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话剧界知道“张彭春”这个名字的，大约只有曹禺、田汉等极少几个人。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知道张彭春的人虽然有所增加，不少人虽听说他是曹禺的老师，但关于他对中国话剧的其他作用与贡献，仍然所知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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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南京马平同志经过多年辛劳调研，写出了一篇题为《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的两万余字长文，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戏剧活动。这篇大文写得具体、准确并富有感情，使得张彭春的形象在中国话剧界凸显出来，受到较多戏剧工作者的理解和尊敬。只是由于马文发表在天津的一本内刊上，其影响更多地归于话剧史方面，还不能算是广为人知。仅是在京剧界，由于张彭春于1930年和1935年两度担任梅兰芳访美和访苏的演出总导演、顾问，深受梅兰芳的敬重，因此他在京剧方面的学识与在话剧方面的造诣，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1984年和1993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两本《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其中收有张彭春在南开话剧活动中的许多珍贵史料。199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黄殿祺同志主编的多人文集《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收集了迄今所有的张彭春剧作、论文以及他的许多同事、学生和亲友回忆他的文章。可以说，他的戏剧形象和光彩已经相当清晰了。2007年在祝贺中国话剧百年诞辰时，得到了“天津海办”和上海戏剧学院等单位支持，殿祺同志又再版了《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还增加了80幅有关张彭春的照片，这是我国当前唯一研究介绍张彭春话剧的专著。然而，虽又是十几年飞过去，这些书印数都很少，流传不广。我揣想，当今的青年话剧工作者中，能够深切认识并研究他的人，恐怕仍然不是很多吧。当我参加2008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时，不由想到，如今在各大专院校校园活跃的爱好戏剧的师生们，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认识这位——我想称之为校园戏剧宗师的张彭春并向他认真学习吗?
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他的主业是教育，后来又转向外交，但他在留学美国时也深入研修过话剧艺术，话剧是他一生最大的业余爱好。他虽然从来不是一个专业的戏剧工作者，但他所开拓的南开话剧活动不仅为校园话剧活动树立了榜样，更对专业话剧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在中国话剧史上，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一直被认为是前期话剧(1907-1937)的主流。这很自然，因为从春柳社、春阳社、文明新戏各剧团、戏剧协社、南园社、艺术剧社、业余剧人协会、左翼剧联等重要团社都在南方。北京(后称北平)也很重要，但天津一其主体就是南开的话剧，决不能认为是不重要的。
可以简略地看看史实，稍作比较：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春阳社在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当时称为新剧)的开端。南开仅仅晚了两年，1909年就自主上演了《用非所学》。
南方新剧开始时多是青年学生课余自发开展，散漫无序，而南开则是由校长张伯苓亲自鼓动，自编自导自演，并且以教师为骨干开展校园话剧。
南方的优势是新剧很快就职业化，公开卖票演出，社会影响很大；然而由于基础不厚，专业修养不足，不到十年就衰落下来，流为商业化的“文明戏”；南开的不足是最初几年仅仅在校园内活动，基本上是在每年校庆时演出，社会影响不大，但由于是学校当局直接掌握，教师为主干，能够始终严肃认真地开展，不受恶劣的商业化影响。
南方新剧走商业化道路失败，要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开展新兴话剧活动，才逐渐走上正轨。南开由于已初步形成传统，到1916年张彭春回国，他带回来的一整套正规化做法，促成南开话剧出现第一次繁荣高潮。而田汉、洪深都是1916年才出国留学。洪深的一套正规化做法要到他回国后的1923年才在戏剧协社逐步实行。
以张彭春为核心的南开话剧同南方话剧的这几方面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开话剧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很快影响到北京。张彭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他最得意的学生曹禺也于1930年由南开转学清华，并在清华读书期间写出了惊世之作《雷雨》。这一时期天津、北京话剧活动相当热闹，一直到1935年，南开演出张彭春和曹禺合作由莫里哀《悭吝人》改编的《财狂》，北京许多文艺名家都专门去天津看戏，一致好评，出现轰动效应，形成南开话剧活动的一次高潮。
张彭春对话剧运动的贡献，概括地说，有这样几个方面：
他是中国最早写话剧剧本而且卓有成就的人。虽然他的长兄张伯苓早在1909年编写了《用非所学》，但没有剧本留下。其后几年南开所演的戏都是教师们集体讨论，还是幕表形式，没有完整剧本。而张彭春还在美国留学时，1915年就接连写了《侵入者》、《灰衣人》、《醒》等几个剧本，而1918年他所写的《新村正》更是当时影响南北的名剧，比一般认为是中国最早话剧剧本的胡适的《终身大事》(发表于1919年)要早。胡适在他1915年的日记中就写道：“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自为之，遂令仲述先我为之。”可见他写《终身大事》显然也是受了张彭春的刺激才写的。1919年3月，胡适在一封信中又说：“南开学校……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意味……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而这一时期南方的新剧还大都是幕表戏。
张彭春从美国带回一整套相当正规化的导演制度，在南开新剧团中严格施行，是又一项重要贡献。此前的南方新剧(文明戏)在这方面相当轻忽松懈，“玩票”风气较浓。张彭春的导演制度和方法虽然当时的影响基本上限于北方，未及于上海，但今天回顾，也可以说在客观上他已使得北方话剧没有被后期文明戏的不良风气所污染，使得北方话剧在舞台艺术创造上一直走着正规的坚实道路，也使得20世纪20年代中上海的洪深、应云卫等，北京的余上沅、熊佛西等所开拓的健康的新兴话剧，很自然地能够同南开的话剧活动走到了一起，称得上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张彭春主持下的南开新剧团，一方面继承早先的传统，即由师生们合作编写剧本(这也可以说是30年代上海流行的“集体创作”的先声)，另一方面他积极倡导演出校外著名剧作家的剧本和外国名剧。前者为丁西林的《压迫》、田汉的《获虎之夜》、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洪深的《五奎桥》等。后者为果戈理的《巡按》、莫里哀的《悭吝人》和《伪君子》、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巴里的《十二镑的神气》、豪普特曼的《织工》、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公敌》、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契诃夫的《求婚》等等。我没有具体数字，但在印象中，南开一个校园剧团在20年代10年中所演国外名剧
很可能同上海各剧团的总和不相上下，很了不起。我以为，校园戏剧自己编写剧本固然可嘉，但演出外国和本国名剧更应该是主流。因为校园戏剧的主要意义，应该是提高学校师生的文化素养，开拓眼界，培育演员(所谓“戏保人”)和观众的欣赏水平，而不必过重于自编不成熟的新戏，更不是要学他们演戏为政治服务。由此可见张彭春在南开所倡导的上演名剧的风气理应成为今后开展校园戏剧的主要思路。
南开不是戏剧专科学校，没有培养专业人才的责任。但是正由于张彭春施行的正规演出体制，由于多演高水平的中外名剧，更由于张本人的高度专业修养，因而南开着实培养了不少高水平的演员和导演，这有不少当时的报道可证。极为可惜的是，他们大多数没有转为职业剧人，不为专业剧界所知，然而却有唯一的一个学生在张彭春直接教导下，“新剧扩大我的眼界，我决定一生从事话剧”。他就是被张彭春激发出话剧天才的曹禺(万家宝)。张彭春对中国话剧的贡献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彪炳千秋了。同时也还有原来翻译了不少外国名剧如《最末一计》(抗战期间成为最流行的剧目之一)等的张平群，译和写了不少戏剧理论文章的巩思文等等，也都是张彭春的学生。此外，由天津出来的著名导演鲁韧、黄佐临，著名演员金焰、石羽等，也都曾受到南开和张彭春的巨大影响。后来，南开中学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正式教师中必有一人专职做校园戏剧工作。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做法，它使得校园戏剧有了一个实体的核心、稳定的支柱。
张彭春青年时受家庭影响看了许多京剧，有深切的理解，到美国留学时又深入学习欧美话剧艺术，因而他艺术视野开阔，理解全面。在1930年和1935年两次为梅兰芳访美和访苏演出担任总导演和顾问，为梅兰芳的两次远征取得突破性胜利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访问美国时，他为美国观众写了一篇介绍京剧艺术特点的文章《中国舞台艺术纵横观》；访问苏联时，他还抽时间看了不少苏联话剧，回国后为中国戏剧界写了一篇《苏俄戏剧的趋势》。这是张彭春留给我们不多的理论遗产中很重要的两篇论文。尤其是访苏一篇，不仅在30年代中国对苏联戏剧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对苏联戏剧做了相当全面的介绍，而且其中有些观点即使到今天也还有参照意义。比如，他很注意苏联政府对戏剧的提倡和经济的补助：“有政府的补助，剧院关门的忧虑当然可以免掉。”比如他指出：“苏俄依然对于旧有的一切，只要有价值的，仍是保留、研究和审慎地选择。”他很希望从苏联戏剧中学习好的东西为中国戏剧所用，显示出他热爱祖国的开放心态。
20世纪40年代后，张彭春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驻外使节和担任联合国工作，这大约是话剧界很少提到他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他对中国话剧和京剧的贡献是绝不能低估的。何况，他二三十年代在国内时交游广阔，政治上也很开明。上面提到的他对当时苏联的态度就是明证。早在20年代，他在南开新剧团就曾上演过田汉、洪深等的剧作，没有京派、海派的成见。1935年访苏前，他还特地邀请田汉等著名左翼戏剧家，征求他们对访苏剧目的意见。后来有一次当田汉向他开口借钱时，他毫不犹豫地拿出50元(大约相当今天的三四千元)相借。实际上田汉是为了帮助即将逃亡的地下党才借的(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可见他完全没有敌视左翼朋友的态度。更明显的是在思想上，在他访问苏联后就认识到：“只有大众才有人生经验的各方面，他们的欣赏与批评才是戏剧的真指导”。这在30年代是很不容易的。
张彭春离开我们已经很久很远了，当今的青年戏剧工作者和校园中的戏剧爱好者不知道不了解他，似乎不碍大局，地球照样在转。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应忘却先贤前辈。他们当年艰苦跋涉，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路来，他们的手印和足迹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特别觉得在校园戏剧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以张彭春为代表的南开新剧团的经验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我热切希望各地大专院校以及有条件的中等学校，都能积极地继承和发扬这个校园戏剧的先行者创造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