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疆启动了以牧民定居为主的生态移民工程。随着“游牧—定居—城镇化”生活的变化，生态移民社会发生着巨大变迁。论文从生态移民社会变迁的视角，研究分析了生态移民对新环境嵌入的难易程度、存在的风险，以及加快移民嵌入的思路对策。
[关键词]社会变迁；生态移民；嵌入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6）01—0061—05
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疆启动以牧民定居为主的生态移民工程。在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生态移民与城镇化的结合日益密切，生态移民以更多元方式加快了新疆城镇化进程。随着“游牧—定居—城镇化”生活的变化，标志着生态移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农牧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跨越与变迁。
一、新疆生态移民社会变迁的特点
社会变迁是社会形态和社会过程的推移。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社会功能、组织制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在生态移民从农村或山区迁入（定居点）城镇生活时，不仅其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发生了变迁，而且个人、家庭以及代际的更替都面临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随着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生态移民社会也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呈现以下特点。
（一）外力推动下的社会变迁
生态移民是以政府为主导、外力推动下的迁移过程。美国学者威廉·奥格本提出了“文化滞后是新技术的采纳和与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的补偿性变迁之间的非协调期”的观点。其意为物质文化和技术新成果的采纳与运用速度迅速，但为适应新技术而进行修正的非物质文化过程相对较慢。生态移民是非自愿、以外力推动下的人口迁移，其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性远比物质文化的变迁更缓慢与滞后。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生态移民是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只有激发诱致性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耦合互动关系时，其交易成本才能最低。新疆生态移民区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薄弱、制度创新不足，具有现代化进程中起步晚、起点低、市场机制导入迟的“迟发展”特征，不具备强制性制度转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与土壤，简单嫁接和复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生态移民的贫困现状，但因其是外生植入型的制度变迁，缺乏自发动力，植入的新制度与原制度耦合度不高，系统内部未能形成有效的、良性的动力与创新机制，使强制性制度变迁效应被“挤出”，造成经济效率损失与政策效果减弱。
（二）“准城镇化”下的社会变迁
生态移民是不完全的“准城镇化”模式。完全的城镇化要实现三维转型，即人口地理空间的转移、产业结构非农化转型和农牧民的市民化转型。而生态移民的主体并没有发生产业转移，即职业没有改变，仍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就业方式，是单纯的“农牧民进城”，进入小城镇享受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与一般的“农民工”不同，农民工已进入城市生活，早已实现了产业的转移，只是还未享受到城市社会保障而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群体。尽管生态移民安置点是高规划高水平建设，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并不高。农牧民进入城镇生活，享受较低水平的城镇服务，而且不能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同等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是“准城镇化”下的社会变迁。
（三）介于乡村与城镇间的社会变迁
生态移民社会具有从乡村向城镇转型的过渡性特征，是介于乡村与城镇间的社会样态。生态移民社会仍保留了乡村特征。组织形式仍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牧经济，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家庭、家族以及乡亲邻里为主形成的。受语言沟通障碍的影响，与新疆其它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一样，具有典型的封闭性和不流动性特征，并未出现类似内地农村的人口过疏化和村落空心化问题，尽管生态移民家庭中也有青壮年到外地打工，但对家乡的归属和认同感依然很强。乡土、草原传统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基本没有变。同时，生态移民社会又具有城镇现代特征。逐渐脱离传统、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现代”方式关联度越来越高。首先，社会流动性增强。流动性与牧民在山上的游牧的流动不同，是开放社会下的人口的自由流动，即外出打工、上学、培训、定居，以及闲暇时间外出打工的“钟摆”式兼业等形式，加大生态移民与外部社会的交流与学习。其次，团体内部不稳定性增强。因生态移民来自不同的乡村、牧场，地域的差异、习惯的差异、彼此不熟识，易形成团状聚集或团状分离。团体之间以及团体内部都呈现出不稳定性、易碎性，社区内部没有统一的价值情感、集体意识。第三，组织化增强。与乡村、山区相对离散的自组织形态不同的是，城镇组织结构中社区作用的凸显，村民委员会完全是松散性管理。生态移民社会将公共卫生、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法律服务、养老服务和公共安全等职能服务回归政府，有效弥补农村公共产品的“缺失”，公共服务、民众诉求、社会规范、文化共享等功能逐步向社区转移，社区、社团作为生态移民管理服务的载体，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功能。
二、新疆生态移民社会嵌入程度与风险分析
波兰尼（Polanyi）的“嵌入理论”提出个体行动者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个体行动者会依据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做出符合自己目的和意愿的选择。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进一步提出，社会嵌入需维持“社会化”的平衡，在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保持互补与融合，才能在复杂的、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达成既定目标。经过后来学者的研究补充，社会嵌入理论的内涵可归结为，社会嵌入的结构是多元的。任何个体或企业的经济行为无一不受到社会复杂因素的影响，个体会不断地进行调整以融入动态的社会网络中。①
生态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经历着“脱嵌”与“嵌入”过程。生态移民迁入定居点（城镇），能否快速适应并完全嵌入新环境中，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不仅取决于生态移民的心理状态、适应能力、文化素质、传统习俗等，还取决于迁入地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氛围等。适应是脱嵌的过程，而嵌入是适应的更高阶段。“脱嵌”是生态移民适应新环境的初始阶段，“嵌入”是在“脱嵌”的基础形成的。生态移民嵌入的过程是通过学习实现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互补与融合的过程。移民在学习知识、获取信息、提升适应能力之后，逐步适应新环境下的社区、组织等以及社会、文化、组织制度的变化，融入新的社会网络中，使就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等融入新环境中，实现角色的转变与身份认同，产生社会归属感。“生产方式适应—生活方式的适应—文化的融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态移民的社会嵌入是其社会化、现代化的过程，即逐渐放弃原有已适应成山区、草原游牧、农耕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进入新环境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新移民在与城镇居民共变中趋向接近并最终融为一体。
（一）新疆生态移民的社会嵌入程度
1.依据生计方式的变化，经济嵌入程度不同。经济嵌入主要指生产方式的适应程度。按生态移民从事的产业和其经济嵌入的易难程度可分为农农型、农牧兼营型、工厂化养殖、牧转农业型和二三产业型。其中，舍饲养畜型、农牧兼营型是新疆生态移民主要产业类型。农农型、牧转农业型和二三产业型数量相对较小。农农型的生态移民经济嵌入成本最低，因其搬迁前后产业没有发生变化。农牧兼营型生态移民的经济嵌入难于农农型，但易于其他种类，从养殖业拓宽至农业领域，从单一养殖方式向多元化的养种一体转变。政府为牧民分配土地，作为饲草地解决舍饲喂养问题。从草原放牧转变为秋冬季节的舍饲喂养，其生计方式和产业形式并未有大的改变，仅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从粗放式放养到精细化的人工喂养，劳动密集度大大提高。舍饲喂养与草原放牧相比，饲养成本大大提高，一定程度上强化生态移民的成本意识与市场理念。工厂化养殖是吸收部分牧民直接进入现代化养殖厂。从事的畜牧业虽没有变化，从没人管理的自由放牧生活转变为有制度约束、服从企业管理的工厂工人，需要培养现代化的养殖理念和组织制度的服从意识；牧转农业型、二三产业型生态移民经济嵌入相对较难。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世代以游牧为生，不擅长农业生产，与畜牧业相比，农业对大自然的依赖度相对较小，但对种植技术、田间管理水平的要求更高，既懂养殖，还要学习田间技术，种植管理饲料地。因此，牧转农业型移民适应的时间较长。二三产业型生态移民经济嵌入的难度最大。二三产业对文化素质、语言沟通、专业技能、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较高，因此，生态移民适应的难度大。
2.依据安置方式不同，关系嵌入的程度不同。按生态移民安置方式和社会嵌入的易难程度可分异地整体搬迁、新区规模化搬迁和插花小规模移民搬迁。异地整体搬迁涵盖面大，包括新区规模化搬迁。在实施中，异地整体搬迁大多是一个牧场的牧民搬到一个定居点。新区搬迁则是来自不同牧区，愿意和有条件的牧民进入新区中。异地搬迁基本保留原有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基层组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移民虽搬迁到陌生的环境，但因社会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与语言文化相同、风俗习惯相近、背景相似的同类民族居住在一起，容易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比较容易适应与熟悉新环境。新区规模化搬迁因来自不同牧区，社会关系有较大的变化，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适应过程。因此，其社会嵌入较前者略为困难。插花式小规模移民搬迁中，有些移民自己投亲靠友，或是政府给予一定补助，由政府出面分散安置到城镇中。这类较整体和规模化搬迁的生态移民而言，社会嵌入的难度最大。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自然产生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土交往伦理。”因移民分散进入城镇社区，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被打破，曾经紧密的地缘关系被空间分离而逐渐弱化，乡土社会下形成互赖信任的关系丧失。再加之，从单一民族到多民族的混居变化，信仰、语言、习俗等文化差异让移民本能的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多数移民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原牧场（乡村）的村民，极少或不愿与外（场）村的人交流往来。虽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但有明显的界限与隔阂，出现社会交往障碍和利益摩擦问题，阻碍了移民与其它城镇居民快速形成和睦友好关系。面对“熟人社会—陌生社会”环境的大跨越，新的社会关系未构建之前，移民始终会存在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孤独无助的心理。
3.依据城镇化不同水平，社会嵌入的程度不同。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社会嵌入度越高。受政策因素的影响，生态移民前期与后期，政策差异较大。初期，少有国家资金支持，几乎全是各地州自筹资金，投入少，规划水平低，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配套，远离城镇与市场中心。这一时期的移民对新环境产生较强的不适与焦虑。中后期，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在国家项目资金的支持下，对移民区高水平规划，大多选择在交通相对便利，基础条件较好、具备“五通”条件的地区。但不同的定居点差异仍然较大，临近城镇，城镇功能完善，教育医疗条件便利的，移民的社会适应要快。远离城镇，相对偏远，看病上学不方便，社区服务不到位的，移民的社会适应较慢，常会有所抱怨。
4.依据搬迁时间长短，文化嵌入的程度不同。通常文化的嵌入难度最大，需要时间去磨合。时间越久，对原居住地的记忆才会逐渐淡化，受迁入地潜移默化的影响越大，习惯与适应新环境，产生了归属感与稳定感。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疆就出现了生态移民，至今已有30年的时间。2000年以前搬迁的称之为老移民，之后的为新移民。老移民比新移民对原环境的脱嵌程度要高，对新环境嵌入程度要深。新移民中，尤其是近几年才迁入的移民，因对新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网络的陌生与不适应，对原居住地还有很深的依恋情结，正如农民有“恋土”情结，牧民有“恋草”情结一样。搬迁时间越长，文化嵌入程度越高，对新环境的认可与接受程度越高。生态移民的二代因在新环境中成长，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较高，思想观念开放，在行为和态度上个性化倾向明显。与父辈相比，对乡土、草原的情结弱化，更能认同城镇现代生活方式。大多不愿再从事养殖业，更愿意走出家门务工或从商来养家糊口，消费观念上也相对超前和现代。
（二）生态移民社会嵌入中的风险
迈克尔·塞尼曾提出，外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毁灭性地破坏了一种现存的社会秩序，打破了人文和自然生态的平衡，造成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网络、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解体。①随着生态移民从居住地到迁入地，生态移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迁入地生活就业，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潜移默化地受到新环境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交群体的影响，原有的社会关系、价值观、思维方式将会瓦解和转变，因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
1.经济风险。从“游牧—定居”生活，从生态恶化的牧区搬迁至水土平衡的地区生活，生态移民普遍认为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条件要远好于居住地，但同时也面临着系列经济风险：一是收入降低的风险。收入提高是生态移民迁移的主要原因和目的。移民没有农业耕作知识和经验，缺乏种植技能，产量低效益差。圈养的养殖成本又大大提高，常会出现收入比迁移前下降的情况。在各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入不敷出、经济拮据的情况屡见不鲜。二是失业风险。迁入前，在偏远封闭的山区，与外界隔离，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全家生活维持在温饱状态，消费支出少，经济压力不大，家庭剩余劳动力隐性化。而迁入到城镇或城镇周边后，交通便利、信息快捷，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生活成本、家庭消费支出大幅增加，经济压力增大，形成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需求冲动。随着农业、养殖业的规模化经营水平的提高，一人劳动基本替代了家庭成员的集体劳动，剩余劳动力显性化的特征凸显，就形成就业供给主体。但受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就业岗位、以及个人生产技能、工作经验、学习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经常性的失业问题。失业问题可能会引发民族对立情绪，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三是贫困问题加剧。生态移民本是贫困居民，为消除贫困才离开原居住地。受到资金积累缺乏、生产技能缺失、受教育程度低、语言沟通能力差等因素的制约，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相对较差，部分家庭游离于贫困的边缘。
2.社会风险。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贫富差距分化带来的风险。迁移前，移民职业相同，收入水平差距很小，而迁移后，家庭间的差距日益拉大。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收入水平因适应能力不同而呈现差异。思想活、放开干、能创新的人快速致富，出现了一些承包大片土地、草原的大户和开工厂、办企业的老总，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难以适应新环境而成为贫困群体。呈现了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二是社会阶层出现带来的风险。贫富分化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层的出现。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逐渐瓦解了乡土社会下的“差序格局”。富有者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构筑了对自身有利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生态移民社会掌握着重要话语权，而贫困群体日益被边缘化，排除在富有阶层的关系圈之外。
3.心理风险。生态移民迁入地的市场化化程度相对要高，由以前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变为以市场交换为主的市场经济，表面上定居让移民生活居住更为稳定，但市场激烈的竞争反而加剧其心理的波动。与自给自足经济状态对应的是满足现状、知足常乐的心理状态，而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知难而上、永无止境的心理状态，生态移民从无争无忧的乡土社会进入到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出现心理失衡的问题。马克思曾将人类发展归结为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以及自由个性三种形态。目前，中国正处于物的依赖阶段，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则。托克维尔曾这样描述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生态移民社会正经历着转型，从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阶段转变，资本成为评判个人地位与自尊的重要标准，成为人的异化生存和自我失落的根本原因。当生态移民置身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中，会自觉地随环境而改变，受到周边环境氛围的影响，不再满足于温饱及现状，努力改变现状、实现脱贫致富、追求自尊、价值、地位等而产生的焦虑、自卑、无所适从等心理风险。
三、加快生态移民社会嵌入的对策思路
政府作为生态移民的实施主体，应注重防范嵌入中存在风险，增强移民的脱嵌与嵌入的能力。
（一）发挥政府主体作用
生态移民的实施主体是政府，政府应加大政策力度，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尽快实现对新环境的嵌入。一是鼓励生态移民参与规划。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的全过程都能公开透明，并让移民主动参与并提出相关建议。增强其主动意识，改变生态移民被动搬迁的认识。二是评估和检测。对生态移民搬迁后，应进行跟踪式评估与监测，以避免各级政府只为完成国家移民搬迁任务而出现的“虎头蛇尾”的做法，导致搬迁后难以适应环境而出现的“返迁”和抱怨政府的现象。三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快土地和草场的流转，推进农牧业现代化进程。适应市场需求，拓宽第一产业领域，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药材、绿色产品、蔬菜大棚、盆景花卉等的种植，家畜家禽饲养。提升第二产业。加大对果品业、乳业、酒业、民族服装、手工编织等民族手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市场开拓，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价值链。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或从事建筑业。发展民族餐饮、农家乐、观光旅游、物流运输等第三产业。学习新商业模式，运用互联网新形式，鼓励农牧民自主创业，应用网络改变传统销售渠道，宣传销售自产产品。
（二）加强生态移民社区建设
社区是生态移民生活居住的空间，也是移民享有平等权利的载体。一方面，社区要让每个移民都有家的归属感，需要社区营造优质到位的服务、以及人人参与管理的良好氛围。生态移民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对环境极不适应，而社区作为移民直接面对的“窗口”，对消除陌生、缓解恐惧具有重要的作用。就需增强社区服务意识，将以往对社区居民防范式的管理变成微笑式、亲人般的关怀，让移民对社区有认同感，逐步在心理上适应和接受新环境。另一方面，要培养社区精英。社区精英对生态移民具有榜样和示范带动作用。新疆生态移民主要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不同民族之间容易产生防范戒备心理，同一民族易于认同与接受，便于沟通与协调。本民族的精英对移民产生了示范带动作用。社区要注重培养移民中威信高、品德好、发挥正能量的核心人物，为社区精英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发挥精英在缓解冲突、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
（三）注重生态移民个体的发展
生态移民都是独立、能动的个体，要充分发挥生态移民个体的作用。一是提升生态移民的知识与能力。舒尔茨曾指出改善人的质量，必须对人本身进行投资，通过科技、教育等手段使人获得某种能力，表现为人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生态移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知识与能力难以适应新环境、新岗位的需要。鼓励生态移民参加庭院养殖、果树栽培、病害防疫、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技能，能较快、有效地适应新环境。二是提高移民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即移民行为的意愿与态度。在新环境下，移民要面对比迁移前更多风险与复杂的问题，如价格下跌带来的市场风险、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失衡等等，需要移民摆脱依赖心理，保持良好、积极的心态，去适应新环境新变化。
参考文献：
[1]候东民，张耀军，孟向东等.西部生态移民跟踪调查——兼对西部扶贫战略的再思考[J].人口与经济，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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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晓峰.新疆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困境与对策[J].贵州民族研究，2014，（08）.
[4]陈昀，向明，陈金波.嵌入视角下的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J].管理学报，2014，（06）.
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