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彩杰 伍志燕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助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念也顺应世界态势发展成一个时代性课题。因而，集中深入分析二者的融通点，进一步探索并促进结合的实践进路是非常有必要且紧贴现实发展趋势的。两者相结合的深厚内蕴，对于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助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蕴。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虽然存在差异性，但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和要素展开探察，二者又具备几大鲜明的融通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成部分中占据着关键地位的唯物辩证法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它包含对立统一、质量互变以及否定之否定这三大基本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据对立统一的界限来理解普遍联系并运动变化着的对象整体的方法。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辩证法，倡导始于整体来认识世界，主张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或产生的各种现象都是构建世界整体的一个小单元，它们并非独立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二”“有无相生”“福祸相依”等观点是一致的；
传统文化中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等思想恰好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具体表述；
“去故取新”等思想在本质上又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深刻反映。
客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人们可以根据从物质到意识的科学认识路线实现由不知到知的转变。人类的认识基于实践，再加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循环往复，认识才会持续深化，体现出全人类认识由相对真理逐步发展成绝对真理的整体辩证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为强调“践履”“知行合一”。例如，孔子强调“学而知之”，这在某种意义上突出了感性和理性需要兼顾的正确思维；
墨子反对“生而知之”，提出获取认知的源泉主要是感官经验；
荀子认为“行”相较于“知”更关键，并把“行”视为认识的终极目标和真理标准；
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知难行易”的重要理论。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等观点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重视实践等观点相一致。
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人的问题重要于其他所有事宜，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孔子以“人”确定为仁学的焦点，人是天地的中心；
老子提议国家统治阶层应遵从民情民意；
孟子主张人民乃国家的中流砥柱，人民拥有无可撼动的权力与地位；
荀子提出“君为舟、民为水”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将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解放作为至高无上的社会追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乃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要秉持以人为本，奋力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秉持群众史观。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仁政爱民”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崇高追求互为一致。
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大致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大同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记·礼运》就曾对源远流长的“大同社会”给予了具体形容：“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是中国人共同的愿望。黄巢起义时提出的“天补均平”的口号以及明末农民起义的“均田免粮”口号都体现了古代“大同社会”理想的一种嬗变。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诉求，认为唯有迈进共产主义社会，方可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及博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都表现出广大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构成了哲学的两大基本派系。马克思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特定的规律，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同时对物质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例如，战国时期的荀子主张具有物质属性的“气”造就了自然界的全部事物，人类同样被包含在内；
东汉的王充提出了“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理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范缜指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等等。此外，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无神论也与儒家反对鬼怪之说的观点相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因此集体对个人具有关键作用。如若缺失集体，又如何能够促成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呢？应特别注意的是，现在阐述的集体必须具有属实性，而非虚假性。唯有如此，个人利益方能与集体利益相一致，进而奠定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的基础。以上所述同中国古代所倡导的爱国爱家、家国一体等优秀传统思想相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藏和世代弘扬的正能量，是促进中华民族文明丰富发展的内在价值。
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各项重要成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皆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视为建党立国的牢固根基。另外，我国的文化建设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下唯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唤醒，并得以转化和革新，我国文明的核心血脉才能持续繁衍。由此，二者的结合十分重要，这既关乎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又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具有兼容并包和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而非故步自封、因循沿袭的理论。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二者的结合是必要的。其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行观念层面上的碰撞、学习与交流，马克思主义也才能被赋予中国本土文化的鲜明特征，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二，在悠久的发展历程前提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思想方法、行为标准、风土人情等早已同所有中国人的血液融合在一起，对中国人民思想及行为影响颇深。倘若马克思主义一直置身于中国本土思想之外，便很难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赞同与支撑，也难以促使自身的理论目标——谋求全人类的解放早日实现。其三，深切植根于人民大众生产生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实践作为中心旨意，只有和中国具体的现实境况以及历史前提相融合，并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转变为具体实践来有效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展现其时代价值，并兼具中国的鲜明特性，保持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因此，二者的结合是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法则及合理需要，是更好更快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
一定意义上说，二者的结合是不可或缺的，它既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活力得以激活的有效方式，也是完善其基因、丰富其精神文明血液的关键环节。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只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才能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践的现实规律，才能朝着现代化的中国迈进。其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备科学性、真理性、包容性、先进性以及发展性等诸多优秀的内在特性，因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尤为必要的。因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能够指导党和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能够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称得上是一个庞大而又极其复杂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一个需要深层次剖析的重大课题，这个实践过程必须长期且毫不间断地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4]这对于新时代汲取并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鲜明的引导作用，它不仅厘清了人们应该以何种心态面对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为新时期二者的结合指明了实践路径，即在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也需要深入挖掘保留差异的融通之道，努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也须着眼“两个大局”提出的时代课题，并牢牢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
二者的结合并非空谈，应该先厘清其前提要求，并夯实基础，在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引地位的前提下达成理论实践，持续提高结合的自发性。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5]，助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种主导和支援的关联，它若对中华传统文化拥有更强烈的适应、分辨与创新能力，就须强固自身的指导地位，进而促进二者结合。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单单对马克思主义怀揣着无比坚定的信念，还极其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革新，必须将二者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具备的宝贵经验进行更全面、更深层次地发掘、延续与宣扬，凭借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辉煌成就，为我们党在理论方面的持续进步带来优厚的精神文明滋养。
二者之间虽然具有几大融通点，但也存在差异，因此必须在使各自优势得以延承的前提下，探索求同存异的融通之道。一方面，我们应该自觉保留二者的文化鲜明特色，积极对自身的优良文明传统和思想亮点加以延承。应以一种客观的心态承认并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拒绝它们发生同质化，自此便“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将差异融化在这种新的意识之中”[6]。即实现世间的万事万物在一起生长且不互相伤害，同时道路平行不相互矛盾。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推动二者的文化特色进行彼此适应、分辨与复兴的同时，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达成。二者在结合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展现出鲜明的中国化与民族化风范，充分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智慧结晶，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另外，面临我国新形势新需求，应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筛选、鉴别与发扬，科学梳理、总结概述、提炼升华，一步步指引其哲学思想本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保持一致，推动其愈加科学化、现代化。
在二者的结合中，坚持古为今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要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奠定扎实根基。一方面，我们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引领，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华传统文化中鲜明的当代意义加以深挖和科学领悟，并在去芜存菁的原则上实现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要进一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的大同、民本、仁爱、德治、和谐等社会理念的时代意蕴，助推其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力量之源。另一方面，应推进其更好更快地迈向现代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协调，在结合社会需求、紧密联系群众的情境下，对其实行理论话语上的转变与内涵上的创新。若要更加笃定文化自信，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创新着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将二者的结合放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伟角度中进行考量和推动，是极其必要的。应着眼于“两个大局”提出的时代课题、战略问题与重大目标，以促进二者结合。一方面，我们应该将自身视角放在全球文化范围内，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为破解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同时也为我国发展创建有利的外部氛围。要充分运用这一结合来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立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为促进全人类思想升华带来大量有益的公共精神产品，从而提升世界文明进步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密切关注中国肩负的历史使命，持续开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新境界。关于思想文化，要做到精准析变，理性应变，积极求变，切实保障中国文化的安全，努力满足大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的需求，以二者结合的崭新理论结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排忧解难，应答民心，集聚国力，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不息。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皆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确保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入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既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又做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以文育人，使中国人民群众的自信心在二者相结合中得以持续倍增。同时，要将二者的结合同人民的社会实践密切相连，进一步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合。此外，还要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糅合在一起，以帮助人民形成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及文化观等。
基于对二者融通点的深刻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式去审视、指引时代，秉持和而不同、古为今用、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胸怀天下、扎根人民，推进二者的结合上升至融会贯通的高度，是尤为必要的。这有利于创建赋予中国鲜明特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稳步朝前发展；
为将理想愿景转变成社会资源富饶、人民幸福安康的美好现实提供精神支撑；
更有利于持续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