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当代科学论文【五篇】【精选推荐】,供大家参考。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传统上，解决建构主义的上述困难有种种途径，只是都不令人满意。例如康德为了解释建构的有效性，便把建构活动归属于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主体。康德并且区分开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界，认为自在之物不是人类的建构，但也非人类认识所能及。但是，康德的现象界仍是唯一的和普遍的，这就使现象界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玄虚的、形而上的区别。针对康德的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抛弃了自在之物的概念，或者说拒绝谈论自在之物，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中放弃了超验的普遍主体，因此在《逻辑 哲学 论》中，他不得不假定实在论主体和唯我论主体是同一的。〔8〕不过，在他的晚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更加接近了建构主义，他抛弃了那种认为所有语言都能达到同样目标的主张，而认为主体性是在诸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实现的。他也抛弃了为认识寻求某种同一的资质的想法。〔9〕
瓦尔纳教授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建构主义，并且通过区分环境界和现实界来避免其旧有困难。环境界不同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之处在于，它是可以被人类活动所运作的。与之同时人类也并不能真正理解环境界，换句话说，人类的此种实践活动是不能被逻辑地测度的。在运作环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建构起一些“实体”，譬如这是一座山、那是一把椅子、那是一个 电子 等等，这些实体并不原本地摹写环境界，而只是抓攫其某些方面，并在人类认识中进行建构而成“微世界”，微世界的总和便是人类认识的参照——现实界（实在界）。我们看到，在这里，瓦尔纳试图区分“运行的有效性”和“建构的可理解性”来解决建构主义的困难。换言之，运行的有效性本身不是建构的对象，而是通过建构来实现的，因此不能成为认识论的适当话题。知识意味着理解，而人只能理解他自己的建构，使知识的范围局限于现实界。
关于“运行”和“理解”之间的区别，早已有人做出。不过，传统的认识论始终相信，人类认识能在“运行”与“阐释”之间建立同一。可运行性于是成了理解的标志，而理解也就意味着可以运作。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补充上“力量即知识”，便反映了这种思想。在瓦尔纳看来，此种思想混淆了人类的两种不同资质，模糊了人类的自我。他认为不能假设人类思维的同一性。这一观点进一步导向了如下结论。
第三，建构实在论强调“阐释”（理解）对 科学 的重要性，以及服务于此的“异离化”策略的运用，为学科际和文化际活动提供了新的框架。
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西方式科学正在变得工具主义化，瓦尔纳教授认为，这是在运行与阐释之间不作区分，最终以运行代替阐释（理解）的必然后果。“欧洲 历史 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对知识的仲裁权信托给了经验事实上的成功”。（[19]，第1章第1.20条）
瓦尔纳不但区分开运行和阐释，而且认为阐释对知识而言比运行更重要。因此，人文学科（瓦尔纳称为“精神科学”）向 自然 科学靠拢，追求运行的有效性，便显出是一条歧路。“从事精神科学的人们必须被看成是阐释的主人，他们能成为自然科学家的训练员。”（[9]，第2章第5.16条）“在‘硬科学，和那些被看作多多少少受到 社会 的和心理的 影响 而污染了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将被阐释的不定程度之间的差别所取代，被那些更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和较不能变换阐释的诸科学之间的区分所取代。在阐释上的低水准将和知识上的低水准联系在一起。”（[ 9]，第2章第5.17条）这样，学科际合作的图景就改变了。
为了有效地进行阐释， 瓦尔纳教授引入了“异离化”（verfremdung）的概念。
这个德文词在此处是从释悟学（hermeneutics）借用过来的，
意味着把一种本文（text ）从原有的前后情境（context）中拿出来，放到新的前后情境中去。
在学科际 问题 上，异离化要求科学家们能用别种学科的语言表达自己学科内的思想，从而实现对本学科语言的反思，并达到理解。我们看到，这正是实践中的学科际合作（或称跨学科合作）常常忽略了的。在跨学科 研究 中，某一领域的科学家向其它领域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的工作中还有某某环节不能实现，你们能否帮我实现？”这只是运作上的相互补充和衔接，毫未涉及到相互理解。此种跨学科合作虽能形成科学运作体系的庞大增殖，却无助于理解科学的本性，更白白丧失了在学科际合作中发掘 方法 论革新之路的机会。
在文化际问题上，异离化要求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否则将丧失异离化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理解的可能性。异离化是适用于文化际交流的普遍的方法论，在科学交流方面有特殊意义。科学原本处于西方文化的前后情境中，当把它“输入”到非西方文化中时，实际上是一个对科学进行异离化的过程。通过详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便能真正理解何谓科学，它的多元化的可能形态，最终有可能使科学交流过程不再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其它各种文化的压服。
三、小结
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站在文化际与学科际潮流最前列的学说，试图对抗的是有至少70年传统的主流科学哲学，其所遭到的批评，其所暴露出来的不成熟之处，都是很多的。笔者曾就建构实在论请教于一些主流科学哲学家，包括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这样的学术泰斗，他们多数对该学说并不持激赏的态度。但是该学说中呈现出来的创造性仍是人所共知的。它反映了当代欧洲学者最前沿的大胆探索。
中国 是最大的 发展 中国家，拥有悠久和强壮的非西方传统。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引入，一直是步履维艰。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五四时期的“赛先生”，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 现代 化目标，70年代“科学是生产力”与80年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直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的重要性不是没有认识，然而迄今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使科学不但能在中国社会内部找到稳定的立足点与生长点，而且其成果能有效地 应用 于并推动全社会的发展。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文化上的“不适应”呢？如果真是这样，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探讨科学在文化际“异离化”的科学哲学，就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sills,david l.,ed.,intern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72,vol 7,p407.
〔2〕collingridge,d & c.reeve, science speaks to power, london,1986,pp.37—39.
〔3 〕wallner, fritz, acht vorlesungen iiber den konstruktiven realismus,wien,1990,pp.19—29.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科学主义(或称唯科学主义，英文为scientism)一词自19世纪70年代出现以来，起初并无现在所包含的嘲讽、否定之意。20世纪初，随着西方的先进器物和科学技术争相涌入中国的潮流，科学主义来势凶猛地进入近代学人的视野之中，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位先生更是彰显出科学的无限权威，一举成为中国文人试图拯救中国、力挽狂澜的两件制胜法宝。
1915年1月，以“科学”命名的杂志在上海出版，其发刊词称:“科学者，缕析以会理，会归以立例，有理有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发刊词从各方面论述了科学的种种效用，乃至最后得出结论:“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科学”一词，成为集正确、先进、有效、光明等众多褒义于一身的崇高词汇，成为引领神州学术新风尚、判断评估学术价值的利器。9年之后，吴稚晖在其担任编辑工作的《科学周报》上又著文把“科学”再次推上崇高地位，其文称:“科学在世界文明各国皆有萌芽。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火焰在欧土忽炽。近百年来，更有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学术，十九都受它的洗礼。即如言奥远的哲学，言感情的美学，甚至瞬息万变的心理，琐碎纠纷的社会，都一一立在科学的舞台上，手携手地向前走着……欧美各国的兴盛，除了科学，还能找出别的原动力吗?”①和吴稚晖相信人类能够通过精确、精密的科学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光明场景一样，近代学人甚至信奉有且只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包括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所有方面，而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地解决。1928年，胡适甚至说过:“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②科学的崇高地位，用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的一段话描述更恰当不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维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① 当“科学的”与“万能的”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的”很自然地就成了“绝对正确的”代名词，而倘使某件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或者“违背科学的”，那么，这种事物将很自然地被认定是逆历史潮流的，将被予以严厉的批评。由是，科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必须顶礼膜拜的对象，科学主义也成为近代学人批判传统、践行新文化、创立新学术等依赖的观念、工具和方法，并逐步成为统治社会意识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权威。
郭颖颐曾将20世纪前半叶科学的全面应用及“唯科学主义”总结为简单的一句:“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②在提出该论断之后，郭颖颐进而指出:“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学科威望的一种倾向。”③诚然，热衷于科学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在强势的西方先进文化面前，利用科学所强调的客观、理性，进而去衡量传统学术，极大地刷新了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固有认识。但同时，把科学置于“万能”位置，使之成为衡量学术价值的不二标准，无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化气质、人生经验等无不折服于“科学”标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造成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对西方话语的盲目推崇、笃信以及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判等层面。学术界基本上将西方文论与“科学”画等号，将中国文论当做“不科学”的对象，进行批判、改造、转换;在对与“科学”标尺不吻合的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深刻“体察反省”的同时，又努力向西方文论学习、靠拢，使“不科学”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贴近西方话语。中国传统文论显然在此思潮影响下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在以西方为标尺的科学主义的价值评判之下，本土文化的价值被忽略甚至被有意识地遮蔽，学界以科学之名操起时代巨斧，对中国古代文论这套传统话语体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削凿和批判，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现代转化过程中，被迫走上了所谓“科学”的西化之路，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条路实际上是一条中国传统文论的衰亡之路。
本文试从两方面论述唯科学主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戕害:一方面，唯科学主义片面性地以西方为标尺，一步步促使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元语言”的地位丧失;另一方面，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或者学人们无一例外地抛弃了古代文论话语，而选择用西方理论话语来进行批评论述，甚至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也必须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和言说，中国古代文论仅仅成了西方文论话语言说下的“史”的材料和“死”的话语，成为完全丧失了元话语地位的在当代文坛毫无用武之地的秦砖汉瓦。
唯科学主义促发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丧失 法国学者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态》一书中明确指出科学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一般地说，知识并不限于科学，甚至不限于认识。认识是全部指示或描写物体的陈述，不包括其他陈述，属于认识的陈述可以用真或假判断”，“科学则是认识的子集，它本身也由指示性陈述构成”。④科学的特征在于通过可验证的手段来积累知识，采取概念、术语、范畴等判断性的理性话语来展开系统性、精确性、极富逻辑思辨色彩的知识论述。但科学并非是衡量评价和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理论话语形态的“异质性”特征，它是以体验式、品味式审美为主展开的丰富的意义系统，如果使用唯科学主义的所谓“精确”、“系统”、“客观”、“理性”等尺度去衡量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必然会陷入西方话语的泥潭之中，使中国文论丧失其元语言地位。#p#分页标题#e# 元语言(metalanguage)本是最早产生于哲学界的一个命题，意即用来分析和描述语言的语言。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黄长著等译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认为元语言又可以称为“纯理语言”、“符号语言”，它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与“元语言”相类似的概念，还有“元批评”，伊格尔顿曾在其影响广泛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提到:“文学批评可以成为一种‘元批评’(metacriticism):它的任务主要不是作出种种解释性或评述性的陈述，而是后退一步去考察这些陈述的逻辑，并去分析我们作出这些陈述时是在做什么，以及应用了哪些代码和模式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批评，都有它存在和言说的语境，它的逻辑基础、应用的代表和模式、理论依据等都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文化框架之中的，只有在这种文化场域中，这种话语才是有效的、可行的。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学长期实践的总结，又是指导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元话语，在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韵味独特的理论话语系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符合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特质的、行之有效的元语言。卷帙浩繁的诗话词话、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等著作，无不彰显着中国文艺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丰厚广博的土壤，代表着中国文论话语长期实践的独特魅力。气、骨、风、神、韵、隐秀、意境、文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味外之旨、本色、结构、草蛇灰线等传统文论概念，正是从中国古代诗文辞赋中产生，形象鲜明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特质和文化特色。以“味”而言，钟嵘认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①。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好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有“味外之旨”“韵外之至”②;赵翼评杜甫之诗歌，“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③。以“味”为中心，“滋味”、“韵味”、“意味”等话语便将传统诗歌体验性的独特内蕴、精神气质展现出来。陈伯海在《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一文中曾指出:“我们的传统喜欢使用形象化的词语，对事物整体作概括性的把握，而很少进行逻辑上的具体分析和推理。例如用‘清新’、‘俊逸’、‘雄放’、‘沉郁’等形容词或者‘芙蓉出水’、‘错采缕金’、‘翡翠兰苕’、‘碧海掣鲸’之类比喻语来评论作家的风格，用‘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这样的生动画面来摹写不同的艺术境界，用‘横云断岭’、‘曲径通幽’、‘剥茧抽丝’、‘草蛇灰线’这类成语来说明写作的方法和技巧，而不再加以更多的解释。即使是一些专门性的文学术语，如‘风骨’、‘滋味’、‘气象’、‘神韵’之类，也大多是从日常生活的用语引申、移用到文艺评论上来的，所以常带有某种程度的具象性和朦胧性。”④ 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中曾有明确论述:“话语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维和言说的基本范畴和规则……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文化规则’。每一种文化、文论都有自己的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文化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的，而文化规则是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⑤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包括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包括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等等。诸如虚实相生、以少总多、言不尽意这些话语言说方式并非埋入历史的滚滚黄沙之中的毫无生命的遗物，它们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与活力。然而，中国“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与西方逻各斯的话语方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中国文化潜在规则的“意义的不可说性”，在遭遇“科学”的西方文论话语时，被唯科学主义者所依仗的“科学”评价维度逼到另类的、异端的位置之上，被视为一种非科学性的难登大雅之堂的话语体系。以科学主义元语言为支撑的西方价值标准，体现出其体系化、逻辑性和规范化、可验证性等特征，而与之相对的，以体验式、品位式审美为主所展开的中国文化话语，则被科学主义的标尺划归到“科学”的对立面上。
西方文论话语在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进程中是有效的，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将其“标准”、“合法性”、“规范性”附加到作为异质文明状态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上。也就是说，把检验西方文论的规则、标准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异质性文明体系之内，以“科学与否”作为普遍性的检验标准，这样的做法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遗憾的是，现当代学界恰恰以“科学与否”作为普遍的检验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论的标准。
20世纪，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中，西方现论话语的输入直接带来了中国以西学为标准的现代知识转型，科学主义也随之展开并得以顺势发展。科学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而言，本身并不包含价值评判的含义。但是在风雨飘摇的近代社会中，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格局被西方先进器物、制度、思想冲击的情况下，科学具有救亡图存、求富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从严复对逻辑归纳法的提倡、借科学之名反对传统，到陈独秀把科学当成把人类从黑暗中引到光明之所的救世主:“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提倡使得人们很容易相信科学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深信科学方法无所不能的丁文江主张:“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②“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③在这些新观念的引导下，那些缺乏理性、不以逻辑实证为论证手段、缺乏精确分析性的知识形态，就被严厉的科学尺度所极力排斥，被定性为逆历史潮流而行，中国文化原有的规则、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论话语也都必须要接受“科学”这把标尺的测量和检验，中国传统逐渐被视为“旧的”、“封建的”、不科学的、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由于科学的观点自西而来，以科学之名来检验中国文化、中国文论的过程，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其西化的必然前奏。#p#分页标题#e#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论遭遇西方话语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理所当然地遵从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标尺，认定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是不科学的，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零碎散乱、缺乏体系性，与科学的“逻辑性”相违背。在这样武断地盖棺定论后，中国古代文论显然成了“三不理论”:不清晰、不系统、不科学。这一类的文章著述到今天仍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兹略举数例:《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的问题》一文开篇即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论不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对客观对象展开认识，亦即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的建立。”④有学人又认为:“如果说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分析是一种时间上的历时性考察，那么，对于其理论构成的分散性和模糊性理解就是一种空间上的共时性概括。”⑤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拒绝西方话语的话，我们便不能清楚地表达自身:“要把传统文论范畴如风骨、韵味、气韵、意境解释为现代语言可以把握的理论形态，祛除其模糊性，抽象其体验性，我们该用何种语言呢?除了西方理论话语外，我们又有何种语言可用呢?”①对古代文论妄自菲薄、生硬地抛出结论的论著还有很多，其众口一词的悖谬现象，不得不引人深思。中国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早已形成一套适合自身的理论、方法与文论话语方式，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中国文论话语存在误解和非议，有些人盲目地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只不过就是“风骨”、“神韵”、“比兴”、“妙悟”、“意境”等让人难以言说、难以捉摸的范畴而已。
实际上，这种偏见早已经形成共识。以“科学性”来对中国古代文论发难，已非一朝一夕，在王国维、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著述中就已经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的论述。早在1905年，为中国文论话语开拓新途径的王国维在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即提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践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②朱光潜先生在《诗论•抗战版序》中也提到:“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是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③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诗话“凌乱琐碎、不成系统，又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这种分析代表了彼时学界对古代文论的主流观点。
科学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逐渐以逻辑分析的思维来审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传统文论与“准确”、“客观”、“系统”等标尺之间的差距，成为被西方文论取代的根本原因。例如:台湾学者所提出的所谓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就是以西方文论话语取代中国文论话语为特色的。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拓垦在台湾•序》中说道:“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即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④古添洪等人提到的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暗含着西方的文学理论话语是科学主义式的文学理论话语，是“在严密逻辑划分的背景之下，由分析性论证所展开的诸知识点的转换、变异和创新均有谱系背景的有效逻辑支撑和可以大致确认的意义边界，并显示出明晰的推进轨迹”⑤。以科学主义话语为标准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进行衡量、评价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和文化霸权地位，势必会遮蔽相应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在以科学主义语言对中国文论进行评判时，中国古代文论本身所固有的系统性和本质特征会受到误读、歪曲，且被武断地扣上不科学的帽子。因而，抛弃不科学的中国文论话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既然中国文论“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即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文论元语言的地位，便在科学主义的神威下轰然垮塌。
唯科学主义导致中国古代文论远离当代文学理论批评 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始，中国文学便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理论也与中国文学一样，发生了如“大河改道式”的转折。五四时期在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同时，也主动告别了传统文论，转而别求科学的新声于异邦。现当代文论与传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恰逢与此期间，西方的文学理论被大规模地引进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文坛尚未来得及从白话文、新文学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适合时代变化、文学发展需要的文论话语规则之时，西方种种文学理论就被“拿来”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文坛。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即使是在文化多元化逐渐展露端倪的当代，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人们还是习惯于使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洋主义”来引领当下的文坛、操控时下理论界的话语倾向。只要稍稍关注当代作家们的创作感言、稍稍翻阅《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杂志，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自身的文论话语早已被遗忘在“当代”这个词汇所蕴涵的绝大多数语境之外，已布满灰尘的中国古代文论，像过气的古董一样被抛置到了文人学者的书桌之外，成为毫无用武之地的秦砖汉瓦。#p#分页标题#e# 中国现当代文论界，很多人愿意去迎合、亲近西方文论那套话语。让我们看看几段似乎以较为公正的态度对古代文论的评论:“回眸20世纪中国文论史现代化的进程，几点明显的事实和教训是应当承认的。首先，中国古典文论的直觉式、感悟式特征虽有它的长处，但在西方逻辑严密、体系周详、析理深入的理性思维成果面前，毕竟显得零碎、古朴，并且缺少现代针对性和理论涵盖力。诗论虽然还算发达，但小说和戏剧理论就发育不够充分了;对文言文尚能适应，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很难驾驭。总体上看，它已是一种相对陈旧的理论形式。”①“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提供了方法论操作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多为印象式的个人感悟，没有提供文学批评的方法程序。因此，西方文论更适合解释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之所以愿意以西方的理论来分析文学现象，西方文论的思辨性和深刻性是重要原因。但在中国古代就很难找到像西方现代文论那样深刻的分析文学现象的理论。”②此文作者更是以“我们谈文学语言时，西方的能指、所指、延异、补替等概念会出现，当我们谈文艺心理时，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人都会出现”为依据，认为西方文论是最好的理论模式。学界普遍的这种对古代文论的漠视、轻视，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当代学人任“西方理论”为亲、对中国古代文论严重不认同的残酷现实。
不少学者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文论在面对西方文论的时候，就往往被指称为是没有理性的，全是断章残篇;即使有理论，也没有西方诗学那样有规模、成气候，具有非常普遍的实用性特征。因此，没有理论体系的中国文论是不科学的，是不可把握的‘玄学’。因为所谓的‘妙悟’、‘目击道存’，还有‘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些论述在理智的思维模式下很难解释。”③童庆炳先生在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建设的过程中不无忧虑地表达了唯科学主义在当下的影响势力:“今天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西方文论是‘先进’的、‘科学’的，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落后’的、‘非科学’的，于是在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过程中，热烈拥抱西方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则弃之如敝屣，不屑一顾。”④对于现当代学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亲外而疏内的态度，童庆炳先生认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误以为西方文论的价值是‘人’与‘自然’的，考察的是规律，构成了真理;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仅仅是政治‘教化’，不考察规律，当然也就缺乏真理性可言。”①于是，在现实操作中，人们更愿意用“典型”而不是用“意向”、“意境”来谈论诗歌;更愿意用阐释学、接受美学的理论话语模式来品评诗歌，而放弃用“诗无达诂”、“妙悟”、“滋味”等方式。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对这一点极有见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性新启蒙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参照……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国门打开之初，便急切地翘首西盼，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科学方法及文论成果随之源源不断地涌流而至。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观念和方法的冲击是强烈和全方位的……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输入以‘热潮’的大轰大嗡的方式，暴露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论的急功近利和非学术的浮躁，以及中国文论家对于新知识的焦渴和由此带来的矫枉过正的极端色彩。”② 但这些新涌入的话语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呢?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当西方的时髦话语涌入时，如果不结合中国文学特质，盲目使用西方文论话语，势必龃龉难入，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相结合而盲目地套用，是会出现问题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当做绝对的科学真理，而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就连西方学者对中国现当代学者一味崇尚西方的科学话语的现状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Jullien)对刘若愚和钱钟书先生的批评，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1996年，于连在一次访谈录中指出:钱钟书比较研究的致命要害，即把“比较”视为了“类比”，认为比较在于追求意义的近似，甚至是一味地与西方话语求“同”。于连说:“我很敬佩他，他学识渊博，对中国传统了如指掌，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在这个问题上我提到过刘若愚，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前言里与他拉开了距离，我认为他出发点错了，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③ 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用改造过的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论自创的双向循环圆形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理论，割裂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首要的根本失误，就是将中国完整的文学理论的“鸡蛋”打破，倒在依据西方理论改制的模子里去作“蛋卷”。正如弗朗索瓦•于连所批评:刘若愚“用的是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框架，这个框架对中国不适用”。因为以西方话语为准则的求同式研究必然导致中国文论“异质性的失落”，忽略不同文明间文学现象的异质性，极大影响到平行研究的学术价值。于连认为，西方科学概念模式标准化，“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④。
一味地尊崇“科学的”西方文论，而忽略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异质性，甚至会引起学术笑话。台湾学者颜元叔曾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李商隐的《无题》，认为“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中的“蜡炬”为性象征，这便闹出了学术笑话。中国文学自有中国文学的精神，笃信西方文论话语而不考虑中国自身的现实土壤，以西方文论所谓科学的标准为框架来硬套中国文学与文论，势必会产生价值判断的扭曲。正如叶维廉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古典文学中没有相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当我们用浪漫主义的范畴来讨论李白或屈原时，我们不能只说因为屈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被放逐者，无法在俗世上完成他的欲望，所以在梦中、幻景中、独游中找寻安慰，他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这种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只有部分的相似性)看做另一个系统的全部。”①#p#分页标题#e# 实际上，在百余年的现代文论发展过程中，我们并不乏那些扎根于文化发展现实、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转化到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学者。童庆炳先生曾著文细数了这些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的学者们，他以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朝闻、王元化等人的观念为证，认为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观念都进入了现代文论的话语中:“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知人论世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郭沫若提炼出诗、歌、舞‘同出一源说’‘阳刚说’‘推敲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朝闻提炼出‘以一当十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②诚然，这些学者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致力于重建自身的文论话语，他们适时汲取东西方文论养分来浇灌自己的园地，为在传统话语系统的发掘中探寻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有效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德国阐释学大师加达默尔曾有过如下言论:“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想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③若使中国文论摆脱西方文论话语的重重挤压、重新绽放魅力，其有效途径之一便在于要激活中国文论的原始生命力，挖掘并认真审视自己的传统，寻找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非西方话语”或“诗性话语”，同时吸收西方文论，积极化人为己，为我所用。郭绍虞先生说过这样一种观点:“我总觉得: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术语，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这些术语并不是完全适合的帽子。”④这种从西方文论角度审视自身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这种中西文论互补互识对话的有效尝试，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对方，也可以让我们深入地理解自己。
重新认识文论传承是当今学界最迫切的课题。我们主张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为基础来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当务之急是必须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泛滥之弊，祛除唯科学主义之弊，树立文化自信，倡导文化自觉，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所凝练出的艺术精神和文化规则为基础，恢复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语言地位，在吸纳中外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有效指导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规则及方法论体系。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当代中国学者必须要有这个文化自信。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在当前的高等艺术教育中，教育者往往过于注重艺术生艺术素质和艺术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艺术这本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学生对文化总体性的认识及其文化素质的养成。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总体性学科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对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因此，如果能够在艺术类学生，尤其是艺术类研究生的教育中加入相关课程，不仅能进一步加强和丰富艺术教育中的学科设置，而且将促进艺术生对文化总体性特征的认知和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各种当代艺术的外部形态与文化内涵、思考和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
关键词：
文化研究 艺术教育 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犸：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7-0047-02
在当前的高等艺术教育中，教育者往往过于注重艺术生艺术素质和艺术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艺术这本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学生对文化总体性的认识和文化素质的养成。提到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时，教育者们常常提到的是艺术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成功的艺术教育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艺术的起源同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古老，从那时起，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始终参与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和反映出入类文化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其次，目前艺术教育中存在着重专业学科发展、轻视文艺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现象，从而导致艺术教育中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不够宽广"文化理论方面的知识欠缺等现象。然而，随着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人们慢慢认识到，文化本身的理论思考和认知对于当前大学生的艺术教育同样可以起到促进和补充作用。
文化研究肇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但是其学科研究范围早已超出了先前的研究范围，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艺术学、传媒研究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超学科”和“后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总体性学科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对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界的热点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在艺术类学生，尤其是艺术类研究生的教育中加入相关课程，不仅能进一步加强和丰富艺术教育的学科设置，而且将大大促进艺术生对文化总体性特征的认知和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理解当代诸种艺术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各种艺术理论的生发和论述，从而更好地思考和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把握艺术创作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促进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下面本文将从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论述文化研究对艺术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1 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
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1 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指的就是该中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成果。该中心的奠基者也是该理论的灵魂人物包括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E.P-汤普森斯（E.P.Thomp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他们从对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关怀出发，探讨了不同社会集团的文化支配权问题，同时，为研究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生活及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因其跨学科性或者说强大的学科包容性迅速被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接受，就此著书立说，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如美国出现了一批以格罗斯伯格（Grossberg，他曾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是霍尔的学生）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Ben Agger）出版了《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书，该书从文化取向出发，对伯明翰派文化研究进行了概况总结，认为该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跨学科性；
其次强调广义而不是狭义的文化定义；
再次拒绝高雅与低俗的文化二分论；
最后，文化既是实践又是经验。
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的影响范围继续扩大。首先，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意大利工人革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相继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中来。其次，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文化”研究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与艺术研究、传媒研究、同性恋研究、种族与族裔问题研究及全球化问题也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至此，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已经从英国伯明翰学派所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扩展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其综合性（或称学科交叉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门学科。
2 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
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文化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研究与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艺术教育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其关系到当代人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常常听到有学生抱怨说弄不清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到底应该如何区分、如何定义以及如何阐释？其实这个问题也―直困扰着许多中外学者，值得庆幸的是，不同国度、不同学科背景的文化研究学者在经过一番细致的考量之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解释。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应该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来看待。“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实性的―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现代性多重建构理论。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同时，也有艺术家主张现代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的绘画形式或者风格：现代主义取代的是传统的古典主义，打破了模仿写实的绘画原则，各种抽象画派应运而生；
而后现代主义用过于局部、纯粹和形式化的风格终结了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画风，挪用、拼贴、戏仿称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此外，西方文化理论研究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当代性和现代性著名研究学者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认为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是拒绝现代性。后现代性本质上乃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注视自己的现状和过去的活动。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后现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坚信，现代性总是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后现代性不过是在重写现代性，而不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一书的作者―法国理论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则指出了后现代的嗳昧性和矛盾性，认为它―方面极端现代，―方面又反对现代；
―方面主张大众的通俗路线，另―方面又坠入精英主义的窠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也许代表着真正的现代性远未到来。鉴于现代性内部的诸种矛盾和冲突，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提出了两种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进行论述。美国另一个学者马歇尔.伯曼则认为现代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退却的现代主义”，“否定的现代主义”和“肯定的现代主义”。“退却的现代主义”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生活实践的区别；
“否定的现代主义”力图抛弃一切价值，是一种反对现代存在的总体性革命；
而“肯定的现代主义”则指普通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以及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界线，创造出多元丰富的艺术形式。
德国社会思想家乔治・西美尔（Simmel 1858-1918）非常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对现代社会文化中的诸种现象，如时尚、现代文化中的冲突、女性角色、贸易博览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缺乏普遍价值和意义，不复具有统一社会的功能，不得不沦落为商品，而以商品为主导的文化无休止地刺激着现代人的神经。在此基础上，当代文化理论家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认为，现代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世界的“祛魅”，即一个有着有机结构的自由社会、连同人们对这种有机社会的向往一同离人类而去。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多关注和追寻的是多元、自治、自由，而不是前现代社会中被高调宣扬的最高价值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3 文化研究对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的作用及影响
通过上文中对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文化现代性等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这门学科方兴未艾，作为一门具有广泛包容性和整体性的学科对于艺术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艺术这一学科，不是孤立存在的，国内有学者曾提出将艺术教育视为一种综合性教育的观点，认为“综合性艺术教育就是一种大写的艺术教育。在艺术教育中形式下，物物相需的生态关系，不仅体现在各门艺术之间的艺艺相同，更重要的是把这个相互通达的艺术整体与生活、情感、文化、科学联系起来。总之，通过艺术与世界的多元联系，艺术教育不再局限于知识技能，而把艺术放到一个广泛的关系中，从而使学生能生动、完整的艺术，充分感受它的魅力，体会艺术背后的文化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艺术与世界的多元性联系，建议把艺术放到一个更广泛的关系中去，并将其视为艺术教育的总体发展方向之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让文化研究走入课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重要性在于让艺术生从艺术各学科与文化的外在联系中理解艺术，从文化的视角观照艺术的特性，在借鉴吸收文化研究领域对于文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文化艺术热点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把握认识各门艺术的特征与技法。另―方面，开设文化研究课程，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当代诸种艺术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文化内涵、更清楚地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科学观;科玄论战;实用至上;伪科学
abstrac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view on modern science evolved and underw ent several major changes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 argument of scienceagainst metaphysics, science prevailed. however, the “pragmatic approach first ” view on science restrict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pure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criticism to “pseudo-science” highlighted the corevalues of scientific spirit, 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cience and cultureopened the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o,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n m odern science in china went forward in such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he chines e and west cultures were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meanwhile, they were in co nflict. in such a historic backgroun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 e were inevit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period. to eliminate uninterr uptedl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e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view on science; argument of science against metaphysics; pragmatic approach fir st; 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 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 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 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 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 “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 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 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 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 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 与人文 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 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 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 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 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 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 。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 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 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 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 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
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的政府”、“公开的政府” ,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 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 化 :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2］ 。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 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 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
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 对当 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 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 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
”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 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 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 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 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 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 学事 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 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 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 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 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 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 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 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 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 ‘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 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 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 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 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 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 ,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 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 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 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 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 ,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 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 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 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三、 对“伪科学”的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得到弘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也得到适当调整 。思想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对公众现代科学观的形成产 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 伪科学”现象的泛起,实际上暴露了以往科学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严重弱点,就是受“实用至 上”的科学观影响,学科学、用科学往往停留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缺乏对科学本质特征的 了解。当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事件披着“科学”的外衣流行的时候,许多人缺乏基本的 识别能力。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是现代中国科学观开始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公众的标 志。
改革开放初期,“伪科学”表现为“人体特异功能”。当时国内有1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宣 传“特异功能”,有6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特异功能”。有人甚至认为“特异功能”是 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异功能”演变为伪气功。后来伪气功进 入医疗健身领域,成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在伪气功泛滥的同时,许多伪劣技术冒充“专利” 、“重大技术发明”,在经济领域诈骗钱财,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和科研秩序,较典型的有“水变油”、“超浅水船”等。对“伪科学”的批判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出现打假者一度 成为被告甚至败诉的事情。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伪科学”现象屡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学对有些 现象还不能解释,有些难题尚未解决。“伪科学”利用科学研究还没有触及的空白领域大做 文章,将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现象刻意夸张、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专业化趋 势明显加强,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人们单凭经验和直觉难以准确加以理 解,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涉及许多专业术语的事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 否有价值。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会“科学”术语 的“伪科学”宣传打动。对“伪科学”现象的盲目相信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纠缠在一起,增 加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普及的难度。
要从根本上消除“伪科学”现象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干扰,必须进一步构建有助于弘扬科 学精神的文化氛围。多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器物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只关 心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忽视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对于破除迷信 、树立批判意识的作用,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的作用。默顿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 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7］,可能是许多专业科学工 作者至 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 科学价值观念的宣传,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 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来,在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来自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面 临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人们开始以困惑的 心情关注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把科学视为系统化的 绝对正确的客观实证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多 新学说,其中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中国产生了正反两种回应。认同者以“人文主义”批判所 谓“科学主义”,引用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福柯等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种种非难,认为理 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提出对理性、启蒙、科学语言等予以“解构”。他们批 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有人还寻求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希望通过弘扬传 统文化来构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当真要追随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会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现代化的困境。”“崇尚 科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经充当开路先锋,若任由反权威主义的自由追求把科 学作为主要靶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很可能不是弘扬个性之花,却是远离科学理 性的封建愚昧。”［8］
与此类似,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讨论,关于中医是 否“科学”的讨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是不应该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但科学思 想和科学文化显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观、冷静、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 学工作者的思想贡献,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知识遗产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应该成为全 球化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的理念。对科学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现代文化、后殖民话 语、女性主义、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文化建构论等思潮的挑战,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 出现,正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 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启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能够使人们反思过去, 积极地直面未来。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要始终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 。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大放异彩,也并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当然,对 科学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着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科学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会渗入其中,造成科学知识形态的多元化。但经过严格实验检验和 逻辑整理的科学理论成果,仍将最终归于一元化,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总之,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 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 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适. 科学与人生观序［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10.
［2］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6.
［3］施威,石松. 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j］. 山西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1):67-72.
［4］王鸿生. 中国科技小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70.
［5］严搏非. 中国当代科学思潮［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
［6］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