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 李宛真
摘要：基于管辖权冲突理论和边界工作概念，回顾并诠释了中国新闻记者职业权威的构建以及移动互联网对其带来的冲击。移动互联网时代记者职业权威遇到的挑战是：用户成为社会现实的建构者和新闻事件的推动者，新闻机构难以展现时效性这一传统优势，传统新闻生产具有的封闭性被打破。要想在社交媒体时代生存，新闻记者重新确立职业权威的路径应盡量多样化和包容开放。在记者个人权威逐步消解的时代背景下，新的职业权威的重构应关注于媒体机构权威的建立与新闻记者职业功能的再确定。
关键词：传统新闻业；
职业权威；
边界工作；
职业管辖权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1-0149-05
移动互联网从两个方面根本性地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第一，传统新闻业的商业模式逐渐失效；
第二，新闻业逐渐丧失其垄断性的职业地位。以往研究往往聚焦于第一个挑战，对第二个挑战的关注度不高。本文着眼于第二个挑战，从职业权威这一概念入手，考察新技术对职业权威和新闻业的影响，当旧的权威地位下降时，新闻业如何看待和重塑新的职业权威，以及重塑职业权威的过程会产生哪些有意无意的后果。简而言之，职业权威是我们理解新闻业转型的一把钥匙。
一、记者职业权威的构成基础
作为一项职业，记者因何获得职业权威？其他职业为什么认可并接受记者的职业权威？职业社会学提供了管辖权冲突理论（jurisdiction conflict）和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概念来解释职业权威现象。阿伯特［1］认为，各种职业构成相互依赖的系统，为了争夺管辖权，各种职业之间的斗争永不休止，成功获得管辖权的职业为自己与其他职业之间建立起了清晰的边界，从而树立了职业权威，因此当职业间的边界模糊、职业权威衰落时，也就是管辖权的争夺激烈之时。这一理论视角的特点在于用生态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各种职业，适用于解释新旧职业权威的更替转折。
管辖权具有排他性。传统环境里，新闻记者垄断了信息的采集和发布机会，其他职业认可记者的这种垄断，从而使得记者职业具有合法性，获得了职业权威。移动互联网时代，普通公众能够低成本地“入侵”原本由职业记者垄断的工作领域，出现了“去专业化”现象，“用户生产内容”“公民新闻”“参与式新闻”等概念捕捉到了相同的现象，即普通公众参与到信息采集、选择、发布、评论活动中［2］，记者职业权威因而衰落。
在阿伯特的理论基础之上，LEWIS［3］借用GIERYN［4］研究科学共同体时提出的“边界工作”概念，认为新闻业合法化的过程就是划界工作的过程。边界工作指的是新闻记者相对于其他职业确定职业边界和生态位置的社会过程，这是阿伯特所提倡的管辖权冲突的一般性表现。
记者建立职业权威的过程也就是争夺管辖权、划定职业边界的过程，记者常用的策略分成对内对外两大类。对内而言，专业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记者持续稳定地提供时效性强、高质量、深度新闻报道，试图重新掌握对新闻事件的话语阐释权，违背专业伦理的行为被整个新闻社群声讨清算［5］。对外来看，记者们一直在试图划定明确的职业边界，比如借着讨论重大话题的机会强调专业记者与未经训练的公民记者之间的区别，借着离职之机发表公开告白［6］，这些国外研究共同的特征是从技术角度来考察记者重塑职业权威的努力，相对而言，忽视了政治与经济因素对职业权威的影响，在国家强烈干预职业生活与经济活动的案例中，管辖权冲突理论的普适性值得进一步考察。
二、记者职业权威研究在中国
在我国，新闻记者一直是党和国家各项重大事业积极的宣讲者和推动者之一，在此过程中，记者职业活动的后果之一，就是通过确立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而建立了职业权威，在重大事件上能够掌握话语权。然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北京乃至全国已经出现了由于经营困难而主动停刊的报刊，新闻报道的质量急剧下降，社交媒体平台上升成为重大社会事件发酵和展示的舞台，传统媒体难以干预重大社会舆情，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下降，记者的职业权威出现危机，大量记者离开传统媒体岗位另谋出路［7］。
关于我国记者职业权威这一研究对象，国内相关研究大致分成了两个研究取向。第一种研究取向在寻找新闻业的出路和未来时，强调新闻工作与其他职业工作之间的边界融合，忽视甚至取消了记者的职业权威性。
面对移动互联网带给新闻业的冲击，国内学者大多从技术角度进行考察［8］，体现了互联网的用户思维，即技术进步满足了用户需求因而能解决社会问题。大量研究关注新媒体采纳新技术所导致的社会效果，对用户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记者的研究。即使研究新闻记者，有些研究鼓吹互联网的融合性和连接性，淡化了不同职业之间的边界，这无助于重新确立记者的职业权威。
以关于数据新闻从业人员的研究为例，研究者都在强调培养从业人员的哪些技能才能更好地提供数据新闻，以及数据新闻对传统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挑战［9］，鲜少研究考虑到数据新闻团队里记者与程序员的职业分工与冲突调适，即主导权由谁掌控。媒体组织试图把数据新闻纳入既有工作流程和新闻发布方式中，从而维系新闻记者在组织内部的权威地位，而不是将已有的权威地位拱手让出。
第二种研究取向通过对焦点事件的个案分析，鼓吹划界工作，重新确立记者的职业权威。陈楚洁和袁梦倩［10］将边界工作分为面向新闻业内部的边界工作和面向新闻业外部的边界工作，前者指“驱逐”越轨的“不专业者”，后者指面对新媒体冲击时强调专业新闻的优势，面对网络民意的裹挟时强调专业判断。
但是，在塑造中国新闻职业权威的过程中，国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市场与技术三方博弈中，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职业权威才能被建构和重塑。新闻权威如果不能获得国家认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管辖权冲突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11］。
三、移动互联网对记者职业权威的挑战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记者难以维系过往排他性的管辖权，职业权威由此受到严峻挑战。
首先，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和用户的地位上升，过往不平等的“传—受”关系被打破，用户发布信息的门槛一再降低，用户成为社会现实的建构者和新闻事件的推动者。早在2009年回顾邓玉娇案报道时，多位记者们就意识到了网络民意的非理性，反感它对新闻报道专业性的干预［12］。然而到了现在，社会化媒体用户、自媒体写作者、公民记者、直播网红等群体都已参与到了新闻信息的收集和发布活动中，蚕食了原本由专业记者所垄断的新闻报道活动，甚至改变了信息发布的形式和要素，构成了对新闻权威的挑战［13］。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过程尚未完成，就被裹挟着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去专业化的浪潮。
其次，记者亲临新闻现场，提供可信的一手信息和具现场感的报道，把远方发生的事件“带到”受众面前，这不仅仅是新闻工作的价值所在，而且由于它区分了记者与受众掌握信息多寡，从而建立了记者的职业权威基础。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足不出户做新闻”成为常态［14］，或者由于新闻机构经费困难、难以支持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采访活动，或者由于“加速”状态下，新闻机构难以展现时效性这一传统优势，只能展现自己在深度、背景、细节等方面的优势，或者由于新闻的情感性泛滥、信息与事实的地位相对下降，导致写作和编辑的重要性提高、新闻采访的地位大幅度下降。总之，构成记者权威性基础之一的现场感和对信息的垄断性丧失了。
再次，传统新闻生产具有封闭性，公众被排斥在新闻生产之外，很难核验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里的行为活动。ZELIZER以肯尼迪遇刺报道为例，阐述了美国电视新闻记者如何通过反复讲述这一事件来确认自己的权威地位，当任何人（学者、公众、报刊记者）谈到肯尼迪遇刺时，都不得不依赖电视记者所提供的画面、框架和叙事话语时，电视记者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就不容质疑，至于新闻事件的真相如何，并不在记者的考虑范围之内［15］。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后台部分开放给公众，这种透明性开放性不仅使记者职业权威的神秘性消失、专业性受到质疑，也模糊了记者职业的边界，普通用户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影响着新闻生产的走向和实践。同时，公众逐渐意识到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可能经过了包含主观立场的剪裁、取舍和重组，也更容易发现不同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可能有差别。对于记者是否能做到“公正无偏”，公众有了更多的疑虑。
四、记者职业权威的重构
在过去，大众媒体与读者的距离很远，记者在公众看来有很强的距离感，一堵“新闻专业性”的高墙隔开了媒体、记者与公众，在这一前提下树立的职业权威早已不适用于移动互联网的环境。新的职业权威的重构应着重于两点：媒体机构权威的重构与记者新闻职业功能的重构，弱化对记者个人权威的强调。
由于官方身份的加持，国内的官媒机构仍然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力。媒体机构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处于优势地位，这一保护屏障部分来自于国家政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过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21）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规定》保障了新闻机构的垄断地位和官媒的话语权。因此，依靠政策优势，根据互联网新环境的特征适当调整媒体的整体运营策略和定位，从而保住甚至提升媒体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威性都是可能的。具体来说，考虑到政治和经济因素，官方媒体重建职业权威的重点在于如何在新闻宣传中贯彻国家意志，打造对官方思想进行权威解读的平台，在这之后，再找到合适的经济生存模式。
如何重建新闻业的职业权威，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记者个人身份的淡化和权力的剥离。然而在社交平台环境中，记者个人权威的下降似乎是必然趋势。在我国，“党报记者”这一身份赋予了记者采访和收集信息的合法性、解释新闻事件的合法性，由此建构了记者的职业权威。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采集和发布的垄断权被打破，这种新闻去专业化的现象导致传统记者的职业权威被削弱。记者的职业权威不再由信息采集和发布的垄断权来确立。在当前公共语境下，记者的职业权威地位下降，公众地位提升，互联网用户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传统记者的角色和地位必然被淡化了，这促使传统记者不得不尝试转型。
“足不出户做新闻”的行业新常规虽然意味着记者在采访权和信息垄断权方面的削弱，但考虑到大多数新闻媒体的经费困境，将现场记录这一权利让渡到公众身上，打破“第一现场报道应由记者完成”固有认知或许是一种无奈但可行的办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记者从现场报道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打磨高品质的新闻报道，以清晰的观点和表达助推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事件的解决和社会制度的完善。放弃信息采集和发布的垄断特权，意味着对记者个人能力和观点境界的更高要求，要有精准把握社会脉络的能力。
此外，还需要明白的是，记者个人权威的淡化在当下并非是坏事，没有必要死守这一职业的垄断地位，记者的优势不在于技术。以驱逐不专业的越轨者为主要行动的边界工作并不成功，无法挽救传统记者身份消失的趋势。尤其是在人人可发声的语境下，强调自身发声的专业性不具备说服力。记者需要摆脱与受众处于二元对立的固有认知。在每一次新闻事件中，多元主体拥有信息披露、詮释和呈现不同观点的权利，促成平等讨论，共同推进社会事件的解决和社会制度的优化。在社交媒体的舆论场中，理性/非理性、专业/非专业的对立论都被打破，网络民意与多元协商是最重要的推动力。
况且记者虽然失去了信息的垄断权，但仍然可以参与到眼前的一片用户流量蓝海中。在多元主体、多方博弈的社交媒体环境中，这不再是传统记者的个人展演舞台，而是多方共同协商推动的平台。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不再过多关注如何维护记者的个人权威，而是将注意力放到如何发挥自我特长，实现价值和功能的落脚点上。
只要具备优秀的个人能力，同时又能够成功地将个人能力嵌入到社交网络之中，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并逐步构建专业性的权威。网络世界并非没有门槛，在低俗土味内容泛滥的今天，加上有效审查制度的逐步完善，记者完全有能力在其中脱颖而出并构建新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并且这种构建的路径将更为多元。因此，在国内社交媒体的环境下，记者的转型和职业权威的重建应重点发掘利用好官媒的优势地位，同时以可行的盈利模式和技术特长来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和工作边界。
五、探索重建职业权威的策略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要想重新建立职业权威，首先要重建用户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信任。并非先有权威才有信任，而是先有信任才有权威。记者担任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解释的职责，向用户提供关于现实的知识。记者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和发布者，也是事实的阐释者、新闻事件的组织者和策展者。
从管辖权冲突和边界工作的概念出发，职业权威的建立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不同职业之间的争夺、冲突、合作都是社会关系。新闻的记录者不再区分专业与业余、圈内与圈外、正确与错误，而将业余吸纳进专业，创造机会、让圈外人（普通用户）参与新闻实践活动，接受普通用户对新闻业的质疑和改造。打破封闭的新闻生产边界，呼应互联网的开放性。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草根达人为出圈各出奇招，能够吸引粉丝和争取影响力的方式有很多，创新没有什么限制可言。处于这个时代的记者亦是如此。新闻记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决定了他们避不开互联网这一重要语境，要想在社交媒体时代生存，重新确立职业权威的路径应该尽量多样化和充滿包容性。
以短视频平台为例，目前短视频用户体量已经发展到庞大规模，但市场空间仍未饱和，尤其是人们的各种生活与心理需求都能逐步在网络世界中得到满足［16］，以短视频为主要娱乐消费方式的生活常态正在形成，这些都意味着移动互联网还拥有着无限潜能。此外，目前移动互联网的消费主力群体逐渐由年轻人发展到中年及以上人群。在短视频平台，记者试图重建职业权威的探索应当基于以上短视频传播的独特之处。
在内容上为适应移动互联网的产品特征，一大趋势就是走向视觉化生产。打造优质的视觉化产品是在网络环境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手段。可以发现已有许多新闻机构开始进行这一方向的创新。不同于过去以口播和画面解说为主的传统电视新闻，现在的短视频新闻传递的是一种临场感和画面感，混合了情感的元素。此外还有模仿目前流行的视频博主而推出的记者vlog，相比短视频时间更长［17］，不再局限于瞬时发生的新闻事件，更强调体验感和真实感。新闻内容轻松化、情感化、娱乐化的趋势拉近了记者与用户间的距离，破除了新闻专业性的高墙。
在新闻写作和叙事风格方面，记者也将迎来更多可能性。除了5W、倒金字塔结构，或许还有娓娓道来的故事叙述风格、更加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文字与画面和音视频配合共同出现、“你我他”等人称代词使用频繁。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角度更加多元化，例如“江歌案”这一新闻事件，有些记者选择报道陈世峰杀死江歌的案情，也有关注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冲突的报道［18］。
在账号运营和宣发策略方面，可以发现尽管目前有很多网红大V的内容质量不高，但他们吸纳粉丝、拓展影响力的一系列策略是有效的。很少有网络达人能够同时更新和维护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他们往往选择一到两个平台进行重点经营。传统媒体可以借鉴这一点，在不同的平台创作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新闻产品，而不是进行单一的复制粘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想要重新确立职业权威，应当拥抱更多元的媒介传播形式。只有制作出能吸粉的、高质量的作品，实现“出圈”扩大了影响力，成为“网络红人”，才更有资本去谈论形象塑造和权威塑造。有了稳定的粉丝基础和显著的影响力，才能在网络时代进行有效的主流新闻价值输出。
此外，新闻机构对于新闻产品的包装应当进行创新升级。保护新闻版权，提高用户接触新闻的成本，培养用户的付费习惯。移动互联网存在着如下传播模式：拥有采访权的媒体辛辛苦苦收集信息，大量自媒体写作者、社会化媒体用户、直播网红等“洗稿”并加工信息，以情感化私人化方式重新叙述故事，获得流量和注意力。这种传播模式伤害了机构媒体的利益，令新闻采访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且，普通用户习惯和追捧这种叙事风格，忽视了机构媒体的贡献和专业性，也很难建立对机构媒体的认可和信任。新闻付费对新闻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单就新闻权威而言，付费使得用户获得了高质量的信息。免费导致移动互联网里充斥了大量低质量信息，用户被低质量信息淹没，没有多余精力接触高质量信息。只有用户能够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信息，才能够重建对于优质媒体专业能力的信任。
六、余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传统媒体的盈利能力和社会影响力都在下降，数字媒体、社交媒体以及正在出现的智能化媒体挑战着传统新闻记者的职业准则和伦理规范，中外记者的失业率和离职率都在上升［19］，国外研究者们用“死亡”“崩溃”“危机”［20］等字眼来描述移动互联网冲击之下的传统新闻业。当新闻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记者职业权威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和不确定性。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重塑新闻业的职业权威一定要基于互联网生存环境的特点来进行。一种可能是以政策优势作为背书，强化机构作为官方媒体的话语权，虽然记者个人职业专业权威的消逝已成必然，记者与用户之间形成了平等交流关系，但公众仍然需要的是媒体机构的专业权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在数亿原子化的、差异化的用户面前，需要一定数量代表官方话语和具备可信度的强大媒体机构来破除混沌、引导话题，正确引领舆论方向。在诸多难以辨识的网络信息面前，公众需要借助这样的权威性机构来了解事实真相，进行理性思考。另一种可能是借助平台资源和新闻记者团队协作的优势来打造“个人记者明星”，以造星的方式来塑造记者职业权威的形象。挑选部分有潜力的记者与其他网络大V竞争粉丝和影响力，分一块互联网“蛋糕”，未尝不是一种记者转型的出路。许多新闻机构实施打造网红记者的策略，将一批记者推向台前、推向公众，他们因极强的表达能力、精心打造的外形区别于普通用户，这些记者以强大的吸粉能力和个人影响力无形中输出了主流新闻价值，同时也让公众重建了对其专业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M］.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SINGER J.B，HEINONEN A，DOMINGO D，et al.Participatory Journalism：Guarding Open Gates at Online Newspaper［M］.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1.
［3］LEWIS S.C.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J］.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2（6）：836-866.
［4］GIERYN T.F.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6）：781-795.
［5］CARLSON M，LEWIS S.L.Boundaries of Journalism：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
［6］USHER N.Goodbye to the News：How Out-of-work Journalists Assess Enduring News Values and the New Media Landscape［J］.New Media & Society，2010（6）：911-928.
［7］胡沈明，胡琪萍.媒體人离职情绪表达变迁及其实质研究：基于2003—2016年媒体人77份离职文本的分析［J］.西部学刊，2017（3）：16-19.
［8］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J］.国际新闻界，2016（9）：135-153.
［9］沈浩，谈和，文蕾.“数据新闻”发展与“数据新闻”教育［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11）：139-142.
［10］陈楚洁，袁梦倩.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5）：55-69，127.
［11］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12］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方传媒研究（第19辑）：媒体与民意［M］.广州：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
［13］白红义.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26-36，126.
［14］周子杰.足不出户做新闻：远程报道的常规与新闻业的地方性困境：基于对S报的田野调查［J］.新闻记者，2022（7）：45-47，70.
［15］ZELIZER B.Covering the Body：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6］丁迈，张天莉，罗佳.短视频的用户生态与需求演进：短视频用户价值调研报告（2020）［J］.新闻与写作，2021（2）：52-59.
［17］梁君健，黄一洋，阳旭东.数字新闻生产创新：一项关于记者Vlog的新闻社会学研究［J］.新闻界，2022（2）：4-11，20.
［18］王辰瑶，刘天宇.新闻权威为何失灵？：“江歌案”中多元传播主体的话语实践［J］.新闻记者，2019（5）：4-13.
［19］WEAVER D.H，WILLNAT L.The Global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M］.New York：Routledge，2013.
［20］ALEXANDER J.C，BREESE E.B，LUENGO M.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作者简介：陈阳（1976—），女，汉族，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新闻业、政治传播、互联网。
李宛真（1994—），女，汉族，湖南郴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智能新闻业和互联网。
（责任编辑：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