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重要方式。由于学术立场的差异，海内外研究者在“群众”概念内涵的认知、“群众路线”的功能定位，以及群众路线的实践演进等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图景。从学理层面反思，必须认识到“群众路线”的民主价值奠基在“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论断之中。因此，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立场出发，结合政治学基本原理，在“政党—国家—社会”的逻辑框架下阐述“群众路线”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并对“群众路线”进行理念创新和话语创新，在政治参与、协同治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维度上拓展“群众路线”的实践面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路径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群众路线；国家治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8）06-072-008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路径的实践指向之一。正因如此，需要从理论层面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在内涵意蕴上，“群众”是“臣民”和“公民”的融合还是对“臣民”“公民”的扬弃？二是在功能定位上，群众路线是与民主“耦合”还是与民主“相悖”？三是在实践演进上，群众路线是要制度化、常态化还是要向“公民权利”归位？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海内外学术界呈现了不同的学术图景。纵观海内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解答呈现了不同的理论逻辑。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集中讨论海内外“群众路线”研究的主题和争议焦点，以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发如何对这些研究进行学理反思。
一、国内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认知
国内学术界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群众路线内涵及构成要素的学理考察；二是群众路线是否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形式；三是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群众路线如何重新定位。对于上述内容的研究，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国内学术界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认知也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学术态度，一种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形式，契合了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群众路线要从一种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转变成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下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统一；另一种观点认为群众路线缘起于支配型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支配型政党通过群众路线全方位地进行政治动员，成功地将碎片化的社会重新组织化，为革命成功和国家建设提供了保障，但在市场化启动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变革中，“群众”这一概念必须褪去“被动型”政治角色的外衣，真正还原成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治理主体，“群众路线”在价值禀赋上要实现从党对群众的利益代表、利益整合到国家宪法、法律对公民的权利保障的转变。
对于群众路线内涵及结构要素的考察源于群众这一概念的分析，在“群众”概念的理解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它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在性质上，有的学者强调群众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的则认为群众是“臣民”向“公民”过渡的一种政治话语。丛日云的研究认为群众一词脱胎于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民”与西方政治理论中“群众”（Crowd）的嫁接结合，它承袭并超越了中国传统政治“臣民”的政治内涵，同时也只是蕴含了西方“公民”理论的某些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臣民的现代化，公民的返古版”[2]（P16）。也有研究指出，不同于西方群众理论的贬义色彩，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群众”一词具有“本体”意义，它与“人民”结合后所形成的“人民群众”，在政治意义上更具积极色彩。对此，有学者强调：“‘人民’一词具有抽象性，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群众’可以看作是‘人民’概念的具体化，‘人民’则一般不具有‘群众’所包含的负面涵义”[3]（P38）。在分析共产党的“群众观”时，一般把群众路线隐含的结构性（精英—民众的二分法）作为理解共产党“群众观”内在逻辑的前提。景跃进的研究认为，一方面“先锋队（领导）—群众”的二分法是群众路线的内在结构。在这一结构预设下，掌握先进理论的革命家通过组建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将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以外部灌输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意识输入到群众头脑中，以打开劳动人民的心智。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能够认识更长远的利益，指明斗争方向，使群众摆脱眼前利益的束缚，帮助群众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自觉成为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4]换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尽管群众有“盲目性”“散漫性”“被动性”，但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引导，群众可以被激发出无穷的力量，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即“群众在被领导的同时又是党智慧的来源与服务的对象，党领导群众的目的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说，二者具有归属的一体性、利益的一致性与目的的同一性”[5]（P31）。
群众路线是否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形式，有三种典型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群众路线”作为民主实践形式有效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如何有机结合这一理论命题。孟广天等人认为通过群众路线这一制度性沟通渠道，创造性地将政党（干部）的代表角色同人民群众的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两者的政治沟通中制度性地将群众意见吸纳到政策过程中，实现了政治代表和人民利益的有效聚合。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是政府与公民互动机制的本土资源。[6]刘红凛认为，不能仅强调民主政治的某个环节（如选举），要注重民主环节的系统性，群众路线作为民主政治“中国式话语”的表达，从民主制度看，它体现了民主原则和执行原则的有机结合，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在理念、制度、形式三者的有机统一。[7]也有学者强调，从逻辑重心的侧重面来看，民本与民主并不存在矛盾性。基于此，如果从“民本”与“民主”的比较视角出发，可以清晰看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三个“群众路线”的构成要素，与传统儒家民本主义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民为本”、“‘民’具根本力量”以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具有内在契合性。“党的领导”和“人民监督”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大基本特征在“群众路线”中的得充分体现。[3]与之相反，另一种学术观点认为，现代政治正當性必须有效回应统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而群众路线所隐匿的“先锋队—群众”二分法这一演绎性前提，造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和政治客体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给社会主义民主的持续性构建带来挑战。有研究强调：“一个是历史主体与组织主体良性互动，通过先进政党，人民群众真正管理自己的事务；一个是组织主体僭越历史主体，官僚化发展为‘专家治国’，代表群众演变为‘操纵群众’。这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张力冲突恰恰就是当下群众路线实践中所必须要正视的关键性问题。”[8]也有研究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群众路线建构在“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关系模式中，党始终是主导者，群众始终是行为客体，政治角色的被动性使群众的政治参与和现代政治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有着本质性的区别。[9]此外，还有一种学术观点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中间，认为“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但两者又不矛盾”[10]。之所以不在同一个层面，是因为二者体现了不同的民主观念和民主运行方式；之所以不矛盾，是因为群众路线和民主政治在价值取向以及基本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