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哲学视角是孙郁的鲁迅研究中起步早、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他独创性地将鲁迅与康德进行比较，认为在强调认识的有限性这一点上，二人不乏相似性。孙郁强调怀疑意识作为鲁迅思想的“内核”，并指出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以“主体性”思想为参照，对鲁迅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指出传统的“主奴文化”是形成“相互主体性”思想的障碍。概而言之，孙郁对于哲学视角的运用，并非纯粹的知识生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 孙郁;鲁迅研究;哲学视角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1-0065-08
鲁迅虽非哲学家，但在其思想形成过程中，受到尼采、克尔凯郭尔、斯蒂纳等哲学家的影响，《野草》等作品也蕴含浓厚的哲学意味，其文章用语也时而出现“个人主义”等哲学概念。他所认可的“托尼思想，魏晋文章”一语，更从一个侧面彰显出鲁迅与哲学的渊源。因而从哲学角度阐释鲁迅思想确有可行性，而在鲁迅研究史上，亦不乏先行者。有研究者统计，最早从哲学角度切入鲁迅研究的，是艾思奇写于1941年的《鲁迅先生早期对哲学的贡献》一文。[1]（256）新时期伊始，也出现了不少相关论著，如张琢《鲁迅哲学思想研究》等。但研究思路或者是延续之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照鲁迅的研究路径，或者注重阐发此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并未有根本性突破。后来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开拓，存在主义、启蒙主义、乃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均成为研究课题，运用哲学视角解读鲁迅作品的成果也随之大量出现。汪晖、王乾坤、徐麟、张钊贻、魏韶华、梁展等一大批学者在此领域辛勤耕耘，在宏观层面从鲁迅与存在主义、启蒙主义哲学等入手，在微观层面则比较他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思想关联，大大扩展了该课题的研究范围，同时也丰富了对鲁迅思想内涵的解读，可以说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一大突破和亮点。
作为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重镇，孙郁一直笔耕不辍，或散篇、或专著、或学术性论文、或随笔式文章等，新论迭出，在鲁迅研究界可谓特色鲜明。细心者自不难发现，在他写于1980年代的著述中，已自觉地采用哲学视角来观照鲁迅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用哲学概念来诠释鲁迅思想和作品，如探讨他的“认知范畴”“自我意识”等。二是将鲁迅与某一哲学思潮进行比较，如注重挖掘他与尼采等浪漫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联。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孙郁深入发掘了鲁迅与西方哲学思想尤其是启蒙思想的关系，指出他“深受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反抗哲学的影响”。鲁迅早期思考的三个问题是“对人性的反诘”，“这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启蒙文学的思路恰好是吻合的。”[2]由此，孙郁对“鲁迅早期精神哲学”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阐释，一时新人耳目。在前人已有论述的话题上，孙郁也往往能凭借自身学养，深化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如他在多篇文章中持续讨论鲁迅的“怀疑意识”及“主体性”“相互主体性”等问题，明确将“怀疑意识”作为鲁迅思想的核心，并深入辨析鲁迅“主体性”思想的文化史价值和当下意义，大大拓宽了鲁迅研究的阐释空间。孙郁虽然后来很少写有专门论述鲁迅与哲学话题的论文，但哲学视角仍或隐或现地出现在其谈论某一问题之中，其文中亦时常出现哲学概念，可见哲学视角是孙郁的鲁迅研究中起步较早、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本文分析孙郁鲁迅研究中的哲学视角，既是对其学术研究的表彰，又可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借鉴，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
一、 鲁迅与康德
将鲁迅与某位哲學家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很多，如尼采、克尔凯郭尔、萨特等，研究者大多注意到鲁迅与意志论、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关联，但将其与康德进行比较——据笔者所见——则只有孙郁开拓、并持续不断地讨论这一话题，可谓别开生面。他明确指出：“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对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3]“康德曾以他的思维方式，规范了近现代的西方文化走向，那巨人的超常的认知触觉，把人类的智慧表达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点上，我以为鲁迅是东方的康德。”[4]
究其研究缘起，或许与他的阅读兴趣有关。大学期间，孙郁在读了艾青晚年的诗歌后，“觉得诗歌不能够完全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而哲学或者理论的东西更吸引我。我就拼命地读弗洛伊德、康德、尼采的书”。[5]他还坦承：“外国哲学家最喜欢的是康德。直到今天我还经常翻一翻《纯粹理性批判》，给我很大的启发。”[5]对康德的兴趣也与李泽厚有关，如所周知，李泽厚的思想受康德影响很大。“大学时代受李泽厚的影响比较大，开始思考相对深一点的问题”[5] ，“经由他的思路，去阅读康德、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6] 。在孙郁早年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中，就多处可见康德哲学的概念，如“对象化”“对象世界”“现象世界”“实践理性”……。他后来在文章中也时常提及康德，可见他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并非“跟风”、亦非浮于浅层，而是有自己的深切体会。他自己总结的“思想受惠于康德、尼采玄学，情趣游于鲁迅与知堂之间”[7] ，确是恰切的。
康德哲学努力解决人们认识的本质、界限。在他看来，不是人们努力去按照认识对象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而是让认识对象符合人们的认识所必须遵守的规则、框架——“先天有效规则”。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心灵有着两种普遍必然方式，一是先验的知性方式;二是先验的理性方式。前者给予经验对象普遍必然的时空表象，后者给予经验对象普遍必然的判断表象。”[8]通过他的这一设定，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实现了颠覆，即人成为“立法者”。
同时，康德认为人们是无法真正认识“物自体”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认识又是有局限性的。孙郁指出：“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到现代人文主义者们，对人的个体的把握一直是一件棘手的问题。康德对人的先验认知网络的发现，提出了人认知现实的一种限度。”[9]康德认为“离开了人的主体，就无法看清世界的原态，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又使我们无法真正抵达实在”[10]（36） 。孙郁认为在强调认识的有限性这一点上，鲁迅与康德不乏相似性。“康德曾以惊人的悟性告知了我们理性的有限性，而萨特与你，鲁迅先生，却以诗一般的激情，描述了人在现象世界中的窘态。”[10]（39）他在分析《野草》时具体论述了这一观点，指出：“鲁迅在这里看到了人的认识的片面性，看到了在理性世界中不可能穷尽现象界的真理的冷酷现实。这是对人的先验认知形式的大胆的怀疑。”[11]“鲁迅与萨特差不多都共同意识到了人的本体意义并不在于附属于一种先验的理性，而恰恰附属于人的自身。”[11]因此，只有在“拷问与自审里”，“人才可以意识到，先验认知形式，对人类自我的奚落。我们便常常陷在这个幻象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