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內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魏书》 ；历史编纂；实录精神；历史盛衰；典志；时代特点
作者简介：张峰，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项目编号：09AZS001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148-07
北齐天保五年（554），魏收等史家著成《魏书》130卷。《魏书》是继前四史、《宋书》和《南齐书》之后的第七部正史，且在卷帙内容上较之同时代《宋书》《南齐书》的规模都要宏大。《魏书》的开创意义，还在于它是第一部系统记载中国范围内少数民族政权的正史。因而《魏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以往学者对《魏书》的研究多集中在《魏书》非“秽史”的论证上1，很少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考察其成就。故而，本文的立意在于阐释《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一、北魏的国史撰修与魏收编纂《魏书》
鲜卑族拓跋部最初以游牧射猎为业，“不为文字，刻木纪契”[1]（卷1《序纪》），至北齐时期，魏收为之撰成了反映一代历史全貌的《魏书》。何以拓跋部族从早期没有历史记载到具有翔实的本族史？这其中的缘由，实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
北魏建国后，因受中原王朝设官修史的影响而先后置著作郎2人、佐著作郎4人，负责本族史事的记载，同时于秘书省内创办了正式的修史机构——著作局。普泰以来，北魏又别置修史局，并置史官6人。[2]（卷11《史官建置》）北魏史官的重要职责在于纂修本朝国史。从文献记载来看，北魏国史的撰修，先有邓渊受诏编次《国记》十余卷[1]（卷24《邓渊传》）；继而崔浩等人又“叙成《国书》三十卷”[1]（卷35《崔浩传》）。《国记》和《国书》均为编年体史书。至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1]（卷7《高祖纪下》）。由此，北魏国史编纂始用纪传体来书写。这一时期，北魏政府亦重视起居注的撰著，刘知幾指出：“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续，下讫孝明之世。温子昇复修《孝庄纪》，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2]（卷12《古今正史》）可知，魏收在编纂《魏书》之前，上自道武帝、下讫孝明帝时期的史料已初具规模。所以，北魏长期以来重视国史撰修的传统为魏收撰成《魏书》奠定了基础。
魏收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及才学识见同样对《魏书》的编纂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收（507—572）生于北魏末年的官宦之家，少时“以文华显”，与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1]（卷104《自序》）。北魏永安三年（530），魏收因给当朝撰写封禅书而受到激赏，“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1]（卷104《自序》）。东魏时期，崔暹曾向高澄推荐魏收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于是高澄起用魏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魏收“仍修史”。时权臣高欢谓魏收曰：“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这表明魏收在北魏和东魏时期因修史而引起了社会上层的关注，名重一时。北齐天保元年（550），魏收“仍兼著作郎”。翌年，受诏撰修《魏书》。对于魏收的修史工作，齐宣帝高洋不仅“优以禄力”，而且对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3]（卷56《魏收传》）权臣高欢及齐宣帝高洋的言论及对魏收的任用，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因素对魏收撰述《魏书》的干预与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欢、高洋父子看重历史撰述”，看重他们身后的名声，“也说明魏收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4]（P263）。
《魏书》之撰，始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其时，齐宣帝高洋令群臣各述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1]（卷104《自序》）于是得以专任史职，修史于馆。由于北齐政府对修史事业极为重视，所以设置了史馆。据《唐六典》记载：“宋、齐、梁、陈、后魏并置著作，隶秘书省，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阁，亦谓之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5]（卷9《中书省·史馆》）史馆的设置为《魏书》的编纂提供了便利与保障。在魏收修史期间，齐宣帝“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以“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幹”等人协助魏收编纂《魏书》。天保五年三月，魏收等人“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一十卷”，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续于纪传，合一百三十卷”。[1]（卷104《自序》）
从表面上看，《魏书》的编纂属于官方集体修史，但实际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魏收，尽管高隆之担任监修一职，但仅仅是“署名而已”[1]（卷104《自序》）；至于“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幹以左道求进”[3]（卷56《魏收传》）。所以杨翼骧指出，《魏书》之纂虽“经帝王敕命，甚而有官方大员曾略为参预”，但主要是由魏收撰成的，可谓“带有官方色彩，而实际上仍是私修”[6]（P348-349）。陈其泰亦言，魏收“在撰史四年之内专力以赴，博访百家谱状，搜采遗佚，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不惟‘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二启，皆独出于收’，且《魏书》全书也实赖魏收独力完成。故此书虽成书于史馆，但历代仍视为魏收私撰之作”[7]（P56）。因此，《魏书》的编纂实为魏收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