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10年中央第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本文拟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进一步研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0. 033
［中图分类号］ D663.2；C92-0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0- 0059- 03
２００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并把它定义为：一是他们的年龄在２５岁以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距；二是他们还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国务院发布的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综述
1.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利用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２０１０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８ ４８７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５８．４％，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②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③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１］。王春光（２００１）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初高中毕业，职业期望值高。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是“闯天下，寻发展”，对他们而言，打工不是为了讨生活，而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又使他们渐渐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又不愿回乡的“边缘人”［２］。深圳总工会２０１０年的调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４６．８％，女性占５３．２％，两性比例基本持平，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两者的比例则为６２．１％和３７．９％。任娜（２００９）则从思想状态的角度进行了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性分析。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活跃，对城市的政治生活普遍热情较高，他们迫切希望能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以保障自己的权益。文章援引中国青少年研究会２００６年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也更加强烈，８０％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三成以上关注子女教育问题；从业观念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个人成就并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消费观念更倾向时尚消费型，婚姻观念方面也更显自由和现代化［３］。
1.2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研究
符平、唐有才（２００９）研究发现，流动或者说漂泊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到进入社会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特征。不过，虽然流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流动频次与他们的社会流动之间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Ｕ”型的曲线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流动的朝向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体现为垂直流动，但到第３或第４次流动之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轨迹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Ｕ”型的发展轨迹，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个人的发展。这同时也说明，越是流动频繁的新生代农民工，越较少具有市场竞争力，也更缺乏从事稳定工作所需的就业技能和资本［４］。程艳敏（２０１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中的新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这些势必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５］。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业的选择上有更高的期待，他们不愿再从事脏、险、累的行业，而是趋向于工作环境较好、对自身发展有前途的行业［６］。
王春光（２０１０）进一步深化其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机会的不平等。从政策看，至少有五大拦路虎：就业政策，农民工失业并不纳入城镇失业率统计范围，因而无法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职业福利缺失；社会保障的碎片化；子女教育的不平等以及住房安全保障权利的不平等。许传新（２００７）分别从工作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生活适应3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现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他们在工作和人际关系适应上处于中等水平而在生活适应上处于较低水平。深圳总工会（２０１０）的调查指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生存困境、制度性歧视等问题。全总课题组（２０１０）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面临着与传统农民工相同的问题，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保水平以及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诉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又具有其特殊性。
1.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的研究
张志胜（２００７）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受限制、劳动报酬权受侵害、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权缺失等［７］。中国青少年研究会（２００６）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展开调查，得出的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也更加强烈，８０％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三成以上关注子女教育问题。曾煜（２０１０）认为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从忽略生活享受向希望精神需求和生活需求均得到满足转变；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动转变等等［８］李智水（２０１１）的研究发现，文化利益诉求是农民工精神层面的诉求，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健全人格的形成和未来发展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走出校门直接进入企业，他们的价值观、职业观、爱情观尚未定型。然而，由于每天工作时间长（调查中４６．３％的人工作８小时以上）、社交圈较窄、不同行业男女比例不均衡（船舶制造业男性为主、纺织业女性为主）等特点，很容易使他们精神上产生空虚感和孤独感，他们缺乏自我疏导能力，加之企业文化建设的不足和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以上网打游戏、聊天等方式来排解心中的困惑，有的甚至导致了一定的心理疾病。他们除了每天工作之外，还需要企业、社会提供一定的沟通交流的平台、机会、空间或时间，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９］。
1.4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
许传新（２００７）通过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适应、人际适应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适应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要彻底地改变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完全适应城市社会或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可以成为城市人，但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城市性”的人。虽然他们为了适应城市社会，被城市“主流社会”所接纳，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但还有许多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是他们很难跨越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落地未生根”的状态［１０］。张建丽 等（2011）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处于阻碍阶段。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歧视，同时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制度是目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１１］。曾煜（２０１０）研究发现，新、老农民工都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例如工资被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低、工伤和职业病高发等基本的劳动权益受损的话，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例如：户籍制度的制约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以及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低工资收入水平遭遇城市高房价的矛盾成为他们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导致其在城市仍然多以低薪、不稳定和职业危害严重的就业岗位为主；职业规划的欠缺和职业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他们绝大多数面临着结婚、生育和子女教育等问题［8］。
2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不足和发展趋势
通过对现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变迁和利益诉求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未对其角色变迁的过程、特征变化以及利益诉求方式等进行独立剖析。此外，因各种困难，不少研究未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去收集最原始的资料，未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环境，因此，研究的结果不够全面和详实，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１）绝大多数研究把新生代农民工看成一个消极的问题社会群体。但是，王兴周（２００８）对珠江三角洲９个城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是积极的：他们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理想、有目标；注重市场原则；更有平等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更强。这也提示人们，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定位应该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１2］。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要有积极的角度。
（2）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都是停留在对该群体的特征、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描述。尽管一些文献提出了要消除歧视农民工的制度障碍等建议，但是假如现有制度障碍全部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市民化，他们依然要面临一些其他的问题，诸如自身学历偏低、无技能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以体面就业问题为核心的问题集。因而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着力于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探讨如何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后续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劳动法规教育等，探讨如何让新生代农民有相应就业能力并实现体面的就业，以此为切入点才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１］“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直面新生代农民工［Ｊ］．调研世界，2011（3）.
［２］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ｌ（３）．
［３］任娜．两代农民工思想现状的差异性比较［Ｊ］．江海纵横，２００９（５）．
［４］符平，唐有才．倒“Ｕ”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１２）．
［５］程艳敏．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窘境及其对策［Ｊ］．理论月刊，２０１１（３）．
［６］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Ｎ］．工人日报，２０１０-06-２１．
［７］张志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Ｊ］．求实，２００７（１）．
［８］曾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Ｊ］．北京劳动保障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４）．
［９］李智水．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协调机制研究［Ｊ］．攀枝花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２）．
［１０］许传新．“落地未生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Ｊ］．南方人口，２００７（４）．
［１１］张健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１（３）．
［１2］王兴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特性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