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晖，宋振宇
（吉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2002年全国金融会议首次提出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以来，我国银行业形成了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的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体系，混合所有制特征越来越明显。关于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股权属性方面，高正平等基于9家商业银行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国家股权在总体上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为正；
［1］骞磊和焦高乐以11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控股型商业银行绩效表现最为优异，而外资控股的商业银行业绩未达到预期；
［2］何美玲等基于2007～2016年城市商业银行数据，分析发现民营资本入股提高了其经营绩效；
［3］陈春艳等以2013～2017年16家上市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国有股、境内法人股与经营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境外法人股与经营绩效呈显著U型关系；
［4］股权集中度方面，谭兴民等以2006～2009年11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控制能力以及较高的股权集中度阻碍了银行绩效的提高；
［5］张涛和邹青基于2006～2013年我国上市银行的数据，研究发现上市银行的业绩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而逐步提高；
［6］李从刚等选取114家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负相关；
［7］刘艳妮等基于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综合绩效呈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8］
可以看出，虽然大部分研究成果表明股权结构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来说，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如何，尚未形成定论。基于此，本文分别探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民营银行等的股权结构对其自身经营绩效水平的影响机制，从而完善理论层面的框架结构，也为我国商业银行改善自身股权结构以提高经营绩效提供现实依据。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并不直接作用于经营绩效，而是主要通过影响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间接作用于经营绩效。在这一过程中，内部治理机制作为中间环节，发挥了关键的桥梁作用，股权结构对治理水平的促进或抑制作用会直接传递并体现在经营绩效水平上。经营绩效作为最终结果，与商业银行的治理水平呈同向变化的关系，其高低可以反映出股权结构的合理性以及整体治理水平。
1.国有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国家持股可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在规范银行日常经营的同时注入充分的资本金，从而保证银行运行的稳定性。但国有股东给银行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国有股东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其经营目标更加多元，既要保证经济稳定，又要促进国家繁荣发展。这使得国有股东可能为了实现某一经济调控的目标而干预银行的日常经营决策，导致银行治理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国有股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国有股东控股的商业银行负责人通常由政府委任，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代理人很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行为，从而进一步降低银行经营效率。
2.法人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相比于国有股股东，法人股股东更为关注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会基于银行自身利益和发展情况，积极参与到日常经营和决策中，履行股东的监督责任，促进银行的长远发展。因而他们是商业银行“真正”的经营者。从法人股的性质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法人股更多的是境内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等机构法人，他们的存在更加有利于调节银行的股权结构，避免股权过度分散。同时，这些法人机构一般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内控机制，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提供意见。
3.社会公众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虽然理论上个股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对银行的经营管理决策行为进行监督，也可以通过买卖银行的股票影响股票价格，促使银行改善治理水平。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该类股东分布极其分散且所占总股本的比例很小，他们既缺乏动机、也没有能力参与到银行的经营管理当中，其目的只是单纯地进行资本投资来获取价差收益。因此，社会公众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相对较弱，在实证研究中通常忽略不计。
在银行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一方面，经理人员通常由控股股东选派或者直接由大股东担任，从而使得股东与管理层在利益层面能够保持一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委托代理问题，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进而使银行的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股权高度集中的银行不易被收购，从而保证其在市场竞争中经营的稳定。但这样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也很难发挥股东权利，使其难以对公司管理做到有效监督。
当银行股权高度分散时，各股东持股比例有限且相对平均。这种情况下，银行经理人员一般通过竞聘上岗，股东很难对银行管理和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银行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经理人员手中，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同时，分散的股权也使得银行很容易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收购。
当银行股权相对集中时，一般会存在相对控股股东。这时，无论是监督激励还是收购机制，治理情况都会更加复杂。一方面，如果经理人员由相对控股股东直接担任或委派，他们会在为私利而损害公司利益与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之间进行收益及成本权衡，这种不确定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治理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相对控股股东在面对外部收购的选择时，同样取决于收益与成本的比较，而当收购人本身就是银行内部的相对控股股东时，收购一般会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银行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三者之间联系紧密，合理的股权结构是提高银行治理效能的基础和前提，合理的股权结构与有效的公司治理又是提高经营绩效的必要条件和保障，经营绩效水平同时也是衡量银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公司内部治理涉及方面众多，在现行市场环境下准确衡量治理效能的难度较大。因此，寻求提高银行经营绩效水平的途径可以从量化的股权结构为出发点，探究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共选取了70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包括6家国有商业银行、11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0家城市商业银行、20家农村商业银行以及13家民营银行，时间跨度为2016～2020年。同时，为了提高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国有商业银行采用季度数据进行分析。样本数据来源于各商业银行披露的财务报告及作者对部分数据的手工计算或借助Excel计算整理得到。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23.0和Eviews10.0。
股权性质方面，选取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比例（GY）及其平方（GY2）、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FG）和境外法人股比例（JW）作为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方面，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CR1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HH1）、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的平方（HH10）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和之比（Z）。同时，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不仅受到自身股权结构的影响，还可能受到经济发展环境、银行规模经济的影响，本文引入经济发展状况（GDP）、银行总资产规模（TA）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范围只局限于所在省市范围内，因而只选取其所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
关于被解释变量，本文从数据获取难易和指标能否量化的角度，将财政部2016年发布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以及2021年1月发布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中的评价指标进行整合，从银行盈利能力状况、经营增长状况、资产质量状况和风险管控状况四个方面构建一个综合财务绩效指标（F）。
对于综合绩效（P），本文针对银行盈利能力状况选取资本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指标，衡量针对银行经营增长状况选取净利润增长率和经济利润率指标衡量，针对银行资产质量状况选取资产负债率、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增速指标衡量，针对银行风险管控状况选取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衡量。
为了保证所构建综合指标的统计意义，在采用因子分析法时，首先需要对所选取指标进行KMO和Bartlett的检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其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577，大于0.5；
而在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中，卡方值为869.703，自由度为36，相关的概率P值接近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关系，达到显著性水平，应该拒绝零假设，各变量之间显著相关，即总体相关矩阵间有公共因子存在，所选数据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方法。
本文以国有商业银行2016～2020年5年的季度数据为基础，使用SPSS23.0提取因子。表3显示有4个特征值满足条件，且前4个公共因子解释的累计方差达84.896%。利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得到新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信息，与未旋转的贡献信息相比，旋转后4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3.498、1.809、1.326和 1.008，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8.866%、20.101%、14.732% 和 11.197%。因此，前 4 个公共因子能较充分地反映所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
表1 公共因子解释的总方差
表2 成分矩阵
从经过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公共因子F1在资产负债率（X5）、资本充足率（X8）、核心资本充足率（X9）指标上载荷比较高，该变量反映的是银行的风险状况，因此将其命名为风险性因子；
公共因子F2在资本利润率（X1）、资产利润率（X2）上有较大载荷，这些变量主要反映的是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将其命名为盈利性因子；
公共因子F3在利润增长率（X3）、经济利润率（X4）和不良贷款率（X6）上载荷较高，这些指标主要衡量银行经营发展状况，因此可以命名为发展性因子；
公共因子F4在不良贷款增速（X7）这个指标的因子载荷最大，该变量反映的是银行的资产质量，因此将其命名为安全性因子。
要建立因子得分模型，需要通过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得出各项函数关系，本文借助SPSS23.0软件进行处理，得到因子得分系数表，据此旋转后的因子表达式可以写成：
F1＝ -0.103X1+0.108X2-0.078X3+0.159X4+0.267X5-0.098X6+0.019X7+0.303X8+0.300X9
F2＝0.550X1+0.430X2+0.207X3-0.042X4-0.028X5-0.150X6-0.000X7+0.100X8+0.004X9
F3＝0.029X1+0.007X2+0.467X3+0.682X4-0.016X5+0.279X6-0.013X7+0.188X8+0.153X9
F4＝0.027X1-0.032X2+0.088X3-0.074X4-0.024X5+0.077X6+0.982X7+0.076X8+0.045X9
表4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在得到各个因子表达式的基础上，根据各主因子方差贡献率所占比重，即可得到综合得分函数：
将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的F1、F2、F3、F4分别代入上式中，便可得到所选取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绩效得分。以此类推，即可得到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的综合绩效评分。
1.银行股权性质与经营绩效的研究假设。不同的股权性质会对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国有股方面，国家持股对银行经营的影响是双向的。国有股东一方面可以为银行经营给予资金支持，保证经营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也可能为了进行宏观调控而干预银行的经营决策，导致银行的经营效率下降，而且国家控股的代理人问题和监督者缺位问题突出，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行为，也不利于银行治理水平的提升。因此，理论上国有股比例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法人股方面，法人股股东更加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因而他们能积极参与到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履行股东的监督责任，促进银行的长远发展。这些法人股股东通常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内控机制，有利于不断提高银行经营绩效水平。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比例的大小与银行综合经营绩效呈“倒U型”相关关系。
H2：前十大股东中法人股比例的大小与银行综合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银行股权性质与经营绩效的研究假设。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普遍较高，而过度集中的股权会对银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无法通过竞争机制形成对管理层的有效制约。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才能在最大化发挥股权制衡作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平方、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平方越高，越会制约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
H4：股权制衡度与银行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即第一大股东与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和之比越低，越会促进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
在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首先要对变量进行相关检验，但由于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较短，因而无需进行平稳性检验，只需检验变量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在对变量进行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后，发现股权性质方面的三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经多重共线性检验计算得到的每个变量的VIF值都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很强的共线性，因而变量可设定在一个模型中，但股权集中度方面的五个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高，VIF值也远超过10，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应将五个变量分别单独设定模型做回归分析，以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基于以上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一：Fit＝α+β1GYit+β2GY2it+β3GDPit+β4TAit+εit
模型二：Fit＝α+β1GYit+β2FGit+β3WZit+β4TAit+εit
模型三：Fit＝α+β1CR1it+β2GDPit+β3TAit+εit
模型四：Fit＝α+βHH1it+β2GDPit+β3TAit+εit
模型五：Fit＝α+β1CR10it+β2GDPit+β3TAit+εit
模型六：Fit＝α+β1HH10it+β2GDPit+β3TAit+εit
模型七：Fit＝α+β1Zit+β2GDPit+β3TAit+εit
在以上各式中，i表示横截面数据；
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
β为回归系数，分别代表各影响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
α为截距项；
εit为随机误差项。
面板数据有三种回归模型类型，包括不变系数模型（即混合OLS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后两者根据个体影响的不同又可分为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本文首先基于模型形式设定的协方差分析检验，计算统计量F1和F2并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进行比较，从而确定采用三种模型中的哪一种模型。并且当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或变系数模型，则基于豪斯曼（Hausman）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判断个体影响的不同形式。若计算得到的p值小于0.05，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实证结果可知，在股权性质方面，国有股比例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关系显著，呈现出“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说明随着国有股比例的增加银行的综合经营绩效水平先上升，在达到最高点后又下降；
境外法人股比例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关系显著，且系数为正值，表明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的增加会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绩效水平；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有商业银行绩效正相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权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导致的。在股权集中度方面，股权集中度各指标与国有商业银行绩效均为正相关关系，且除Z指数外其余指标的相关关系均显著，即随着股权集中程度的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绩效水平也随之增加，这与理论假设并不符合，拒绝原假设。表明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股权集中程度的增加对银行绩效有积极影响，即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大股东的存在及其对领导层的监督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代理问题，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经营绩效的提高。
表5 国有商业银行各模型回归结果
表6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各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实证结果可知，在股权性质方面，国有股比例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同样呈现出“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符合假设。而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关系显著，系数为正值，表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综合绩效水平随着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
而境外法人股比例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绩效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境外法人股比例所占的比重较小，也可能由于样本数据时间跨度较短不能真实地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股权集中度方面，股权集中度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H3通过了检验，但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及其平方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绩效水平的影响更大，而前十大股东的股权分散作用对于其综合经营绩效水平的提升影响较弱。
表7 城市商业银行各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实证结果可知，在股权性质方面，国有股比例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水平呈倒U型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可能是相较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城市商业银行的国有股总体占比较小，影响较低；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果与假设吻合；
境外法人股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与假设一致，说明引进外资可以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绩效水平。在股权集中度方面，股权集中度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与假设吻合，但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及其平方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相较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于经营绩效水平提升的影响更大。
根据实证结果可知，在股权性质方面，国有股比例与农村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关系显著，呈倒U型关系，说明农村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绩效水平随着国有股比例的提高会先上升后下降；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和境外法人股比例与农村商业银行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后者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境外资本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入资更多地倾向于财务性投资而非战略性投资，因而在改善其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方面的影响十分有限。在股权集中度方面，股权集中度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假设得到验证，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与经营绩效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侧面说明农村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影响力相对较弱，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大，其分散效应对农村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绩效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
表8 农村商业银行各模型回归结果
在股权结构方面，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与民营银行综合经营绩效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民营银行100%非国有法人股的股权结构能够提高其自身综合经营绩效水平。股权集中度方面，各指标与绩效水平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民营银行当前股权比例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股东人数少，持股比例各年基本无变化。因而目前来看，民营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与其股权集中度无关，在很大程度上只取决于其股权性质。
表9 民营银行各模型回归结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两组数据的实证结果均表明民营银行的资产规模与其综合经营绩效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合理控制资产规模可以提高民营银行的综合经营绩效水平。
本文基于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借助统计方法对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其综合经营绩效的影响关系进行相关研究。通过对70家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2016～2020年财务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股权性质来看，国有股比例与各类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国有股比例存在一个最佳的比例区间，各商业银行应当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对国有股权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经营治理水平。法人股比例与各类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基本呈正相关关系，部分指标不显著的原因主要在于持股比例过低，无法发挥应有的正向效应。具体来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与境外法人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无显著性关系；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与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显著正相关，而与境外法人股比例无显著性关系；
民营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与境内非国有法人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第二，从股权集中度来看，我国各类型商业银行除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外，均与股权集中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其整个股权结构中国有股占比高，而国有股的特殊经营机制使得其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起到稳定促进作用，因而整体表现出正向推动作用。
1.国有商业银行。（1）保证国有控股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国有股权在股权结构中必须占据绝对地位，保证国有股对银行重要决策的绝对控制权，从而能够贯彻落实好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与金融市场的稳定。（2）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适当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建立起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通过长期合作，国有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借鉴、吸收境外大股东所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在完善自身管理模式的同时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经营绩效水平的提高。
2.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平衡股东持股比例，实现多元化股权结构。从实证结果来看，国有股权对其综合经营绩效水平的负向影响十分显著。因此，在金融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在于引入民资、外资等战略投资者，借助其资金、技术优势，实现公司治理与日常经营效率的双重提高。（2）变革传统经营模式，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凭借自身资金规模和技术手段等方面的优势，转变传统的经营发展模式，促进金融创新发展。一方面要与优秀的民营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开展授信融资、投资银行等方面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在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应参考互联网金融发展思路，在不断完善金融牌照的基础上，创新金融产品，从而推动新兴业务发展。
3.城市商业银行。（1）继续优化股权结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国资、外资和民营资本“三位一体”已成为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整体上已经具备了混合所有制的雏形。城市商业银行应继续优化整体产权结构，努力将国有股持股比例控制在有利自身发展的范围内，既要保证政府的“兜底”担保作用，又要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同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扩大股东中境外战略投资者或者大型民营企业的数量，并依靠其先进的产品、技术以及管理理念，不断完善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水平。（2）适当降低股权集中度。从实证结果来看，较高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城市商业银行的的综合经营绩效水平。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应当适度降低股权集中度，建立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这样的股权结构不仅可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和制衡机制，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造成的经营低效率，还能够形成激励机制和监管动力，促使股东不断提高自身决策能力并加强对银行经营的监督和管理，从而切实提升综合经营绩效。
4.农村商业银行。（1）稳健引入战略投资者，保持均衡的股权结构。农村商业银行应在保持国有股适度比例的前提下，引入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需要的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解决股权过于分散的问题，还能在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从而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改变国有股主导抑制经营绩效提升的局面。（2）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农村商业银行虽然数量较多，但由于服务“三农”的属性，使其无论在资产规模还是在业务范围上都不如同为地方性银行的城市商业银行，更无法跟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竞争，因此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倾斜。一方面可以通过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手段，在提高农村商业银行发放小额贷款积极性的同时降低其面临的信用风险，从而保障农村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健开展经营业务。另一方面，应建立差别化的发行人准入、业务准入制度，平衡农村商业银行之间的发展差距，解决中西部农村商业银行数量较少、跨省建行成本高等问题。
5.民营银行。（1）精准定位，寻求差异化、个性化发展道路。民营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无疑弥补了现有银行体系的不足，是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民营银行当前仍存在很多不足，最突出的问题是产品类型普遍偏少且同质化严重。在后疫情时代，民营银行要想提高综合经营绩效水平，必须准确定位目标客户及其需求，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提供有针对性、便利化的金融服务，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与传统商业银行形成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的发展格局。（2）充分利用股东资源。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可知，民营银行100%民营股东的股权结构能够促进其综合经营绩效水平的提升。因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各民营银行应当保持股权结构的稳定，避免出现股东持股的大幅度变动。同时，要充分利用股东资源。主要股东是互联网龙头企业的民营银行，可以借助股东自身在声誉、用户流量等方面的优势，在股东平台的下游中介支付链上寻找新的突破口，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以较低的成本迅速积累用户；
主要股东是在特定产业领域具备领导优势的民营银行应着力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积累客户，打造个性化、定制化业务。（3）以技术驱动发展。民营银行自身的技术优势，使其自成立之初就具备发展金融科技的天然土壤。民营银行应当重视金融科技的投入和应用，制定差异化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注重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建立起完善严密的风险管控制度体系，保障经营的稳定性，以技术塑造自身竞争优势，促进经营绩效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