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寒夜》中的少者形象汪小宣

摘要：巴金的《寒夜》是以抗日战争作为时代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整部作品笔调平实，讲述了汪文宣一家三代人的悲剧故事，文中着墨最少的是汪文宣之子汪小宣，但他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存在，在家庭中“缺席”的他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还是一个家庭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汪小宣的形象分析，审视其形象产生的原因与反映的社会教育问题，探究被忽视的少者形象设置的作用和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寒夜》少者形象原因教育

五四思潮下发现“人”的命题被提出后，少者的人格培养问题也成为一个关注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少者形象大量出现，但是由于其特殊性，少者形象面临两种局面：一是在作品“少者本位”的观念下变得鲜活；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长者本位”的观念掩盖，被作家忽视，或被读者、研究者忽视。巴金20世纪30年代致力于描写少者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冲破封建旧式家庭的强烈愿望，表现对封建制度强烈批判的主题，40年代开始转至客观冷静地分析少者在社会矛盾中的性格转变与教育的关系。在完成于1946年的《寒夜》中，巴金从大时代的普通小家庭出发，设置了汪小宣这样一个少年老成的少者形象，不仅借助汪小宣来连接汪家的悲剧，塑造一个看似多余的重要人物，还成功将现代文学作家笔下的少者形象进行了转变，以汪小宣形象的特殊性解释畸形的母子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巴金重新审视了家庭中子女的教育问题，为少者人格培养寻求出路，使少者这一朦胧模糊的群体形象变得有指向性，将其推向了社会问题的风口浪尖，具有深刻的文学史价值。

一、“多余”少者中的父子继承

《寒夜》展示了汪文宣一家压抑的日常生活，讲述了每一个小人物——汪文宣、曾树生、汪母、唐柏青等在时代大背景下的灰色人生，但其中对汪小宣的描写却不多，因此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不爱说话、少年老成，研究者们也很少关注汪小宣这一形象，但看似“多余”的少者汪小宣在家庭中却是不能缺席的一个成员，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汪文宣的影子，也是汪文宣悲剧的继续。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汪小宣的名字，与汪文宣只相差了一个字，这是巴金对细节的把控，小宣“继承”了父亲的名字，其实也从侧面烘托了这是作者在有意表现汪小宣与父亲文宣之间性格的继承关系。

其次，他们拥有相同的生存状态与环境，作品借汪母之口说：“他的体质跟你差不多，他的脸色也不好看。”十三岁的小宣和性格懦弱、饱受排挤的知识分子文宣一样没有生机，在文中出现之时宛如一个局外人。汪文宣在工作社交中就是一个“多余”的形象，汪小宣在家庭中也似乎成为一个若有若无的人。同时，二人都有着相同的生活背景，文宣父亲的离世给他造成的是父爱的严重缺失，导致他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少者。文宣并没有拥有成为父亲的担当，加上他常年体弱多病，小宣到场的时候他总以卧病在床的姿态面对，因此小宣的生命中父爱也是缺失的，他难以获得男子气概与积极的家庭教育，成为一个性格缺失的“多余”少者。

在作品中，巴金并没有花笔墨叙述文宣的过去，但是在对小宣的描写中不难推测汪文宣的“少者时代”，他们在时间段上的相互弥补纵向解释了两者不健全的男性性格，因此，汪小宣在面临母亲的离开和父亲的离世时，始终站在父母纷争之外，过分成熟和压抑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未老先衰的少者形象。这是家庭教育的严重畸形，也预示着汪家悲剧循环的成因，汪文宣的“老好人”形象，在母亲和妻子之间踌躇两难，与汪小宣的从不积极参与家庭问题、置身于家庭以外、缺乏所处年龄段的少者性格特点相互照应，由此可知，汪小宣继承了父亲的悲剧性格。

二、“畸形母爱”下少者的性格成型

汪小宣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拥有畸形的母爱——母爱的缺失和母爱的过剩都是畸形母爱的表现。小宣和树生有着遥远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一点也不亲热，好象是他的后母一样”。在汪文宣看来，妻子树生“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这些往往成为许多论者证明树生是一个缺乏母爱、自私的人的证据，小宣性格中形成的“冷”和无个性也让树生的母爱无处表达。他们忽视了彼此的存在，树生的母爱曾多次在无意识的时候被唤醒，让她想到小宣，但她缺席了小宣的孩童时代，让这个少者在残缺的母爱中成长。树生对小宣只是尽到了抚养的义务，她尽最大努力和财力供小宣到贵族学校上学，但她对小宣的精神关爱是非常少的，感情上的疏离直接导致了小宣沉默寡言、消极冷淡的性格。

相比之下，汪母对文宣的母爱则是另一个极端，巴金用“妒忌和憎恨”来形容汪母对树生的感情，她不愿意任何人分去儿子文宣的爱，这样的母爱已经超出了传统母爱的范畴而变得畸形，反而深化了悲剧性，对儿子的成长极为不利，因此，造成汪文宣性格的懦弱和对母亲反常的依恋与包容。汪母的爱完完全全地倾注在了文宣身上，有着近乎病态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时又将这种畸形母爱转移到后代少者小宣的身上。一次树生想带小宣出去吃饭，得到了“那么不约婆一道去？”的回应，这句话“激怒”了树生，也侧面烘托出小宣和祖母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过了和母亲树生之间的感情，祖母的母爱转移是对小宣这一少者自我个性的“蒸馏”，使其身上应有的青春、热情被刮净，形成性格与年龄不相称的矛盾个体。

畸形母爱的背后是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也是教育的缺失。两代女性不同的文化背景、思想道德规范影响下，对少者的培养及其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但结果却都是使悲剧上演的导火线，这种悲剧甚至将战争的时代大环境排除在外，家庭子女教育中无论是缺失的教育，还是过度的保护，无疑都会推动少者成为封建家庭文化的牺牲品。

三、少者教育的表层观照和深层逆反

《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夫妻都通过抗争获得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所以当他们作为父母时，也很重视小宣的教育问题，在战争情况下，汪家四人生活在一个经常停电的出租屋里，小宣的学费还会额外增加，汪文宣的工资连日常生活开销都难以支撑，即便如此，树生依旧坚持让小宣在贵族学校学习，甚至在小宣入学考试落榜时，不惜花钱托人情。“他同学都是阔人子弟，只有他是穷家小孩，处处比不过别人。她又不肯多给他花钱，小宣常常叫苦”道出了小宣對于在贵族学校接受教育是并不情愿的，这是物质精神的双重匮乏。

表面上，汪文宣夫妻对小宣的教育是崇尚“新”的、加以观照的，但他们忽视了小宣敏感脆弱的心理，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不愿意上贵族学校的小宣身上，并不能对小宣产生积极的作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小宣说跟不上学校的功课，所以父母一厢情愿的决定还有可能伤害少者的求知欲和自尊心，这是少者在接受教育、自身想法诉求方面的被忽视，久而久之，会产生少者的逆反心理。同时，树生将小宣送到贵族学校也是她对孩子教育责任的逃避，在文本中，树生从未询问过小宣的课业、学习的心态，而面对贵族子弟，小宣在心智仍不成熟的年纪，很容易将自己的贫苦转化为自卑或是攀比心理；
加之图书费和伙食费的欠缴，小宣面对学校的催促以及向父亲提出后的迟迟未寄，都有可能导致小宣的封闭心理，因此，在表层观照教育问题的背后，是严重的逆反和背离。

四、家庭黏合剂与分裂借口

这样一个被忽视的少者却是一个家庭得以存在的黏合剂。作品中交代了汪文宣和曾树生二人因为新思想的驱动追求自由恋爱而并没有结婚，汪母也多次以此为借口称“曾树生只是她儿子的姘头，远远比不了她是轿子抬过来的尊贵”，汪母是受过旧式教育的保守老人，但是她却没有直接赶走树生。儿子汪文宣和曾树生不合传统地同居了十四年之久，原因之一正是汪小宣这一少者的存在。尽管汪母认为树生夺走了儿子的爱，但在争论中时常会用“你可以不管我们母子，但毕竟小宣是你的亲生孩子”之类的话来对树生进行道德施压，而树生虽然认为儿子小宣压抑沉闷，和自己“不亲”，但每次想要出走的时候都会想到小宣，并为自己的逃离而犹豫。尤其在作品的尾声，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时发现汪家不见了踪影，方太太婴儿的哭啼唤醒了她的母性，“我总要找到小宣”一句侧面反映了小宣在树生心中、在整个家庭中的看似“多余”的重要地位。虽然树生厌恶压抑的家庭，试图逃避教育的责任，但是在潜意识里对小宣的母爱成为自己忍受“姘头”这么难听的骂语的安慰，也是忍受在压抑的家庭生活十四年的安慰，少者小宣是她心中深存的伦理，是她和汪文宣爱情的结晶，小宣时刻提醒着她和汪文宣曾经的理想。从一定层面上看，汪小宣这一少者形象，反映了忍受与逃离的矛盾关系，反映了青年出走的羁绊问题，如果说汪文宣对树生的影响仅存在于同情之上，那么小宣则是她出走的阻碍，是拉其回归家庭的决定性力量。

汪小宣催化了汪家婆媳矛盾和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婆媳关系是导致树生出走的重要原因，是《寒夜》先于其他现代文学作品提出的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问题，巴金深刻地描述婆媳之间的矛盾。除了汪母和树生二人的正面冲突、汪文宣在二人中间徘徊不定之外，很少研究者从少者的角度来思考家庭关系问题。首先，在汪小宣的教育问题上，汪母和树生就产生了分歧，汪母认为小宣不必就读贵族学校，而树生坚持花钱将小宣送入，看似是传统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冲突，实则是一个争论的借口。汪母借此和小宣灌输母亲失职的思想，加之树生的应酬与晚归让小宣在无意识中产生了厌烦和疏离，甚至在树生主动打破与小宣的尴尬处境时，小宣以“那么不约婆一道去”进一步激化了二人的僵持局面，这句话刺痛了树生，可以说小宣无意间强调了这个家庭的不和谐，同时也导致树生在小宣身上看到了和这个压抑的家庭相符，和文宣的软弱相称的特点，最终推动了树生的出走。

五、“救救孩子”主题的回归

由于封建家庭中由来已久的祖先崇拜意识，家庭中很容易出现少者被冷落和被置于“地位链条”最后的情状，正如小宣的教育问题，看似汪母站在小宣的角度反对他接受新式教育，但实质上不论是树生还是汪母，她们都在替小宣做选择。而汪家压抑的氛围，使小宣的成长过程也充满了沉闷，成为家庭、长者的牺牲品。《寒夜》与很多作品一样，并没有将少者作为一个独立体来审视，但巴金直接从小宣的教育问题进行审问，反而深化了中国家庭文化的主题，并从家庭教育的角度蕴藏了“救救孩子”的呼唤，“家长制”的视角很容易将少者置于被忽视的境地，少者形象很容易被冠以“幼稚、缺乏思想、缺乏鉴别力和判断力”的标签，这是一个异常深邃的社会问题。

作为读者、研究者，甚至作者，常常以俯瞰者的姿态审视少者的行为，但少者的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中较为重要的部分，是“救救孩子”的解决点。《寒夜》中汪小宣身上体现的教育问题避不开三方的诱因：制度思想、学校与家庭。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思想是在传统文化崩溃之后重建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国传统伦理下的思想促使成人教育者不顾少者的心理经验能否理解道德规范，强制灌输给少者相关知识，将其当作“缩小的成人”，以“长者本位”来解释教育。被忽视的少者精神需求的认知在社会政治角度并没有被赋予独立的价值，最终导向少者的话语丧失，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对于学校来说，作为机构，并没有将少者的成长作为学校成立的意义，而是将经济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正如汪小宣在贵族学校各处都需要缴纳费用，这不仅给少者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还给少者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压迫。汪小宣的家庭教育也将少者悲剧推向了高潮，父母的压抑和矛盾、汪母与树生的争论与恶意、父亲的软弱不作为与不可控的疾病、战争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动荡不安、极度贫困和生存压力的威胁……都让汪小宣处于一个需要处处“提心吊胆”的环境中，家庭并不能让他松一口气，所以他的思想倾向本身就是存在缺陷的。于是，“救救孩子”的呼喊在三者交织的矛盾中被重提，社会问题的回归是巴金对少者教育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救救孩子”主题的回归将少者的真实性还给了作品和人物本身，《寒夜》不仅是对女性曾树生出走的叙写，它更是对少者的“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反思，具有时代性的鼓舞与激励，不言而喻的是汪小宣的结局是文宣悲剧的延伸，文本并没有继续叙述汪母带着小宣回到老家后的场景，这是在激发少者在悲剧发生之后意识上的反射和回声，也是对少者出路的探寻，对少者未来的留白，具有深刻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六、结语

《寒夜》是巴金直面社会各种复杂问题的转折之作，也是他对家庭与少者关系的思虑。他对少者隐蔽阴暗内心的挖掘和独特性书写，折射出巴金对少者教育问题的重视，他对旧家庭的批判是冷静理性的，少者没有急迫张扬地逃离，而是纯粹地展现悲剧的诞生，在新旧伦理交错的环境下，被忽视的少者形象的出现，是对家庭新伦理下出现和谐的父母子女关系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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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心怡，南京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國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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