画出当前新闻教育的真实状况。
三、数据分析及讨论
1.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
对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我们对被调查者进行了提问。请他们为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打分，满分为10分。分值对应的满意程度分别为：非常满意8-10分，较为满意6-8分，满意4-6分，不满意2-4分，非常不满意0-2分。由此可以计算出一个指标——相对满意程度分值。相对满意程度分=（学生满意程度平均分+教师满意程度平均分+媒体从业人员满意程度平均分）÷3，由相对满意程度分值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满意程度的较为客观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的相对满意程度分为6.05。其中学生的满意程度平均分值为6.41,教师为6.1,媒体从业人员为5.63。对于学生的满意度，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来自不同院校的学生的差异。我们把277位学生样本按院校级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来自一类本科院校的学生为125人，所占比例为45.1%，二类本科院校的学生为152人，所占比例为54.9%，这说明对样本在不同院系这个变量上进一步分析是有意义的。统计结果表明：一本院校的学生对学校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普遍高于二本院校，平均分值分别为6.54和6.28,但两者的区分度并不大。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此次调查还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认为现在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能满足媒体的需求吗？回答能够的占27.6%,回答不能的占72.4%。由此看来，当前大学的新闻教育与媒体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从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有一大半部分达不到新闻媒体的要求。难怪有人形容现在新闻教学与新闻媒体是“各行其是，互不相干”。高校按自己的模式培养学生，新闻媒体则以自己的需求招聘员工。
在对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是否脱节这个问题上，无论老师、学生还是媒体从业人员，有2/3以上的人给以肯定的回答，认为当前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学校教育应与媒体的需求接轨。学生、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均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高校与媒体应多交流和沟通。在调查中问到“新闻专业毕业生在新闻工作中的主要缺陷”时，86.6%的人认为新闻专业毕业生一是缺少采、写、编、评的实践经验，不能及时上手，缺乏独立采访的能力。二是社会环境适应能力差，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对于前者，我们认为，这与现在的高校与新闻媒体单位沟通较少，学生到媒体实习的机会不多，实习的时间不足，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有关。统计结果显示，有51.7%的学生不清楚新闻媒体里的具体工作要求；
有16.4%的学生完全不知道他现在所学能否达到新闻媒体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从职业要求的角度看，部分学生自身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当然，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应该对这种情况负有相应责任。而后者，则应由学校、学生和家长共同努力加以改变，以适应新闻媒体的职业需要。在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中，当问及新闻专业毕业生应该怎样去弥补缺陷时，有80.6%的人认为学生应利用一切机会，尽量多参加新闻媒体的实习和实践。他们建议，新闻专业的学生，不应把目光局限于书本的固定模式上，既要有创新精神，又要打好基本功，以防止眼高手低。
2.新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认为，我国的新闻教育一直在两极间摆动，一极是实践的需求，一极是理论的诉求。一般意义上讲，新闻教育及新闻研究一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追求两极之间的平衡。②实际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此次调查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些问题：针对学生的问题是“如果让您自己选择专业课程，你会选择哪种类型？”选择项分别是实践型、理论型、理论+实践的综合型；
针对教师的问题是“您认为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是怎样的？”选项分别是注重实践、注重理论、两者并重；
针对媒体从业人员的问题是“您认为现在新闻媒体最需要的是哪种类型的人才？”选项分别是理论型、实践型、理论+实践的综合型。统计结果表明无论学生、教师还是媒体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倾向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具体统计数据见下表。这也印证了“两极平衡”的判断是准确客观的。同时应当看到，在新闻业界和教育界，偏重实践的主张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3.新闻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
据样本统计结果显示，新闻专业当前所开设的课程，纯理论课为61.5%，实践操作课为9.7%，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为28.8%。
这表明前面所提到的我国新闻教育界一贯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两极平衡”理论在具体的操作实施中并未真正完全得到体现。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较为复杂：
首先是历史原因。美国学者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书中介绍，将新闻学开拓成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的“老爸”布莱尔，20世纪初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对新闻教育作了这样的设计：在4年期的大学课程中，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只占1/4，其余3/4的课程都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布莱尔这种加强专业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观较为合理，最终成为美国大部分新闻学院所接受的“鉴定标准”。③新闻学传入我国以后，布莱尔这种课程结构观也同样被国内新闻学院所接受，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重人文科学而轻社会科学的倾向。建国后，很多学校的新闻专业往往设在中文系，尔后独立为新闻传播院系。因此，出于历史惯性，文学类的课程占有相当的比例。此次调查表明，在人文社科类的基础课中，开设了文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78.8%，开设了心理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32.7%，开设了社会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34%，开设了哲学类课程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47.3%，开设了法律和经济学课程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23.5%。由此可见，文学类课程偏多，而媒体急需的社会、法律、经济学等偏重于实践的基础课程设置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创新人才，1998年以后，本科专业的学时总数不断压缩。在学时压缩的情况下，学校公共课如马列原理、外语等不能减，最后只能削减某些专业课的课时或者砍掉某些人文社科基础课。在课时减少的情况下，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计划，一些理论+实践的课程就变成了以讲授理论为主的课程，这就造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
就新闻专业课的教学方式而言。我们发现“教师讲、学生记”的“讲授法”依然是大学新闻教育的主流，“案例教学法”和“讨论法”开始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在新闻专业课的教学活动中，“讲授法”占样本总数的46.9%，“讨论法”占27.8%，“案例法”占14.1%，其他教学方式占11.2%。
然而，当问及学生希望老师采用怎样的授课方式时，有58.2%的学生“希望在课堂上能与老师共同讨论，老师给我们指导”，有32.4%的学生“希望老师多分析案例”，只有2.2%的学生接受“老师讲课，我们记笔记”，其他类型占7.2%。由此可见，新闻教育的教学方式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四、结论与思考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教师、学生还是媒体从业人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当前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学校教育应与媒体的需求接轨。造成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象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学新闻院系在教育观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手段上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新闻媒体把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不适合其需求的责任完全推给高校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媒体自身也担负有培养人才的重任，就象医院必须要给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一样。所以，接轨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一相情愿，媒体也应承担培养合格新闻人才相应的责任。
众所周知，传媒产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新闻实践走在了新闻理论的前面，因此高校新闻院系所培养的学生暂时不能适合媒体需要也是正常的。要改善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求大学新闻院系应立足传媒发展现实，更新教育观念，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手段上进行改革，以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应主动与高校进行交流和沟通，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业务交流方面开展广泛合作，真正达到新闻教育与媒体接轨，实现二者共赢。
注释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57页
李彬：《新闻教育：重思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视听界》2007年第4期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