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阿来）——《张伯驹身世钩沉》（寓真）——《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毕飞宇）——《镜子里的父亲》（李浩）——《朗霞的西街》（蒋韵）——《而黑夜已至》（弋舟）——《猹》（陈河）——]
这一次，我们所讨论话题的起始端点，是阿来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载《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敏感的读者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文坛特别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就是所谓非虚构文学的异军崛起。说到非虚构文学，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这两个文学概念之间的纠结与缠绕。究竟何为非虚构文学？何为报告文学？这两个不同的文学概念是否可以通约使用？这些问题都绕不过去。报告文学，是中国文学界所长期使用的一个文学概念。尽管说从概念形成的时间看，相比较于其他文学文体，报告文学出现最晚，但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我们却仍然会把报告文学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并列在一起，把它视为最基本的文学文体之一种。倘若顾及文学史的发展事实，那么，我们还要说，报告文学这一概念的盛行，实际上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1980年代的辉煌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报告文学才成为了文学史写作中无法被忽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样是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与报告文学相比较，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的进入中国，却是更晚近一些的事情。既然名之为非虚构文学，那当然是相对于虚构文学而言的。而虚构，则正是小说与戏剧这类文学文体最本质的特征所在。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说，非虚构文学的范围，大约就是小说与戏剧这类的虚构文学之外的其他一切非韵文体文学写作的概称。与报告文学一样，非虚构文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强调表现对象的真实性，就是不允许采用虚构的文学方式。然而，在强调非虚构品质的同时，二者之间的差异却也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异，最突出地表现为所涵括范围的大小。具而言之，报告文学这一概念中，明显地隐含着一种新闻性的要求。所谓新闻性，就是要求报告文学的表现对象应该是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人与事。而非虚构文学，尽管说并不排除新闻性，但新闻性却显然不是其不可或缺的本质规定性所在。因为有了对于新闻性的强调，所以，报告文学所涵括的作品范畴，就要明显小于非虚构文学。比如说，阿来这部以康巴藏区二百年历史变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就显然与新闻性无关。与其勉勉强强地把它称之为报告文学，反倒不如把它看作非虚构文学更具合理性一些。再比如，作为一种专门文学文体的传记文学，虽然也特别强调非虚构品质的具备，但却不能够被称之为报告文学，只应该被纳入到非虚构文学的范畴之中。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都在强调一种非虚构本质的具备，但非虚构文学较之于报告文学，却明显具有一种更为开阔、更有包容性的特点。就世界范围内的总体状况而言，大家之所以会越来越趋向于使用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具体到中国文坛，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是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混同使用的情形，但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非虚构文学这一开阔性的概念。
然而，与文体概念的辨析相比较，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却是非虚构文学为什么会在一时之间异军崛起，会成为当下时代引人注目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尽管我们肯定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面的回答，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恐怕却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乱象丛生。对于这种乱象丛生的现实状况，钱理群先生曾经有过可谓一针见血的尖锐揭示：“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突发事件，以及接连不断的因种种原因引发的暴力事件，都表明底层社会民与官，民与商，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临界点，随时都在爆发，还随时会有新的爆发。而这一年，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因为一再受到压制而和体制的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以至到了本来是既平常，也是正常的不同看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彼此水火不能相容。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①惟其因为当下时代的中国处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空前纠结的状态之中，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中国的确又走到了一个异常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实际上已经成为横在国人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着如此一种暧昧不明的社会现实，每一个拥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都渴望着能够做出更加合乎情理的理解与判断。在我看来，当此之际，非虚构文学之所以能够鼎盛一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家们试图以这种特定的文学文体对于暧昧复杂的社会现实有所勘探有所辨析。即使是那些看似把自己的表现视野投向了既往历史的非虚构文本，一种意欲通过对历史的回访而实现对现实有所启示的写作意图，实际上也是昭然若揭的。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之所以会热衷于此类非虚构文学的阅读，自然也是为了能够从中获得关于当下复杂社会问题的文学性解答。很显然，来自于读者的这种真切的阅读期待，乃是非虚构文学市场需求得以最终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以上分别来自于作家与读者的双重力量，从根本上推动着非虚构文学的异军崛起。别的且不说，单只是《人民文学》一家刊物，这些年来对于非虚构文学的竭力推举，即特别引人瞩目。“本刊在三年前辟出‘非虚构’栏目，相继发表了梁鸿的《梁庄》及《梁庄在中国》、王小妮的《上课记》、李娟的《羊道》、郑小琼的《女工记》、乔叶的《盖楼记》及《拆楼记》、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丁燕的《在东莞》等作品，如今‘非虚构’已是文学界与社会学、历史学界以及广大读者热议的话题。这些作品推出单行本之后，反响强烈，形成了独特的‘非虚构’出版现象。”②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人民文学》这个特定的窗口，我们即不难感觉到非虚构文学这些年来兴盛一时的写作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