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新，骆梦柯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2022年文化产业研究延续以往发展的趋势，研究成果数量比往年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关于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文化产业新业态、文化强国建设、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化消费、文化元宇宙等主题研究增幅较大。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出版的文化产业专著与文化产业相关报告200余部①，中国知网以 “文化产业” 为主题词的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共有2697篇，其中CSSCI和北大核心来源期刊论文449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341篇②。
2022年文化产业研究总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研究成果数量增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意识逐步提升，文化产业统计分类与范围边界有所突破。（2） “二十大” 报告开启文化建设新篇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意蕴是什么” “新时代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 “如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 成为文化产业研究者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3）多视角多路径地关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学者们结合具体实践探索文化产业特别是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4）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应时而生，文化产业数字化关注现实引领。（5） “元宇宙” 成为研究爆点。学者们针对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产业的应用、元宇宙对文化产业的宏观影响以及元宇宙在电影、图书馆、出版、艺术等领域的应用拓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6）文化消费升级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文化消费升级的内涵、特征和维度，聚焦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和新兴文化消费模式等方面。（7）关注文化企业和文化园区转型升级，但对重点文化企业和文化园区缺乏案例总结研究。（8）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关注度不高。学者们关注国家政策的同时忽视了文化贸易政策、文化版权政策、文化科技政策等产业政策本体研究。（9）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良莠不齐，总体质量有待提升，在一些报告中缺乏详实的统计数据、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典型的研究案例。（10）文化产业学术会议数量和质量持续上升，文化产业研究的核心区期刊群已基本形成。权威学术期刊对文化产业保持关注，如2022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论点摘编了25篇文化产业研究论文。总体而言，2022年文化产业研究高峰与洼地并存，学术空间广阔。
2022年文化产业学术热点主要集中在 “二十大” 报告开启文化建设新篇章、文化强国建设、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文化产业数字化、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消费升级、新文科背景下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作报告，将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作为第八部分 “增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的重要内容。报告对未来我国文化建设做出了系统阐述，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文化产业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深入贯彻学习二十大精神成为学界当前的一个新热点。为此出版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等高校机构和组织举办了各类专题研讨会。
“中国式现代化” 的文化意蕴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第二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推动全体人民精神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第三是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第四是创新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五是坚守传统文化价值，助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任务主线。在这一主线下，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立场，以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以效能提升保障公共文化服务有品质、有温度，稳步推进以融合为抓手的文化发展新格局。
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追求的价值指向，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2035年建成 “文化强国” 的目标，202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十四五” 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2022年度关于文化强国建设领域研究涌现出了247篇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3个方面：一是文化强国内涵。理解文化强国内涵能够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引领作用，学者们从文化强国概念层面、远景目标层面进行了内涵阐释。文化强国从概念层面理解是把文化作为强国的手段，依靠文化来强盛国家，凸显文化的工具属性。范玉刚则从远景目标层面阐释文化强国的内涵，提出文化强国的核心在于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焕发出的强大价值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文化强国的4个现实目标在于增强文化价值感召力、凸显国家文化主权、彰显文化强国的文明程度、提高文化生产力[1]。二是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的关系，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自信对文化强国建设起到了思想指导、精神动力的作用，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展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意识。学者们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和文化强国的关系上出发，认为当下的文化自信是以文化自觉发展为特征的自信，提出文化强国的前提是要增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觉与自信，文化自信落脚于文化自强，要增进文化自信，还需要以增强历史自觉和提升文化自觉为前提。三是文化强国实施的路径。有学者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文化主流与文化多元的矛盾。高宏存提出从文化小康成就经验看文化强国建设路向，如在民族文化复兴伟大事业中塑造新时代文化自信、以文化制度的优化释放文化创新活力、以文化法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对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启示[2]。还有学者关注了文化强国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与文化强国之间的关系与逻辑，这对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2022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表示文化产业赋能的重点工作是实现脱贫攻坚后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十四五” 时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期，乡村振兴战略也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焦点。
2022年关于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的研究论文有390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乡村振兴视角。秦会朵、范建华认为乡村振兴应注重乡村文化创意设计、特色手工技艺、文旅消费，并利用文化和科技赋能催生新产业、新业态[3]。二是农村文化产业视角。陆梓欣和齐骥将乡村文化产业分为农村手工艺产业、文化节庆产业、文化旅游产业、乡村数字文化产业等类型[4]。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可以借助农村文化产业，将农村饮食文化、丧葬文化等民俗与文化产业相结合，走出一条不同于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5]。广大农村要充分挖掘并推动特色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以重点产业项目为载体，形成诸多以传统手工艺生产为主的农村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区[6]。三是数字文化产业视角。数字文创产业能够提升乡村文创技术链数字化水平，拓展和延伸文创产业链，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链的形成。有学者把数字文化赋能农村商业模式分为 “直播带货” 商业模式、 “三农” 短视频商业模式和 “数字文旅+产业” 融合商业模式，提出数字文化能够为农产品全渠道零售提供新动力，为品牌打造提供新契机。四是公共文化服务视角。刘红指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投产失衡、产品内容单一、基层人才队伍建设落后和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必须采取完善部门协调和资源共享机制、高质量供给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信息、优化人才结构和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保障等措施[7]。傅才武等学者从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入手研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认为国家在乡村文化活动、乡村记忆空间介入方面起到主导作用[8]。五是乡村文化治理视角。有学者提出乡村振兴文化空间治理的核心在于价值的重塑，要保障乡村民众的权益，培育本地化的文化势能。政府要积极引导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培育多元文化发展主体。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产业等对于乡村振兴所起的特殊作用，总结分析了不同产业间存在的价值追求、现实路径和价值选择，并对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策略进行了研究，推动文化产业在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产业数字化在2022年的学术研究中趋向应用研究，研究焦点日趋清晰。2022年以 “文化产业数字化” 为主题的论文有141篇，研究内容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实施路径。如周锦指出文化产业的价值共创可以在数字经济推动下，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社交网络互动、数据驱动创新和服务平台融合等4个方面延伸拓展文化产业价值链，提升文化产业附加值[9]。张振鹏从 “技术、组织、环境” 3个层面构建了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TOE理论框架：引导数字技术赋能，建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优化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环境[10]。还有学者提出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应坚持多元主体原则，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协同机制、完善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数据资源管理机制，同时政府要强化产业治理，净化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空间。二是数字化在文化产业具体领域中的应用。众多学者对文化产业具体领域提出了数字化发展建议，赵志耘认为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中，科技能够丰富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能开发 “场景驱动、应用示范” 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模式，建设利于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的科技融合开放创新平台[11]。林凡军等学者指出演艺业数字化发展是基于演艺事业和演艺产业的双重属性受文化与经济双重驱动的结果，解决数字化发展面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要树立系统性思维，从不同维度构建智慧演艺生态；
从不同学科视角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学科创新点，进而实现理论深化和研究范式创新[12]。三是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罗仕鉴等人认为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协同需要注重内生生长和外生协同创新，提出构建政府主体领导的精英联盟、文化企事业、群智个体等合作伙伴共同组成的多方协作的 “1+N” 主体体系协同发展模式[13]。也有学者认为 “智能＋” 时代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亟需数字治理要素的协同，科技创新要素、数据资源要素、内容创新要素、人才要素和渠道创新要素构成了智能有序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数字治理善治的保障。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文化产业数字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明显变化。研究视角从政策研究转向了应用研究，研究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数字化实施路径、具体领域的落地建议和协同发展的模式，对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2022年8月的《 “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2022年有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论文有150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5个方面：一是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现状及发展策略。有学者从文化与数字技术角度阐述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同时指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新业态运转模式不成熟、文化要素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数字文化产业人才综合能力低等问题。有学者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提出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创新产业生态系统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引导、助力和支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周建新等学者运用fsQCA方法从组织结构、技术、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行业效果等层面提出了5条针对大数据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14]。二是科技创新赋能、数字化创新、艺术乡建、新文创等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的领域。这些领域通过数字技术与科技创新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学者就数字经济、研发创新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研究假设，经过模型设定和效率测算证明文化产业的研发创新对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研发创新对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协同效应，数字经济活动对文化产业的空间产生了溢出效应。三是不同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这类研究涉及的区域包括关中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黄河流域和大运河文化带，以及山东、江苏、福建、黑龙江、湖南、山西、青海等省域。四是不同行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涉及非遗文化产业、时尚产业、影视文化产业、文旅产业等领域。五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学者们从文化产业政策、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发展路径探索。如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文化产业生态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技术赋能文化品质所带来的高质量内容创作生态。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正确引导文化消费，积极促进文化消费升级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条件。2022年关于文化消费的论文有440余篇，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论文约12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在3个方面：一是新阶段文化消费的内涵、特征和维度。新阶段文化消费升级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文化消费数量增加、文化消费质量提高、文化消费结构优化和文化消费满意度提升[15]。黄永林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文化消费具备生产消费平台化、消费空间在场化、消费主体多元化、消费模式多样化、消费推送精准化和消费体验场景化等6大特征[16]。高质量的文化消费有3重维度，有学者提出要从彰显美的维度优化文化消费，从平衡供需结构的维度优化文化生产，从感悟幸福的维度优化文化发展，实现中国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二是从城市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研究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有学者探讨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结构对文化消费升级的影响，发现家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会显著促进文化消费升级，家庭少儿人口占比的增加会部分促进文化消费升级，家庭健康状况的提升则会对文化消费升级起到部分抑制作用。有学者发现城市发展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的作用存在U型关系，当城市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能力产生正向影响。戴俊骋等学者从数字文化消费角度对标文化强国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提出通过数字文化消费平台 “举旗帜” ，建构情感消费认同和消费共同体 “聚民心” ，搭建健康偶像观和人才蓄水池 “育新人” ，在新兴文化消费模式中 “兴文化” ，在出海进程中展现文化强国形象[17]。还有学者基于居民消费支出考察文化消费，认为现行的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文化消费分类迫切需要调整，以反映高品质生活的文化需要，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三是对新兴文化消费模式的研究。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快发展新型文化消费模式，当前，文化消费模式存在民众消费满意度下降、文化消费动机不持久、文化产品质量供给水平不高的问题，新型文化消费模式的建立不仅要以马克思精神需要理论为指导，还要以问题为基础，以批判的方式构建新型文化消费模式。
2021年被誉为元宇宙爆发的元年，2022年是元宇宙在省市政策、学术研究、企业聚焦全面爆发的开端。2022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元宇宙专项扶持政策《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元宇宙创新发展办法》发布，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北京、福建、广东、湖北、江苏、辽宁、上海、浙江、重庆、河南、山东等11个省级地区共出台了21个元宇宙专项政策，其中省级政策3个、市级政策4个、区级政策14个，无国家级政策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策主体对其发展前景和方向仍然处于观望态度，作为数字经济的集大成者，元宇宙在大规模产业化并产生产值方面尚有较长的路要走。
元宇宙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爆点。以 “元宇宙” 为主要主题的论文867篇，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论文约240余篇。2022年11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业委员会联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等全国近30所高校院系科研机构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文化元宇宙高峰论坛，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揭牌成立，成为文化领域全国首个专业从事元宇宙相关学术理论研究、智库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国内外交流合作的全国性交流合作平台。作为一个大规模、可互动操作的网络，元宇宙已成为集聚大量前沿科技成果和社会投资的热点领域，获得了许多政府机构、院校和智库的高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产业生态，元宇宙都处在发展初期。元宇宙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目前存在概念过热、落地应用不足的问题，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商业模式等方面界定比较模糊。同时，由元宇宙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引发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大平台垄断等问题应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文化产业必须推动现有专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创新学科建设新路径，探索人才联合培养和贯通培养的新模式，主动求变，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化产业人才。2022年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取得重要进展，在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首批11所数字文化产业专业硕士试点高校发起成立全国数字文化产业专业硕士试点工作专家委员会。南京大学作为首批开展数字文化产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点高校试点之一，在2022年9月第二届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会上开启了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数字文化产业方向）项目启动仪式。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 “2022全国高校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论坛” ，102所高校的文化产业学科带头人共同商议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2022年深圳广电集团与文化产权交易所、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开始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
第四届紫金文化论坛发布了第三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优秀论文和第六届瑞华文化产业奖学金获奖结果，这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起到了蓄水池和强心针的作用。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文化数字化战略既是对当前数字文化产业高度活跃、强健发展做出的政策反馈，也是文化强国目标的战略选择。在政策落地方面，宁夏、福建、湖南、江苏等省份接连出台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方案，《意见》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落实到部分省市、行业贯彻执行层面。学术研究方面，2022年以文化数字化为主题的论文有370余篇，研究内容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数字化传播和数字化保护等方面。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密切相关的论文约有120余篇，聚焦于文化数字化战略内涵、演进与比较、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路径3个方面。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由1882框架构成，即围绕一个主要目标，完成八项重点任务，提供八项保障措施，明确组织实施的两个要点。国家文化专网、中华文化数据库和文化数据平台构成了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基本模型，其中国家文化专网是战略实施的关键，一端连着中华文化数据库，服务于文化资源数据的存储和传输；
另一端连着文化数据平台，服务于文化资源数据的交易和文化数字内容分发[18]。学者们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内涵总结为3点：在范围上，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表明 “大文化格局” 基本形成；
在关系界定上，文化产业数字化是文化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核心和目前阶段的集中表现；
在战略重点上，重在供给发力、激活资源，以推动文化存量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始于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专栏三中提到的 “文化资源数字化” “文化生产数字化” “文化传播数字化” ，在过去的10年中，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文化与技术的交融，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优化数字文化产业供给结构、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等。2017-2020年，政策发布密集，政策高度提升。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演进表现在3个方面：从政策主体而言，政策制定主体的级别上升，文化数字化进入国家战略。从核心任务而言，由驱动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到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从目标设置上而言，由关注国内文化产业发展到将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明确要在2035年实现文化数字化优秀创新成果享誉海内外的目标。闫慧通过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法将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欧盟和美国5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在政策的主体级别、客体覆盖面、强制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和多元性上远超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5个国家和地区都把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数字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中国战略中的国家意志和创新意识更明显[19]。中国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核心任务具有广泛覆盖面、要素全面性、典型代表性、国家意志与集中统一特色突出等特征。
学者们聚焦于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图书馆数字化研究发展、档案馆发展向度等方面。如赵星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指出文化数字化为图书馆数字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生态空间。在具体实践中，图书馆可以数字藏品为内容创新开端，实现数字资产、知识内容和交流空间的关系再塑，开拓生物人、数智人、机器人并行知识交流的场景[20]。高书生提供了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从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推动文化数据资产化、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场景、健全文化数字化服务体系和加强文化数字化全链条监管等5个方面推动出版业转型升级[21]。
2022年5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发布，学者们不仅从政策层面进行较为宏观的研究，还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对8项任务的落地、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具体实施路径等方面洞隐烛微，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产业实践指导。
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大类型。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归纳、分类与介绍以及文化产业的内涵、外延、属性、意识形态等视角进行，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和细化。应用理论研究聚焦于产业政策、产业运营、区域与特色文化产业、业态融合与创新等方面，成果突出，视角多元。2022年中国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化产业内涵、外延和意识形态等基础概念、文化产业研究地理学视角、文化产业的统计分类和范围边界等方面。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 “重文化理论忽视产业理论” “重西方理论缺乏原创中国理论” 的典型特征，如何兼顾 “文化” 与 “产业” 、 “西方理论” 与 “中国实践” 是未来文化产业学科建设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技术与文化的交融使得文化产业的边界不断拓展，呈现出 “大文化” 的广阔性，文化经典理论研究走向纵深。2022年学者们对文化产业基础概念进行了拓展和细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对文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文化产业、文化数字化等概念的内涵展开研究，紧随产业发展更新文化产业的基础概念。文化产业数字化和文化数字化不能划等号，数字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数字化不能划等号，三者在文化内涵、特征等方面具有差异性。郑自立认为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属性，因此产业数字化除了产业层面的数字化内涵之外，还包括内容层面的数字化内涵[22]。还有学者对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理论进行了概念界定，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理论是指凭借数字技术手段构建创新型的文化生产范式，从而使得文化内容获取更多的生命力与延展性，达到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协同的良性循环目的，实现赋值的文化延展模式。数字经济下的数字文化贸易概念也引起了学者关注，黄龙认为数字文化贸易和传统文化贸易最大的区别体现在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二是对文化资本理论、文化工业理论等经典理论的再思考、新阐释。有学者指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与当代社会文化产业存在同一与差异，从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映射当代社会的文化产业建设，不仅需要加强对文化产业生产端的建设和管理，也需要文化产业消费者的自我沉思和自主抉择，以实现一种主体性的复归。也有学者认为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除了历史原因，还包括阿多诺及学派代表人物的个人成长背景等因素。阿多诺的分析视角始终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所持有的悲观的、批判的思想是有其生成语境的，我们需要结合当前中国的语境进行批判性解读。
在文化产业即将步入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展阶段的情况下，经验式、概念化的定性分析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的需求。观察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分析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导向都需要科学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因此，开展文化产业统计、建立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制度对于准确反映文化产业的发展动态、科学制定文化产业政策、规划文化产业发展蓝图十分必要。
统计分类合理、范围边界清晰是进行科学统计和产业总量测度的前提。2022年11月上海发布《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2022）》，对文化创意核心领域和文化创意相关领域进行分层，文化创意核心领域包括媒体与艺术、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时尚创意、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广告及会展服务、休闲娱乐和文化创意投资运营9个部分，文化创意相关领域包括咨询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制造及销售和文化创意辅助用品生产及销售3个部分。这对科学规范界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创意文化产业等名称与分类具有启示意义。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单位标识工作存在统计难度大、统计渠道多、行业跨度大、新兴行业和新业态如何纳入统计等问题，需要我们提高认识高度和时间效率，强化人员队伍建设，形成专业合力，并加强部门联动和合作。范朋和晏雄探讨文化旅游产业的统计分类，将其分为基础文化旅游产业和延伸文化旅游产业两个部分，并构建了18个大类、69个中类的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分类体系，通过建立单位名录库、借助 “特有产品” 概念、制定严谨的说明来界定文化旅游产业的边界范围[23]。
文化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定量学科特征的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与文化产业的交叉研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2022年从地理学视角研究文化产业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产业空间集聚、以行业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产业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城市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
第一，研究城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王怡婕等学者以西安的文化娱乐业为研究对象，提出文化娱乐场所在西安的主城区呈现 “内密外疏、南密北疏” 和 “多核心” 的空间格局，文化娱乐业及其各业态空间结构的形成是城市物质空间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消费分层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24]。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南京的文化企业空间布局，认为产业历史集聚基础、路网密度、高等院校等因素对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突出。南京市中部的近郊区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东南、西北部的远郊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第二，研究文化产业某一具体行业或群体的空间分布。如对网络创意群体的关注，网络创意群体地理集聚的形成机制反映出新兴数字文化产业区位需求的独特性。中国网络视频创意群体在沿海地区部分中小城市的相对集中度较高，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全国性中心城市在绝对数量上的集聚优势依然明显。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和政府支持力度是影响网络视频创作人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公共文化设施、环境质量、人口经济规模等因素影响力较弱。张旭等学者对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地理特征进行了ArcGIS制图，结果表明大量城市的明星活动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体现出娱乐传媒产业市场环境多变、不确定性较高的特点[25]。
第三，从城市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城市文化职能和全球文化城市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兴视角。有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对中国城市文化演出消费的地理特征进行整体分析，指出城市联系强度相对较低，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结构。探索中国城市在文化消费领域的海外联系及其跨国网络将是未来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向。张晓刚认为 “城市礼物” 是一种荷载着特定的城市精神和文化特质，以功能性、礼品性以及地域文化性为主要特征，是能够代表城市形象的礼品，是发展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抓手[26]。
此外，还有学者从地理学的视角聚焦文化创意园区的空间分布、文化产业效率空间异质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空间效应、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对观察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导向和规划文化产业发展布局具有指导性意义。
2022年文化产业业态衍生出许多新变化。文化产业业界和学界利用行业和学术敏感度，创新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元宇宙、博物馆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方面。
2022年以 “元宇宙” 为主题的论文多达3300余篇，以 “元宇宙” 为主要主题的论文867篇，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论文约240余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一是元宇宙概念、特征、结构等元宇宙本体研究。按照界定范围的大小，元宇宙概念可以从 “小中大全” 四个方面来概括。小概念的定义里，元宇宙是融合虚拟技术，用专属硬件设备打造的具有超强沉浸感的社交平台；
中概念改变了 “社交平台” 属性，将其定义为全新的应用程序类型和下一代超级平台；
有学者指出元宇宙具备 “三维化” “三元化” “三权化” 特征，是整合多种新技术产生的下一代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而在大概念里，元宇宙将会成为一个万物互联、虚实相生的世界。在元宇宙的结构研究上，有学者提出了元宇宙的4类阶段性形态，即纯数字化世界、数字孪生世界、虚实互构世界和虚实协同世界。臧志彭和解学芳提出元宇宙演进分为3个阶段：虚拟物质基础层建构的元宇宙1.0版、新型生产关系与经济规律成型的元宇宙2.0版和全球新治理秩序与政治体系形成的元宇宙3.0版[27]。二是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产业的应用研究。有学者提出区块链技术中的 “去中心化” 和 “加密通证” 可以重塑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和创新产品形式。三是元宇宙对文化产业产生的宏观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产业的生产模式、表现形式和消费方式3个方面产生的影响。张蕾、黄昌勇提出元宇宙对文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发展均有着重要影响，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我们应充分发挥元宇宙对文化产业的赋能作用，积极构建以基础、用户、服务、环境为基本内容的元宇宙文化产业生态圈[28]。四是元宇宙在电影、图书馆、出版、艺术等具体领域的应用拓展。在艺术领域内，电影和元宇宙之间的互相影响最为深入。电影为元宇宙提供了可挪用的影像与审美范式、感知形式及可利用的体验期待，元宇宙则给电影带来形态、体验、技术、产业等方面新的可能性[29]。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元宇宙产业化路径，从技术角度研究了数字孪生、AIGA在文化场景构建、沉浸式艺术展览、人工智能自动生成艺术品等领域的应用。
博物馆相关业态在文化创新领域极度活跃，一度成为引领文化创新与文化消费并深受大众追捧的文化潮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持续的社会高度关注下，博物馆应进一步挖掘自身文化载体的功能，维护好自身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守住学术专业性这条生命线。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数字藏品过度审美娱乐化、博物馆文创产品审美缺位和文化离场、版权界定不清晰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如出台规范市场环境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内容价值导向方面的相关政策；
建立东方美学特色的长效内容创作机制，做好精神引领、价值引导和审美启迪；
规范版权授权与保护，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交易体系等。在博物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态势之下，博物馆文化新业态展示出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和消费潜力对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义重大。李凤亮和古珍晶梳理了博物馆文化新业态的类型，包括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业态、博物馆IP授权产业、博物馆沉浸体验业态、博物馆商业特展业态、 “网红” 博物馆经济、私人或行业博物馆业态六种[30]。博物馆新业态能否彻底盘活文化资源，博物馆、文化馆等公益类事业单位能否借助新业态推动博物馆版权例外制度，这些都是我们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尤其是版权问题，博物馆文创市场已成规模，如果依照既有的版权制度，大量寻找版权人获得商业开发的授权，势必会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而如果对版权例外制度进行调试和变革，如何限制博物馆利用版权例外规则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社会利益，是立法者需要谨慎解决的问题。
文旅融合战略自2018年提出以来，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共识。学者们集中对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文化和旅游产品融合效率和经济带文旅融合质量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文旅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文化旅游数字化建设、文化旅游产业链优化、构建文化旅游产业体系等。2022年我国旅游业发展受到重创， “直播云旅游” “直播云展览” “景区夜游” 模式受到市场追捧，部分学者对这些模式进行了学术跟踪，指出旅游直播为游客构建了一个互动虚拟社区，但与传统旅游模式相比，旅游直播的互动体验真实性不足。高辨识度的景区夜间旅游IP成为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旅游需求、提高旅游目的地的整体竞争力、助力当地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31]。北京冬奥会使得学者关注后奥运时期冰雪文化旅游产业空间的延续。差异性、特色化的产业空间建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局部地区的冰雪文化旅游产业空间要促进旅游、文化、体育、交通等多产业的协同发展，相邻的冰雪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可根据文化、地理环境的差异建构一体化合作体系。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四部分 “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提出 “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重点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农文旅” 跨界融合站在了乡村振兴的政策风口，疫情使得乡村周边游的市场需求和市场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有学者对中国农文旅耦合协同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文旅融合发展呈现 “文旅先行、农业滞后” 的特征，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创新能力是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仍处于单一化产品对接多元化需求的时期，发展农文旅模式要立足实际，以农为本，整合文化资源，逐渐向各方参与、多元业态、生态环保、艺术乡建等方向发展。
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体系的市场主体、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晴雨表。2022年文化企业研究聚焦于文化企业的发展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产业园区在转型升级阵痛期存在的问题及路径，还有一部分学者对工业厂房的改造升级进行了研究，为工业遗产的创意转化提供了良好方案。
文化企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2022年关于文化企业的研究聚焦于通过技术创新、创新激励、知识产权管理等方式促进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侯尚法以文化产业上市公司为例，对文化企业的税收激励政策、创新补贴制度、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激励与创新补贴均不同程度地呈现正向激励效应，但相比而言，两者更能促进国有文化企业、传统企业的创新产出[32]。文化企业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获取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以构建核心竞争力、通过授权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变现、利用金融产权拓展融资渠道。还有学者对国有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具体研究，发现国有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在管理体制机制、文化产品品牌化、应对新技术冲击等方面存在较大问题，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双效统一原则、改革创新文化产业体制机制等实现国有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一定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契合统一，文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在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总体来看文化产业园区依然存在同质化严重、文化产业孵化功能较弱、园区运营模式趋同、服务缺乏专业化等问题，如何加速园区转型升级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2022年8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实施 “文化产业园区携行计划” 的通知，以促进东、中部地区同西部和东北地区文化园区的合作，带动基础薄弱地区的园区创新发展，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学者们以湖南湘潭昭山文化产业园、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区、贵州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为例，指出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存在诸多问题，转型升级需要科学规划顶层设计，以孵化带发展，建立多元专业平台，以服务促连接，推动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还有学者对国企闲置厂房转型发展为文化产业园区进行了再思考，提出我国老旧工业厂区转型中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创新性改进园区的运营和发展模式，搭建多元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挖掘工业文化IP内涵，打造园区的多元功能。2022年文化产业研究中创意园区、产业园、转型升级等关键词出现激增现象，说明目前工业园区改造侧重于创意园区功能模式，重点关注工业厂房的保护，修补地块肌理、建筑内部结构与创意活动相结合，这些对文化创意园区的升级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2022年地域文化产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文化产业、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城市群文化产业方面，诸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带、成渝城市群等重点区域的文化产业研究。
区域文化产业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探讨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学者们以江苏、云南、西藏等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西藏、江苏、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耦合度比较高，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还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西藏的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调转向优质协调阶段。二是对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有学者以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规模维度上津冀较为滞后；
结构维度上河北省为不协调状态；
质量效益维度上天津市协调发展状况良好，北京市居中，河北省表现欠佳。三是对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化产业省际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呈现东部地区 “一家独大” 的不平衡特征，因此，国家要关注文化产业开放发展的能力，特别是内陆省份文化产业的开放能力表现较弱。各省份应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 合作中，以开放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是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家战略背景下的城市群文化产业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如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都受到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城市群文化产业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旅融合有助于城市群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如有学者提出文化产业中的知识产权类、演艺活动类产品对长三角城市群文旅融合发展的正向带动作用明显。朱媛媛、顾江等学者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和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仍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推动城市群文旅融合需要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33]。二是城市群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研究。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影响效应，但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文旅融合是中国旅游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民族地区因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存在更密切的关联性和共融性等特点而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聚焦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学者们从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鸭山市赫哲族地区、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等地区的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入手，结合民族文化特色与地方旅游资源，探索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二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应用机制研究。尹清龙等学者指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规模效益欠缺、新型人才不足、社会效益偏离、文化品牌孱弱等问题，想要发展就必须立足差异深挖民族资源、打造特色品牌，注重凝聚，聚焦创新，落实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34]。于良楠和李炎等学者认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给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要通过推进 “嵌入式”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等措施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35]。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上，有学者提出了特色文化产业重塑乡村生态实现乡村振兴的3条措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特色融入乡村文化产业；
推动民族特色文化风情与农业产业、休闲旅游产业的结合；
重点生产优质文化产品，将民族艺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高品质发展。三是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空间分布研究。如方永恒等学者指出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时空演变与各因素的作用规律具有高度一致性，由东南向西北呈现出阶梯状发展趋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基础设施是推动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36]。还有学者则以藏羌彝走廊文化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在空间上呈现出以 “枢纽城市” 为单一集聚点的集聚特征。
相较于2021年，2022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的出版数量略有下降，共出版各类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30余部③，主要以全国性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地区性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和行业性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为主，以及针对文化消费、文化贸易、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等方面的专题报告。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普遍存在缺乏翔实科学的数据分析、缺少细化行业领域的深入研究等问题，需要学者予以关注。
2022年全国性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涵盖了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文化核心领域。如新闻信息服务领域的《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报告》、内容创作生产领域的《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发展报告（2022）》、文化传播领域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13（2022）》《2022年中国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全球传播生态发展报告》、文化投资运营领域的《中国文化金融发展报告 （2022）》《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2）、文化娱乐休闲服务领域的《中国旅游安全报告（2022）》。全国性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涵盖文化产业6大核心领域，能够为政府政策的制定、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文化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性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覆盖省市级层面和多个领域，在其它地区则只覆盖到省级层面和少数领域。2022年经济发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报告有《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22）》《北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22）》《首都文化贸易发展报告 （2022）》、《中国广州文化发展报告（2022）》《广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2）》等，覆盖层级和覆盖领域多。除此之外，河南出台了《河南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21—2022）》《河南文化发展报告》《洛阳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河北还出台了《河北旅游发展报告（2022）》《河北传媒发展报告（2022）》，甘肃、四川、陕西等地也出版了文化发展报告，对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分析。从整体上看，地区性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没有覆盖到全部省份，更多地区需要加强文化产业相关统计，梳理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从整体上看，专题性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的数量不足，文化产业细分领域的研究不足。2022年文化产业的专题性发展报告主要涉及数字内容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等。如《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市场格局与投资观察（2021—2022）》《中国元宇宙发展报告（2022）》《中国区块链发展报告（2022）》《中国国家文化公园报告（2022）》《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2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报告（2022）》《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2022）》等。文化产业专题报告需要对更多的行业和细分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充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数据库，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全面、更科学的行业参考。
2022年文化产业学术会议拓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议模式的新路径，在多平台多视角扩大传播度和学术影响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学术版权保护意识和会议秩序的安全性，并紧跟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密切关注文化产业热点。学术期刊对文化产业研究给予了更大程度的关注，不少学术期刊将文化产业相关研究纳入专栏或年度重点选题。
1.紧跟前沿。2022年文化产业学术会议保持对学术前沿的关注，深度聚焦二十大精神、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建设、文化产业数字化、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等方面。如北京京和文旅研究院在二十大闭幕后的第一时间举办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文化建设专题理论研讨会；
南京艺术学院第四届紫金文化产业论坛的主题为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2022年文化科技论坛暨首届深大湾区论坛的主题是 “数字时代的文化强国建设” ；
清华大学文创论坛的主题为 “文创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 ；
第15届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的主题是 “中日韩虚拟现实产业现状及交流合作方案” ；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举办了以 “国家文化大数据，数字经济新引擎” 为主题的2022文化数字化战略发展高峰论坛。总体而言，诸多文化产业学术会议围绕文化产业研究前沿，紧跟时代脉搏，提出了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助推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路径。
2.重视创新。2022年文化产业学术会议传播方式和会议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多平台多视角的网络直播被专业学术会议所采纳。如中国工艺美术馆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的 “首届非遗馆里话非遗论坛” 采用腾讯新闻、馆方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直播等方式；
南京大学 “第二届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会” 采用哔哩哔哩直播和图文直播的方式；
“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夏季论坛” 采用微博直播、微信视频号和清华大学—学说平台等方式。二是参与者多样化使会议形态呈现丰富性。如由山东大学学报、福建论坛和深圳大学学报创办并于2022年举行的 “第四届新时代文化创新论坛” 采取主编、审稿评议人和学者直接对话点评的方式；
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 “第五届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与发展国际会议” 采用主编和青年学者以文代点的方式。
3.着重特色。文化产业学术会议依托主办方自身的学术平台，已经逐渐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的品牌活动，学科专业性和差异性凸显，呈现出高峰林立的学术格局。如北京大学 “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已连续举办19届并成为文化产业开年盛会，其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和 “文化产业十大趋势” 成为业界学术界科学研究的重要参考；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 “文化科技创新论坛” 已连续举办11届，上海交大 “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与发展国际会议” 已成功举办5届。文化产业学术会议在扩大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影响力、促进中外文化产业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主题化。一些重点学术期刊加大了对文化产业论文的刊发，并以主题化的组稿方式发表影响力较大的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如《理论月刊》将 “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列为2022年度重点选题；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将 “文化强国战略和国家传播研究” 作为年度六大专题之一；
《学术论坛》把 “文化前沿问题研究” ，如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网络文化、文化侵入等列为2022年度重点选题；
“文化强国与文化软实力” 被列入2022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重点选题。
2.核心区学术期刊群稳定化。
2022年学术期刊对文化产业的关注热度不减，文化产业研究的核心区学术期刊群已基本形成。其中发表文化产业相关论文数量较多的期刊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理论月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文化产业研究》《中国文化产业评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人民论坛》《南京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现代传播》《东岳论丛》《社会科学战线》等。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学术期刊新设了文化产业专栏，如《文化产业导刊》《人文天下》对期刊栏目进行调整，发表了系列文化产业相关论文，《三明学院学报》设立了 “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 专栏等。
在全面回顾总结2022年文化产业研究成果、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工作等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2022年中国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化产业内涵、外延和意识形态等基础概念、文化产业研究地理学视角、文化产业的统计分类和范围边界等方面，而对文化产业的 “产业属性” 缺乏关注。未来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系统梳理总结国内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和特色，提出具有中国特色、融合文化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产业核心理论。同时需要着重梳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史，以论带史、史论结合，构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
文化数字化战略既是对当前数字文化产业高度活跃、强健发展做出的政策反馈，也是文化强国目标的战略选择。2022年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研究集中在宏观的政策解读、政策比较层面，缺乏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学界需要密切关注文化数字化各个领域，探索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具体实施路径；
推动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在数据安全、数据监管、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完善，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产业实践指导。
2022年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发文量较少，学者们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黄河文化带建设等关注较少，忽视了文化贸易政策、文化版权政策、文化科技政策等产业政策本体研究。我国文化产业是政府驱动型发展模式，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驱动和指导。一方面，学者们需要对文化产业本体政策加强关注，聚焦国家文化安全政策、文化版权政策、文化贸易政策等方面，推动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另一方面，学者们需要加强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文化产业带建设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部分提出要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 。2022年文化产业学界缺乏对文化企业、文化园区重大项目和重大案例的研究，致使文化企业和文化园区的研究流于转型升级的目标设置却不能为行业提供行之有效的应用对策。未来学界需要总结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对国内外文化产业重点城市、重点行业进行案例分析，梳理国家示范文化产业园区和重大文化企业发展模式，重点关注网络平台型文化企业和智慧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为培育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提供案例支撑，为文化数字化战略落地提供理论基础。
文化产业研究侧重于 “文化属性” 忽视 “产业属性” ，使得文化产业学界未能积累起充分的有关 “为什么” 和 “怎么样” 的知识，从而使得 “应该怎么样” 的对策研究暴露出缺乏理论依据和可操作性的弊病，导致文化产业实践层面常常流于空谈。2022年文化产业研究对于案例研究、深度访谈、扎根理论等定性研究方法运用较少，过分追逐结构方程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核密度估计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鲜少提出文化产业共识外的引领性建议。学者研究需要深入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企业等进行实地调研，强化产业思维，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鲜活的文化产业实践中把理论表述与现象分析相结合，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产业实际的、科学合理的文化产业研究范式。
注：
①数据来源: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https://cnpub.com.cn/，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2日。文中专题报告篇数统计日期同上。
②数据来源：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2日。文中专题论文篇数统计日期同上。
③数据来源：皮书数据库，https://www.pishu.cn/，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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