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教育界》由上海中华书局创办，是我国近代期刊中历时长、影响大的教育类刊物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教育的近代化、中国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一直以来，在《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上，却存在着众多不同的说法。本文对此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其创刊时间应为1912年3月25日。
[关键词]《中华教育界》；中华书局；创刊日期；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1－0077－04
《中华教育界》是我国近代教育期刊中刊行时间长、影响大的刊物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教育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它是中国教育发展与变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对教育的近代化、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于这样一本极具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在其创刊时间上，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这不仅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混乱，而且也成为对《中华教育界》进行深入研究的绊脚石。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就《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进行了梳理和考辨。谨述所得，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华教育界》创刊日期的几种说法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中，教育期刊研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些期刊，如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国立中山大学创办的《教育研究》等，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导致在一些细节问题(如期刊的创刊时间)上盲目信从，以讹传讹，实乃有伤大雅，危害学术的进展。当前，在《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上，至少有下列5种较为典型的说法：
1.《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如《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中对《中华教育界》杂志的介绍：“主编倪文宙，月刊，创刊于民一，建安寺路一四八六号，登载教育研究与实施之文字，供教育界一般阅读”；张静庐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吕达的《陆费逵教育论著选》等著作中都认为该杂志创刊于1912年。
2.《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1月。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如《中华教育界》杂志社在1947年《复刊词》中非常明确地写到：“本志创刊于民国元年一月”；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的注释：“《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为1912年1月”；一些影响较大的词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教育大辞典》、《中华民国大辞典》等也都认同《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1月之说。此外，一些相关的研究著作，如陈科美的《上海近代教育史》与宋应离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也认同这一看法。
3.《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2月。周武的《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1912～1921)》一文中认为《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2月；吴永贵在《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文中记录：“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与中华民国同时成立。1912年阴历1月7日(1912年2月24日，笔者注) 《中华教育界》杂志创刊”。
4.《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3月。这一类说法，如钱炳寰的《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吴永贵的《<中华教育界>对我国近代教育科研的贡献》、俞筱尧的《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等四篇文章都认为《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为1912年3月，且认为具体出版日期为25日。
5.《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3年1月。这种说法首先见于中华书局老编辑吴铁声的回忆文章。另外，宋应离主编的《中国期刊发展史》中对《中华教育界》进行介绍时也认为其创刊于1913年1月。因为当前已有1912年发行的《中华教育界》，所以这一说法，明显是记载有误，笔者在下文不作进一步解释。
二、几种说法出现的原因分析
上述对于《中华教育界》创刊的5种说法，大多源于研究中华书局、陆费逵与《中华教育界》引用率较高的文献资料。在这些说法中，有早期《中华教育界》杂志社的介绍，有大百科式词典的记录，有中华书局老职工的回忆，也有当代学者研究的成果。但在这5种创刊时间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作者在不同文章中使用不同创刊时间，如吴永贵出现了“1912年3月25日”与“1912年阴历1月7日(1912年2月24日)”两种不同的说法。另外，同一本书中也出现不同的说法，如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一书中，就包括前4种说法。到底哪种说法是准确的呢?要真正弄清这一问题，必须首先了解这5种说法出现的原因。
首先，由于年代的久远，《中华教育界》创刊号或1912年出版的该期刊存世稀少，这是造成现在创刊时间说法如此之多的最根本原因。笔者从当前国内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图书馆)发现，其收藏的《中华教育界》大多是从1913年开始或者更晚，而《中华教育界》的创办方中华书局由于建国前的战乱和建国后的搬迁，其图书馆也缺少1912年出版的期刊。原始资料的缺乏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寻求第二手文献资料的支持，像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存有《中华教育界》第1年第l号的目录中的标注，《中华教育界》杂志社在1947年复刊第1期创刊词中的回忆，另外还有中华书局的纪事年表等都成为研究者的首选。然而这些资料中的不同的记载使《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众说纷纭，再加上现代学者盲目引用，使得《中华教育界》在创刊时间上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状况。
其次，纪年法的变更也容易混淆《中华教育界》创刊的时间。民国成立之前，中国采用年号纪年法，如“1911年10月10日”记为“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采用新的纪年方式，即自1912年1月1日起采用公历纪年，如“公元1912年1月1日”也是“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与此同时，原来夏历(农历)仍在使用，即“1912年1月1日”同时也为“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由于我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有上千年的历史，一些书写和记载方式仍采用农历的纪年方式，这样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纪年方式。如《中华书局宣言书》在《申报》上第一次刊发的时间为“1912年2月23日”，此时农历是“壬子正月初六日”。笔者在此作一个假设，假如《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2月25日”，即为农历“壬子正月初八”；假如《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3月25日”，此时农历为“壬子二月初七日”。这两种假设的时间也是上面几种最为常见的说法，即创刊于1912年1月、2月和3月的都有，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这在《教育杂志》的创刊记载上也
有类似的情况，而创刊于纪年法产生初期的《中华教育界》出现上述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由于学界研究中缺乏“求真、求实”的不良风气，也是导致上述多种说法产生的原因。同一书中或同一作者在不同著作(论文)中出现同一刊物不同的创刊时间，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人怀疑著作者的研究能力以及学术道德。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应该作为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素质，因为“任何一种史料，都不是完全可信，里面可能有错误，可能有虚伪，……不经精密的考证，即笃信不疑，后患实无尽无穷。”在《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上，我们的研究者却连最基本的探究也懒得动手，如此浅显的问题，在不影响论文的整体与结论的前提下，都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就是这种可怕的浮躁之风，使得《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存在着以讹传讹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当前学术的悲哀。我们只是一味地去追求“成果”和一些量化的东西，对研究过程中看似细小的问题却避而远之，丧失研究者“求真、求实”的本性，实属不该。这种情况的存在，成为《中华教育界》创刊说法如此之多的幕后推手。
三、《中华教育界》创刊日期考证
面对如此多的说法，到底哪一种才是《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由于中华书局的创办与《中华教育界》创刊的时间相隔不久，使人容易把它们创办与创刊时间等同起来。所以，对中华书局创办之初具体业务开展情况进行一些梳理，才能真正了解《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
中华书局是“教科书革命”的产物，其创办与“中华教科书”紧密联系在一起。1911年秋，武昌起义后，陆费逵“预料革命必成功，教科书应有大改革”，于是邀集商务印书馆同仁戴克敦、沈颐、陈寅等人，白天工作，晚上秘密编辑适合民国的教科书。这套以“中华”命名的教科书，计划出版“初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习字帖、习画帖五种四十册，教授书三种二十四册；高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英文法八种三十三册，教授书六种二十八册；中学、师范用书共二十七种五十册。”至1912年2月26日中华书局在《申报》上第一次刊登教科书广告之时，共出版其中的57本。而此时，据记载，至中华书局开始营业时，“连编辑带办事人员共十余人”，可想而知，当时参加编写“中华教科书”最多不过十余人，在不足四个半月的时间里，并且有一半是晚上工作，可谓时间相当紧凑。如果中华书局在此时发行《中华教育界》，势必要占用一部分时间和人力，因为一本杂志的创刊是需要做充足准备的，如文章的撰写、期刊的印刷与发行等工作。此外，新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也需要强大的资金作为后盾，而创办之初的中华书局仅有股金“二万五千元”作为资本，这对于正在为豪赌而求生存的中华书局来说，用一部分时问、人力与财力去出版发行一本不知能否盈利的杂志是相当不划算和不理智的行为。因此，在教科书还没有出版和销售的前提下，中华书局没有时间、人力与财力去出版和发行《中华教育界》。这样看来，《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1月或2月份是不合情理的，它的创刊只可能在教科书出版与发行之后，在有一定的回报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出版发行，此乃其一。
其二，中华书局创办于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华书局业务正式开展是从“二月份开始的”，地址在“福州路东首老巡捕房对面，赁楼下店面三间”。这一点，可以从中华书局在《申报》上的文章和广告得到证明。1912年2月23日，中华书局首次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华书局宣言书》，对外公开宣布中华书局的成立和出版宗旨，旋即于1912年2月26日第一次发表了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广告，发行和销售教科书。所以，中华书局业务开展于1912年2月。但在业务开展之前，中华书局不可能发行《中华教育界》这本杂志，因为《中华教育界》不同于当时几名志同道合之人所办不计报酬和发行量的文艺期刊。它作为一种出版机构的刊物，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这在前面有所说明，在此不再赘述。所以，中华书局不会在书局业务开展之前断然出版《中华教育界》。这也说明《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2月23日之后。
其三，由于《中华教育界》的创刊号目录上刊载有《中华书局宣言书》一文，给读者一个假象就是中华书局成立，立即对外刊发《中华书局宣言书》，认为其创刊于1912年1月。这里就要比较一下当时《中华教育界》和《申报》的影响，毋庸质疑，肯定是后者影响更大。中华书局在创办之初最主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关注度，《申报》无疑是它们的首选。《中华书局宣言书》首先刊发在《申报》上，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对外宣布中华书局的成立和书局的宗旨，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不是首先发表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局办杂志上。据此，《中华教育界》上刊载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一文只可能是从《申报》上转载，这也说明《中华教育界》创刊晚于1912年2月23日，即中华书局首次在《申报》上登载广告的时间。
最后，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当前《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存世已很难找到，研究者们较多从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一书上了解创刊号的目录情况。但其收录的1912年两本期刊目录中，一本是创刊号，即第1年第l号，出版日期为1912年1月25日；一本是第1年第6、7号合册，出版日期为1912年lO月25日。然而，笔者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馆馆藏中发现了1912年发行的第1年第6、7号合册，封面页明确地标明发行日期为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8月25日)，可想而知，《中国近代期刊篇目丛录》上的记载是有误的。由于知道第1年第6、7号合册的确切时间．如果创刊号的时间为1912年1月25日或1912年2月25日的话，那么，《中华教育界》就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月刊。既然《中华教育界》为月刊杂志，根据推算，其创刊号的时间应该为1912年3月25日，这正好印证了前面5种说法中第4种说法的可信性。
《中华教育界》为大型教育类月刊杂志，创刊于1912年3月25日，由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发行，1937年8月因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而停刊，1947年1月复刊，1950年12月因中华书局业务方向改变而终刊。《中华教育界》刊行近30年，共出版发行29卷326期，与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并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两大最有影响的杂志，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库与重要组成部分，也对近代出版史、思想文化史、社会运动史、社团史、广告史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一本值得大书特书的近代教育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