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每三年评选一次，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的范围是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公开发表的作品。本届评奖活动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许多媒体都及时地报道了评选结果与颁奖典礼，特别是对获奖作品及其作者给予了适时的推介。记者叶海认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主旋律突出，关注新生活，讴歌新时代，体现了3年来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血脉相连的精神风貌。”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小说仍旧是一个抢眼的亮点，蒋韵《心爱的树》等5篇作品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范小青《城乡简史》等5篇作品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在2007年第12期又以专刊的形式，集中刊登了获本届鲁迅文学奖的10部中短篇小说。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谈到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特点时，认为“获奖作品表现了变革背景下，中国人情感、心理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范小青的短篇小说《城乡简史》、潘向黎的短篇《白水青菜》……”作协主席铁凝在总结本届鲁迅文学奖的特色时说“大家所熟悉的作家的作品依旧出色，一批新面孔出现并且贡献了很好的文学作品给大众，作家更加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人民在困苦中的尊严，艺术风格充满活力并且追求创新。”获奖名单揭晓之后，这些作品不但在各种媒体的转载率或推介率显著提高，而且在读者那里也得到了极高的关注。现在当我们激情化的阅读兴奋或冲动逐渐趋于平静的时候，把这些获奖作品特别是这十篇获奖小说连起来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无独有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作家关注底层人们较为相似的一些叙事策略。
一、凝眸平凡人们的生存困境
尽管这些获奖作品对社会人生的关注角度与层次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塑造了身处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心爱的树》中梅巧是一位为读完女师而被迫嫁人的女人，《一个人张灯结彩》中小于是一位自幼变哑的女理发师，《喊山》中的红霞是一个自幼被人拐卖的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魔术师的妻子是一位承受亡夫之痛的遗孀，《兄弟的透镜》中朴一凡是一位苦闷压抑的基层科研人员，《城乡简史》中王才与王小才是一对西部农村的农民父子，《吉祥如意》中的五月、六月是一对还未成年的农村姐弟，《白水青菜》中女主人公是一位无名的家庭主妇，《将军的部队》中“将军”是一位潦倒落寞的老人，《明惠的圣诞》中明惠是一位高考落榜后进城打工的农村少女。无论是历经人世坎坷的成人还是未曾涉世的儿童，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们。在文本故事中不管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还是学历一般的研究员抑或普通的小学教员，他们都是承受着生之沉重的基层从业人员。特别是那些处于现代化背景之下的赤贫农民、小艺人、残疾人、打工仔以及被某些社会潜规则几乎窒息的人们，他们都无可争辩地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一个弱势群体。即使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在文本中也是以一个孤独无聊、处境凄凉的老人形象呈现的。总而言之，这里已经没有了英雄，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平凡的人们而已。这些平凡的人们都面临着诸多的生存困境，甚至为了一个并不过分的愿望或需求而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心爱的树》中梅巧为了实现做一名国民小学教师的梦想，16岁那年被迫嫁给比自己太20多岁的大先生，那时大先生最小的孩子也年近13岁了。为此她一边为大先生继续生儿育女又一边读书，等到第四个孩子即将出世的时候，本来三年的学业，梅巧休了念念了又休，已是第六个年头了，她才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女师毕业证书。缺少真爱的婚姻给她留下了移情别恋的祸根，也让她背上割舍亲情、背弃诺言的骂名甚至颠覆了女儿对母爱的信仰。《师兄的透镜》中朴一凡博士曾经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科研人员，然而在一个假科研之名而捞奖金之实的团队里生活沉闷不堪，于是他以携名画外逃的方式给队友做了一个特别的思想实验，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启迪并促成了程宇的事业，可他孤身一人在经历多年的异乡漂泊之后，成为一名失忆的“傻瓜”被送进了疗养院，并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吉祥如意》在优美隽永的乡村风情中通过天真的童趣故事，向我们展现了这里的善良人们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生存状态——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命运由仙界的神灵与现实中的干部所主宰。为了平安吉祥就得供神焚香，为了远灾避祸就得让童男童女上山去采艾，为有出息就得攀附干部——“养个母鸡能下蛋，找个干部能上县”，他们还是一群没有摆脱封建习俗的人们——女孩子从小就得学习做针线活，小女孩五月连春香米的诉求都不能得到满足，即是成年妇女也没有拜祭神灵的权利。也许如此等等的现象仅仅是星星点点的个案而不足以成为一种写作立场的判定凭证，更何况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是所有的人真正都能轻轻松松地度过一生，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悲欢离合与尊卑贵贱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代里常常游离于社会的宏伟构想与人们的美好祝愿而不同程度地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然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何尝又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良知呢?虽然存在本身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可问题的关键却是我们常常被活跃于社会前台的一片大好形势蒙蔽了眼睛，而不愿意让自己的目光穿越那金光闪闪的屏风去瞥一眼那些匍匐在背景之中的人们，这种忽略甚至发生在我们内心一清二楚的情况之下。
李建军说“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关注和同情弱者，总是把目光投向那些不幸的人”，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说。以人道主义为灵魂的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永恒本质，那么，以客观性为基本特点的写实，则是小说的基本性质。就此而言。小说乃是一种最接近人的心灵和生活的本来状况的精神现象。而人们之所以喜欢小说，就是因为他们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看见对生活最生动、最真实的表现。”这十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作者不仅看到了中上层社会与强势的群体，而且也注意到了底层社会与弱势群体。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人文关怀抽象化甚至空泛化以至于使其成为一种与最初的原意并不十分吻合的标榜。其实人文关怀并不抽象，它的核心价值与意义无非就在于关心需要关心的人特别是遭遇不幸的弱势群体。令人欣慰的是这十篇小说在平实的叙事中不但注意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而且十分关注他们艰难的生存处境。《喊山》中因为一个糕团子的诱惑，红霞自幼被人拐卖到她从未弄清方位的另一个偏远的山村。从此，她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并被腊宏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在失语的状态下成为腊宏生儿育女的工具。甚至在腊宏畏罪潜逃时，红霞被迫踏上陪伴其逃亡的漫漫长路。不仅如此，为了活着红霞还得忍受来自腊宏的经常与突如其来的毒打。《将军的部队》中这位曾经风光显赫的“将军”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糟老头，那段美好的岁月都已成为一种尘封的往事沉潜在心灵深处，在日出日
落的轻风里生成一缕缕心潮澎湃的回忆伴自己走在岁月最后的历程。《白水青菜》中坚守贤妻良母信念的女主公日复一日地精心制作着丈夫最喜欢吃的白水青菜汤，并痴痴地等待发迹后业已移情别恋的他回来，直到她把自己的秘诀传授给丈夫的女友。我们看到这是一群极其不幸的人们，他们的不幸不仅在于其艰难的生存处境与悲惨的个人遭遇，而且在于他们的非人处境见怪不怪地存在于正常的人群之中且又被人们无意识地忽略。于是，小说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不仅展现了艰难的生存处境给他们造成的不幸遭遇，而且揭示了这种处境被习以为常的表象掩盖之后所孕育的灾难性后果。《喊山》中如果不是腊宏被炸的偶发事件，腊宏说红霞是患有羊羔疯病哑巴的谎言就不可能被岸山坪的人们所识破，红霞的真实身份就不会有人去追问……总而言之，人们就不会觉得红霞是一位遭遇如此不幸的女人。试想如果红霞身边的人们能早一天发现红霞真实处境的话，或许她就有可能早一天获得别人的同情甚至帮助并使她有了早一天被救赎的可能，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慢了。《白水青菜》中女主人只不过是一个“花瓶女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甚至在别人无法替代的情况下，男主人公才想起了她。如果不是因为村上春树餐的难以下咽，嘟嘟就不会拜见女主人公，也不会发现女主人公是一位多么优秀的妻子，更不会放弃对男主人公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切，男主人公何时能够回到女主人公的身边我们不得而知。当然嘟嘟不是没有想到女主人公的处境，可想到是一回事动心又是另一回事。《将军的部队》中昔日统帅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将军在如今的干休所里，仅凭借对着木牌与战友的亡灵对话来打发空虚、无聊、孤独的晚年时光。也许是因为战场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地方而干休所是一个颐养天年的地方，所以在一个衣食无忧又有医疗保障的状态下，人们便习以为常认为将军是无需关注与关怀的人而没有人走进老人的内心甚至以为将军的举动是老年人喜欢胡思乱想的一种普遍性的表现。这种近乎合理的推测与认识，最终导致了将军带着人世炎凉的感触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关注底层人们的精神窘态
人的生存困境不仅来源于人的物质生活也来源于人的精神生活，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底层人们的不幸遭遇与此也不无关系。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十篇小说中虽有《心爱的树》、《一个人张灯结彩》、《喊山》和《城乡简史》明确地写到了底层人们的物质匮乏及其曾经面临的严峻现实，但其更多地抒写了物质匮乏所导致的精神痛苦与困境，更何况这十篇小说或多或少地都写到了底层人们的精神困境，所以底层人们的精神状态便成了作者们抒写底层人物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如汪政所说，“小说(《白水青菜》)通过餐桌这一角，就把都市白领外强中干、精神空虚的内囊给挑了出来，应该说在当今都市文学写作中，潘向黎的这个短篇显得内敛、轻灵，别具一格。”这些小说中无论是被迫嫁人的村姑还是自由恋爱的知识女性，她们都无法摆脱婚姻家庭的困扰或情感的煎熬；无论是业已离休的将军还是初来乍到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内心都有无法排遣的苦闷；无论是在都市里以出卖苦力谋生的农民兄弟还是在都市里靠吃青春饭赚钱的打工姐妹，他们最终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望洋兴叹的失落与幻想破灭之后的迷茫……总而言之，为了活着特别是为了像其他人一样的活着，他们往往承受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与剧烈的心灵阵痛。《喊山》中红霞面对腊宏的心毒手辣，哪里还有什么婚姻家庭的温暖与幸福可言?她在被腊宏无情地剥夺了人身自由与言语权利的同时，便异化成了为腊宏生儿育女的工具，于是红霞便在精神的萎顿中成了一具行尸走肉，直至腊宏死后，韩冲的关怀才唤醒了红霞沉寂的灵魂并在喊山后开始了人性的复回，且逐渐显现出了聪明伶俐的本性。《心爱的树》中梅巧与大先生的结合毕竟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故而对梅巧来说这是一段缺少真爱的婚姻，这也导致了梅巧与席方平最终走上了私奔的道路。梅巧是一个因情感得不到满足而灵魂被一定程度扭曲后孤注一掷的女人，为此她负出了沉重的代价——割舍了与四个子女的亲情。《白水青菜》中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与失落使她对爱情的含义产生了怀疑，她的遭遇无疑让我们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那些为发迹丈夫孤守空房的女人们。小说中女主人公虽然承受了孤寞与失落的精神痛苦，不过她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她的坚守最终赢得了丈夫的回心转意，可现实中那些只能与丈夫同患难却没有机会与丈夫共幸福的女人们，如果不能适时地走出自己的阴影，她们的自我拯救是令人担忧的。《师兄的透镜》中的朴一凡与《将军的部队》之中的将军都因为极度的苦闷与压抑而窒息了生命的活力，最终在疗养院或干休所孤独地死去。从以上人物的遭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精神焕发可以使人产生生活的活力与勇气，相反精神的压抑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从小说虚拟世界中的人和事来看，人们的精神负担与心灵阵痛往往是由其艰难的生存境遇造成的。然而这个推定后面似乎又隐藏着一个并不牵强的追问——艰难的生存境遇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如果我们不想以“人的命天注定”的回答使问题显得空泛化、抽象化甚至神秘化，那么在寻找其原因的时候，除了人类及其意志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我们应该多关注一下人类自身的因素。更何况这十篇小说中所写到的精神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如《喊山》中红霞由一个机灵的女孩蜕变为一位丧失了人基本特征的妇女，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天灾吗?文本叙事告诉我们，对红霞来说，造成这一切灾难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管是《白水青菜》中的女主人公还是《心爱的树》中的梅巧，她们在婚姻家庭中所遭遇的不幸及其给自己所带来的精神负荷，与其说是命运使然不如说是人事造就。同样是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甚至有些人能够决定或改变其他人的命运?这其实涉及到了身份地位的问题。《喊山》中红霞的命运之所以与琴花有那样大的差距，原因就在于她是腊宏买来生儿育女的工具而琴花是自己家里名副其实的主人，这也是腊宏对红霞为所欲为的原因所在。《师兄的透镜》中朴一凡虽然对自己所在团队的工作风气心里有太多的不满却又无法从正常的渠道表达或纠正，原因是他在团队是没有如同领导那样的话语权。《将军的部队》中将军离休前后的境遇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原因是离休后的他已经成了一个真实意义上的“普通”老人。将军的风光早已成了遥远的过去。正因为身份与地位对人的命运往往会产生实际意义上的影响。所以通过改变身份与地位而改变命运的努力常常成为底层人们寻求自我涅槃的一种尝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进入天堂的道路并不平坦，在挫折与诱惑都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有些人因迷失了自我而踏上了不归之路。在邵丽的《明惠的圣诞》
中，对明惠的家人与乡亲们来说都市好似人间天堂，桃子的变化让明惠也坚定了这种信念。为了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明惠便踏上了进城寻梦的道路。进城之后面对都市与乡村的巨大差距，明惠便产生了做一个城里人的幻想，在物质享受的诱惑下她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并逐渐膨胀。为此，明惠沿着痛别家乡(希望破灭)——进城(寻找梦想)——当按摩女(攒钱)——出卖肉体(攒更多的钱)——做住家少妇(当城里人)——服毒自杀(愿望幻灭)的轨道，走完了自己一生的道路。明惠之所以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是因为她梦醒时分真切地发现她仍然是一个外乡人，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而且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接近这些骄傲霸道的都市人们。“如同范小青的《城乡简史》中表明的一样，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在城乡及不同阶层之间是那样的艰难，只不过在范小青那儿是喜剧，而到了邵丽这儿化成了悲剧”。
明惠的悲剧虽然发生在文本叙事的虚拟境界之中，但我们回眸现实人生的时候，明惠的悲剧依然给我们诸多的启示。现实中，由于城市与农村在很多方面真实地存在着太多的差距，于是都市便成为许多农村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并常常被人为地赋予太多的想像的成分，因此学习城市、进城淘金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多少年以来都被看作是有出息的表现，然而这条路又是何其艰难?《城乡简史》中王才父子因为自清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生活账本，而对都市的生活产生了诸多美好的幻想并在幻想的驱使下，王才全家第一次离开贫瘠的故土千里迢迢来到自清生活的都市寻梦。在这里他们尽管过着近乎乞丐式的生活，但他们觉得很满足因为现在的生活毕竟比以前要富裕许多。故事虽然简单，却把城乡差距如此真切地演绎在了读者面前，读来令人心潮澎湃。尽管国家已经消除了城乡户口的区别，但城乡在现实层面的差别而导致的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着实际意义上的身份区别，这也是农村人对都市抱有太多幻想的重要原因之一。“《城乡简史》小说不仅形象地揭示了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而且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展示出了不同阶层文化上的隔膜。”不管是城乡差别或职位差别造成的身份地位的差异还是财富差别导致的身份地位的迥异，在现实生活中都造成了人们话语权的某些差别。因此，导致底层人们生存境遇艰难及其精神负荷沉重的原因除了身份地位的因素以外，最起码还有话语权的因素。在《喊山》中，琴花往往通过自己的据理力争与辩解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并屡屡达到了自私的目的，而红霞因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便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步，这也是韩冲入狱之后反复叮咛前来探监的父亲转告红霞要她说话的真实原因之一。《一个人张灯结彩》中小于历经人生的不幸，只因为她是一个聋哑人，她便无法为自己讨回公道。雨城中的卖淫女语言功能虽然正常，并发出了自己的诉求，然而她们非但没有讨回公道，反而遭遇毒打，在打人者眼里她是不能言说的。《明惠的圣诞》中明惠后来虽然成了都市里的住家少妇，但她仍然没有取得与李羊群及其朋友平等交流的话语权，在他们中间，明惠其实只是一个无人在意的听众而已。这一残酷的现实不仅使明惠的幻想彻底泯灭，而且也最终导致明惠走上了自绝之路。由此可见，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些不幸的底层人们，面对诸多的天灾人祸而造成的种种灾难，他们往往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渐次并彻底失语。透过这些心酸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作家对底层人们话语权的关注。因为，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最需要被表述”。
三、关怀底层人们的出路与未来
面对底层人们的生存困境及其精神负荷，这些获奖作家在揭示底层人们真实境遇的同时，对他们的出路与未来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首先是对教育问题特别是女子的教育问题的关注。《喊山》中红霞面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之所以无能为力，原因虽然是极其复杂的，但从文本叙事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红霞的悲惨境遇与其没有受到必要的教育不无关系。因为家境贫寒红霞连小学五年级都没有读完，加之她自幼被人拐卖，因而她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甚少更不知道以何种有效的方法来拯救自己，于是她常常不免胆小怕事、软弱迷茫。小说中当红霞听到腊宏的女儿“大”说“他(韩冲)说要我念书，人要是不念书，就没有出息，就一辈子被人打，和娘一样。”的时候，“哑巴抬起头望了望窗外……”由此可见小女孩在转述韩冲的话时，无意中刺痛了红霞的神经。这也是红霞排除万难支持子女接受教育的关键原因。《一个人张灯结彩》中小于成人之后的坎坷经历，与她残疾后没有受到相应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关系。卢梭曾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把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界定为教育。尽管这一论断多少有些偏激，但仍有其合理的地方，于是我们藉此可以这样认为——在不重视女性教育问题的岁月里，女性自我救赎的目标仍将遥遥无期。其次，作家们还对婚姻家庭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自古以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已经成了一种无庸置疑的事情，然而婚姻家庭关系中非两厢情愿的组合又使多少人因婚姻的不幸而蒙受着人生的悲剧。《喊山》中红霞就是承受着这种痛苦的女人，她被拐卖而屈服于腊宏的淫威并被异化为生儿育女的工具，这是她人生悲剧最主要的根源。腊宏死后，在日常的交往中，她对韩冲慢慢地产生了好感并有了托付终身的想法。这是善良的作者对红霞人生出路的一种期许，尽管韩冲的铛锒入狱使我们的期许变得不甚明朗，但这种情感毕竟使红霞在几乎荒芜的情感世界里拥有了一座海市蜃楼，且重新点燃了红霞生活的勇气与信心。其实，在婚姻不能自主的岁月里，男女平等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已。《心爱的树》中梅巧的不幸何尝不是为取得资助而被迫嫁人的必然后果。说到婚姻家庭的不幸，往往会引发我们太多的感触。不仅非真情相爱的组合会导致人生悲剧，两情相悦的组合有时也结出苦涩的果实而导致人生的悲剧。人的一生中难免存在着太多的变数。婚姻家庭当然也不例外。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激情之下我们有时也许会匆忙地放弃最初的承诺而做出新的选择，然而我们却往往难以清除记忆的星空，因此在旧情与新爱的错综、回忆与现实的并存之间，我们有时不免面临着诸多的困境特别是处于劣势的一方。《白水青菜》中女主人公的坚守虽然换得了男主人公的回心转意。可我们不知道这一变故的阴影在多长时间内能从他们之间特别是女主人公的心里消失得荡然无存。当然，这毕竟是一方等到了另一方回心转意的事例，其实等不到另一方回心转意甚至被逐出家门的事例又何尝少见。因此，关注婚姻家庭问题仍然为一个并不过时的话题。第三是对法制问题的关注。《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小于与《喊山》中红霞，都曾幻想借助某些潜规则去保护令自己心动的男人，然而那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而已，而且对潜规则的利用是以一定价值的巨大牺牲为潜在条件的。《喊山》中在韩冲被警察即将带走的时候，红霞幼稚地拿出了王胖孩与她签
订的赔偿协议希望警察把韩冲留下。然而这只一个让红霞放弃上诉的权利并接受调解人意愿的处理方案而已，在司法制度面前并无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人张灯结彩》中钢渣被捕后，小于不惜重金买一张“特赦证”去救赎他。然而她那善良情感却被骗子们利用为赚钱的凭借，所谓的“特赦证”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废纸而已。《明惠的圣诞》中明惠想借助娱乐行业的某些潜规则发财致富实现自己的都市梦想。最终却使自己走上了不归之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民间潜规则自有其存在的道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它为化解基层的矛盾纠纷提供了某种保证，但民间潜规则的存在与运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遮蔽了法律的权威与公信力，并与建设民主与法制的现代文明有所抵牾。回过头来看，小于、红霞、明惠等人的人生没有得到法制光芒充分地照耀也是导致其遭遇不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现代文明日益成熟的今天。司法保障必然是底层人们的一道重要防线。作家们对底层人物生活状态特别是不幸遭遇的抒写。本身就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甚至是使这种关怀从一个人或一群人扩展到所有人的人文关怀。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魔术师的妻子不但见证了丈夫的死亡而且目睹了太多生命的殒殁，在这里死亡像一种气息弥漫在文本的每个角落，更让人揪心的是死亡是那样的频繁又是那样的平常，而且导致死亡的原因也往往是一次次司空见惯的事故或意外。魔术师被急于上厕所的菜农的摩托带走了生命。摊主之妻被本来是兽医的卫生局局长连襟医死，陈绍纯被一幅牡丹图砸死，云领的母亲被顾客的宠物小狗咬伤患狂犬病而死，云领的父亲为了挣两百块钱而将一个大礼花托在手上点燃，致使自己的那条手臂跟绚丽的焰火一起飞上了天空，矿井中的一声巨响刹那间就带走了九条人命……在悲凉的叙事中，使小说“在解读着对苦难的超越，它也在思考着超越死亡的人性关怀”。“将关爱洒向更需要的地方，求得精神的真正救赎”。
尽管目前的学界对底层叙述的说法不尽一致甚至毁誉互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底层叙事最起码是一种并不完全回避苦难人生的文学叙事，因此它是值得关注的，更何况争论的本身就证明了它是受人关注的。正如李建军所说，“在我看来，同情底层人和不幸者，则是整个人类文学的精神纲领，因为文学的精神就是一种以爱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就是一种给人以光明和温暖的精神，就是一种把对不幸者的怜悯和拯救当做自己的使命的精神。所以，无论我们的底层叙事存在多少不足和问题，它们都是值得赞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