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人的印象，身量不高(1.65米，跟我一样高)，不太胖；长圆脸，黄皮肤，五官端正，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在各种场合中他穿的服装跟那个时代的一般职员、知识分子没有两样。与人说话，用深厚的男中音，晚年变成男低音和气地说着北京话。但不贫嘴恶舌，也不油腔滑调。所有这些外部特征，让人感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人没有多大区别。
在北京满汉融合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尤其在近半个世纪里，从文字、语言、服饰、习俗、信仰、礼仪等方面，北京的满人与广大的汉人的差别几乎使人看不出来。文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最主要的标志，可是我父母这一代已不会说满语，不识满文，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习汉语，识汉字。父亲从他24岁到50岁之间，远离了满族家庭与广大的满族族群，到英国、山东、重庆、美国等地生活。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不知他根底的人，看不出他是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人。可是，父亲出生在清朝末年北京的满洲正红旗的家庭里，他是旗人。满族是他生命的源泉与生成的根基。先天的血脉，后天的耳濡目染，满族文化的浸染，民族精神的熏陶，在他的思想里、习惯里、作风上与爱好上，存留着满族的印痕。纵观他的一生，他习武不断，爱京戏、听曲艺、说相声，他的这些行为表现，爱好、情趣与生活作风中的特点，集合起来，就能看出了他的满族本色。我们从满族角度来看他，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他的文学作品，正是知人才能识文。
一、习 武
这是他的终身行为。不能说他有武林高手那样的武功，他也不会骑马射箭。可他会多种套路的拳术，刀剑棍棒全练过。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极少见的，而且一般人知之甚少。
他19岁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即现在北京方家胡同小学)后，非常重视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在他调离小学任北郊劝学员时，1921年5月举行的全市小学生联合运动会上，第十七小学获得多项优异的成绩。在这个运动会上还散发了他和同班同学，后来成为北京著名国画家颜伯龙编制的一本《舞剑图》。图由颜伯龙绘画，他拟文字说明。这一段时间，他正在练习太极与剑。
1930年夏，他从英国经上海回北京后，住在他同学、好友白涤洲家中。一天北平《学生画报》社记者陈逸飞去拜访他，他正在屋中练拳，他对陈逸飞说他练的是昆仑六合拳的内家拳，专重气功，是为了养生防身。陈不信可以防身，两人一过手，一下就把陈击败。陈也想跟他学习此功。他答应陈只要不对任何人说他练武，可以借给陈一本《拳谱》，自己照着练。陈逸飞在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称赞父亲长于技击(见1983年10月12日《体育报》陈逸飞文《老舍与昆仑拳》)。
1933年5月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时，因腰背痛，多方医治，效果不明显。父亲就拜济南的山东第一枪马子元为师，先学太极，继练重义潭腿、查拳、洪拳、六路短拳、枪剑对击，以及外界鲜见之技。一年时间学会20多套。一年练功习武，果然病痛痊愈，气色红润，精神饱满。父亲特赠马子元一把折扇，亲题扇面，记述这段习武经历。
1934年夏，全家迁到青岛。诗人臧克家到金口二路的住所看望他，只见楼门墙壁上挂满了刀枪棍棒等十八般武器，令他惊异。这才知道他为了锻炼身体，天天练武(见臧克家《老舍永在》一文)。
1935年2月3日春节前夕，父亲在山东大学的辞旧迎新晚会上，表演了一段剑术，博得了师生的称赞(见1935年2月9日天津《益世报》《废年·除夕·青岛·山大一夜狂欢，笑神老舍大显身手》一文)
1937年4月25日，他在《益世报》上发表的《这几个月的生活》散文中，写他辞去山大教职以后的生活，特别写出打拳中的感受：“每天差不多总是7点起床，梳洗过后便到院中(即青岛黄县路12号“老舍旧居”)去打拳，自一刻钟到半点钟，要看高兴不高兴。不过，即使不高兴，也必打上一刻钟，求其不间断。遇上雨或雪，就在屋中练练小拳。”不过它的好处是方便：用不着去找伴儿，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活动；”“打拳呢，可长可短，可软可硬，由慢而速，亦可由速而慢，缺乏纪律，可是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它没有篮球足球那么激烈，可比徒手操活泼，练上几趟就多少能见点汗儿，背上微微见汗，脸色微红，最为舒服。只要有恒心，天天活动一会儿，必定有益。”
自1930年到此时，距七七事变仅有两个多月，在这几年中父亲在大学里，每个学年担任欧洲文学等多门教学，在繁重的教书工作之余，还写作了大量小说等文学作品。此时期他除负担自己四口的小家外，还负担赡养北京的老母和哥哥一家，开销很大。若不是他坚持不懈的用心练武，战胜病痛，强壮身体，保证自己有充沛的精神和体力，他做不到长期不休息的工作。与此同时，他通过练武的收获与体验，又结交了武术界的朋友，也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真实而丰富的素材。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1937年11月15日，他弃家小，从济南一人逃至武汉，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在武汉，他身无定所，过着流亡生活。辗转了几个住处后，应冯玉祥将军的邀请住到他武昌的官邸。父亲在《我为什么离开武汉》一文中，记叙了住在这里的情况：“冯焕章(即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的冯玉祥)先生听到我已来到武昌，便派人来约，不但能给我一间屋子，而且愿供给我馒头与面条。”“及至到了冯先生那里，照样的有树有花有草有鸟，并且院子很大，不但可以打拳踢腿，还可以跑百米而不用转弯。在华中有好友，这里的朋友更多。人多而不乱，我可以安心的读书写字。几个月中，能写出不少的文字来，实在因为得到了通空气的房屋，与清静的院宇，我感激友人们与冯先生!”1938年1月12日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在日记中记载他对手枪队士兵的讲话：“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看见人家那样刻苦，你们心里有什么感情呢?不单应该跟他学，而且更应当跟他学。老舍先生便是你们很好的一片镜子。”
1938年3月15日夜，在空袭警报刚解除不久，他给陶亢德的信中，感叹自己身体瘦弱，有心无力，在这大家都当拼命卖力气，共赴国难的期间，便越发使人苦恼，自恨力短。他希望文人们也都顾及身体的保养与锻炼，不要因为生活窘迫，工作勤苦，咬牙努力而呕血丧命。他写道：“文人们，你们必须有铁一般的身儿，才能使你们的笔像枪炮一样的有力呀!注意你们的身体，你们才能尽所能的发挥才力，成为百战不挠的勇士。”
1942年4月在重庆的父亲以《家书一封》发表了他给在北平的母亲的信。他写道：“济与乙都去上学，好极!唯儿女聪明不齐，不可勉强，致有损身心。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加减的算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