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理论是基于单一的生命世界——今生而展开的。此外，韦伯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大多把宗教视为哲学意义上的宗教，而对这种宗教在民间被信仰和实践的情况却关注不多。基于云南芒市傣族地区的田野工作，对普通信众的佛教信仰与实践展开讨论，重点关注这种佛教与普通信众日常生活的关系。研究表明，对于佛教社会尤其是上座部佛教社会的广大普通信众来说，人的生命世界并非仅由今生构成，而是一个包括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前后相继往复连续——轮回的前进序列。其中，今生只是这个前进序列的一部分。这个前进序列是由众生的业力所造成和推动的。因此，他们往往把辛勤劳动和努力积攒下来的财富大量用到佛教仪式中。若仅从今生的角度看，这种“慷慨”的财富实践确实是一种浪费和非理性“花费”，但是，若从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前进序列的角度来看，则其不但不是浪费和非理性“花费”，而且是一种储积和理性投资。因此，对于上座部佛教社会普通信众财富实践的理解必须从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前进序列中进行。韦伯及其追随者们对上座部佛教社会的误解实际上出于两个偏见：欧洲中心论和唯精英论。
关键词：上座部佛教;芒市傣族;来世;业报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4-0058-10
学界有关中国傣族和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社会宗教仪式和宗教花费的研究，大都把着眼点聚集到对一个单一的世界——今生的关注上，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对于有些社会来说，世界并不仅限于今生。在此视角下，这些研究认为，这种宗教花费是一种“奢侈”性的消费或浪费，反映了信众们对储积的忽视和理性的缺乏[1]。这种今生视角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理论有着一致性。在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理论中，“救赎”（salvation）是一个关键而基础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与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大众宗教相对而言的通过文字而表达的有关抽象观念的理性化的哲学思想，由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们所拥有和使用，而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大众宗教对他来说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情绪性和非理性的东西[2]。因此，韦伯的救赎观一方面是只关注一个生命世界——今生的，另一方面是只着眼于文化精英的。体现在其对佛教的论述方面，马克斯·韦伯把佛教视为“一种极为特殊的高贵知识分子的救世论”，认为它“不仅对立于古典婆罗门的救赎追求，也对立于耆那教的救赎之道”;“佛教的独特成就在于其致力追求‘生前解脱’这一目标，而且唯此一目标是求，并且义无反顾地排除一切与此无关的救赎手段” [3]。可以看出，马克斯·韦伯的佛教观是其宗教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从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题的一个反证。然而，尽管它指出了佛教伦理出世品格的一面及其印度文化根源[3]，却未能看到佛教中“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轮回观念和相关的业力论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仅仅蕴含着“出世”——追求“生前解脱”这个面向，而是还有着“入世”——追求福报的面向。①①事实上，即便对佛教知识精英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况且，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并非仅限于文化精英的知识体系，而是被广大普通信众们所信仰和奉行的意义框架与价值基础。因此，对于宗教在民间被信仰与实践的情况，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具体到普通佛教信众的日常生活与行为实践，佛教，尤其是有关轮回和业力论的信仰，有着比出世——涅槃更为切近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作者在云南芒市②②在本文中，“芒市”一词指的是以芒市坝区为中心的一片傣族聚居区。 傣族地区的田野研究，对民众的佛教信仰与实践进行描述，重点关注这种实践佛教与民众日常生活，尤其是财富实践的关系。本文尝试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芒市傣族的宗教性财富实践;第二，芒市傣族民众的佛教信仰与教义性佛教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通过对前两个问题的解答，本文试图探讨这种视角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主流看法有何启发。为此，本文将首先描述芒市傣族民众的佛教信仰，尤其是有关业力和轮回的信仰，将其与佛寺或教义中的佛教理论进行比较，揭示其对诸如涅槃和功德的理解上的差异和共生关系。继而，本文将描述芒市傣族的“做摆”习俗，将其作为当地民众的佛教实践，力图揭示普通信众的佛教信仰与实践中的行动逻辑。接下来，本文将重点对芒市傣族民众对待财富的态度与行为——财富实践进行讨论，从而试图发现一种地方性的财富观和经济理性，并从其与佛教关系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最后，本文将指出，对于芒市傣族地区佛教信仰与实践，必须放到当地民众所普遍信奉的“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轮回观和业力论的脉络下加以理解和阐释，从而对韦伯的单一生命世界立场提出批评和补充。
一、业力与涅槃：芒市傣族村民的佛教信仰及其实践
在芒市傣族村寨，除了极少数幼年时期曾进入佛寺做过和尚的男性老人③③在芒市傣族村寨，“老人”是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称谓，并非指涉所有那些依据编年学标准达到了特定年龄的人，而是常常被用来指涉那些已经到了特定年龄且按照当地习俗皈依佛门持守佛戒的老年人，带有一种尊贵和荣耀的意味。 以外，绝大多数村民只能听说傣语，而不能读写傣文。1950年代末以来，一些男性村民从新式学校教育中学会了新傣文，但这对他们认识以老傣文为主同时掺杂着巴利文和缅文的佛经并无多大帮助。所以，村寨中很少有人能够直接从佛经中学习佛教知识。大多数村民的佛教知识是在听和尚和卜庄们讲经或参观佛教建筑中的壁画、听当地流传的故事等活动中，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获得的。
村民们对于佛教知识的把握程度和态度并不相同，这与他们的年龄、性别、人生经历和所处人生阶段有关。大致而言，村民的佛教知识和对佛教的虔信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尤其是做了爷爷奶奶以后，村民们学习佛教知识的热情和对佛教的虔信程度明显高于比其年轻的村民。他们不仅会定期到佛寺參加佛教仪式，还常常在诸如做摆、④④“摆”有侠义和广义之分。侠义的摆是芒市傣族对以拜佛献供为核心成分而组织起来的带有集体聚会和歌舞娱乐内容的仪式庆典。广义的摆是指一切带有庆祝意义的节日性集体聚会活动。这是对外来节日的本土化翻译。这里所说的“摆”指的是狭义的摆，是芒市傣族村民们举办的佛教庆祝活动。 乔迁、婚礼、丧礼、求健康仪式等活动中听经诵经。⑤⑤关于这种听经诵经的情形，参见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0-306页;蔡小晃：“神圣与世俗：傣族的‘听经’风俗”，《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4年，第96-100页;褚建芳：“芒市傣族村寨的业力论信仰、道德财富观与社会秩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8卷第2期，第73-79。 女性的佛教知识虽然与男性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但其对佛教活动的热衷程度却比男性要高。无论男女，真正懂得佛教教义的村民并不多见。当然，有些小时候去佛寺学习过一段时间的识文断字的老人知道一些标准概念，比如无我、无常以及作为终极解脱的寂灭等，但绝大多数村民既不懂得也不关心这些。即便那些知道这些概念的老人甚至一些僧侣，往往也不会以之指导自己的日常佛教实践。大多数村民所理解的佛教，是一种地方化、实践化和生活化了的佛教，其中许多方面的内容和含义甚至与佛教的原意相反。比如，对于“布施”这样的功德善行而言，佛教本意是让人们戒除贪念，可是，到了村民们那里，却成了许多人追求来世福报甚至凡俗声望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