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炳瑞（1988—），女，汉族，河南周口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摘 要：近代以来，关于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历史地位的评价，褒贬不一。本文从批评和理解两个方面来探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在整个西方史学中的地位，在总体的层面上深化对中世纪史学的理解。
关键词：基督教史学；历史地位；批评；理解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6-0000-02
这里界定的中世纪，起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迄至14世纪初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西欧中世纪是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历史时期，由此，西欧中世纪的史学也主要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神学色彩。近代以来，关于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各家说法不一，有贬有褒。当中世纪史学本身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对象时，我们对它的任何评鉴其实便是在史学史的场合中为它确立位置。本文就一些典型的评论进行梳理，探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在整个西方史学中的地位，在总体的层面上深化对中世纪史学的理解。
一、对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批评
文艺复兴以来，高扬“理性”的思想家们多把西欧的中世纪定性为“黑暗时代”。借用克里孟梭的话，“它生于不义，自当死于羞辱”。总体来看，正如科林伍德所说：人们对西欧中世纪史学的批评归纳起来都根源于一点，即上帝在史学实践与史学著作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人们所评论的中世纪史学的绝大部分缺陷都可以归结为上帝的存在。以下是批评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代表观点：
从史学类型的角度来看，西欧中世纪史学数量最大的无疑是年代纪和编年史，基本是由教士和修道士编的。作家艾多弗·巴托利曾在《意大利文学史》的绪论卷中对中世纪史学有生动描述。他说，在格雷戈里时代，是处在一个思想低落到使人怜悯的世界，处在一个不再有历史概念的世界。而历史学已变成了“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弗雷迪加里乌斯以后，编年史方面的写作情形是这样的：“我们似乎看到那个瘦削的僧侣每5年或11年把他那颤抖的头颅伸出密室的狭小窗户一次，想弄确实人们还没有死绝，……他活着的唯一指望就是死”。[1]这几乎是对中世纪史学的一种全盘否定的评价。
从历史著述的目的来看，中世纪史学家认为历史本身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已经为人类安排好了结局，即末日审判与天国的降临。诚如柯林武德所言，西欧中世纪史学的理论原则是基督教潜移默化的结果。历史写作被看作一种宗教行为，一种献身于上帝的神圣事业。因此，历史学家们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人类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符合上帝的安排，都发生在上帝的意志范围内。结果一部部历史成为上帝意志的体现和见证，而创造历史的人类却成为上帝的工具，也就造成了“5世纪开始以后的800年间，西欧大部分历史写作都是有基督教作家进行的……俗人历史写作在公元13世纪以前几乎完全绝迹。”[2]
从历史著述的内容来看，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有着浓厚的宗教宣传的意图和宿命主义的倾向，他们往往偏向于选取那些能够证明基督精神的材料，有时不惜篡改、编造，神话、传说、圣迹等大量充斥于作品中，而活生生的人的历史已不复存在。诚如汤普森在《历史的著作史》中的论述，基督教史学在三个方面歪曲历史的内容。一是采用古犹太史作为基督教以前的历史；二是把上帝的启示与历史扯在一起；三是恶意地把历史分为所谓的“神圣的”和“凡俗的”两种。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宣扬上帝的全职全能，并且由教会史学家牵强附会地与历史学联系在一起的。为此，汤普森批评说：“一切属于教会史书的东西都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光环相当严密地保护起来，无一或缺，这就是虔信或权威的那种虚妄的守护。”[2]（184）显然切中了中世纪史学某些著作的要害。
从历史著述的方法来看，编年史与年代纪是中世纪基督教史学著述最常用的方法。这两种类型都是按年代顺序的简单编排与罗列。“百多年间，除了那些浪漫主义者怀着浓浓的‘思乡’和‘复古’的心情，对着它们发着千古的幽思，它就只有当作历史学的衰落期来讲述了，并且是以其单调而又枯燥乏味的编年史来反衬前此古典时代丰富多样的历史编纂风格”。[3]在基督教史家那里，上帝创造了历史，因此历史学家也就没有必要过多地思考如何写好历史供人阅读，或运用怎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将自己的意图表达出来，史家已经没有多少思想了，可以说在这里“历史学家死了”。而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叙述，如圣徒传纪等，它有一整套方法能教人如何将一位现实中的普通人描绘成天使般完美的人，毫无求真探索。因此，有人这样说，希腊罗马朴素的人本主义文化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神本主义的蛮族文化 。难怪西方哲人黑格尔称中世纪为“阴森可怕的漫漫长夜”。
二、对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理解
20世纪初，经过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和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等人的努力，西欧中世纪史学所蕴含的积极作用才渐为人所接受，渐洗那沉重的神学附庸的指责。克罗齐认为，基督教史学中含有一种关于精神价值的思想，这是人类所共有的，教会以这种精神价值作为它的主题，用它来照亮事实和判断事实等等。柯林武德认为，西方史学在4—5世纪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折，即基督教思想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革命性的影响。“那时历史的观念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响而经过重新塑造。”[4]基督教史学在许多方面的思想是具有创始性的。
第一，西欧基督教史学开启了普遍统一的整体史观和大一统的世界史意识，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达到了最大限度。这种历史观念的转变被柯林武德称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古典史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问题，撰史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缺乏整体史观和世界史意识。在他们的世界史中，“世界只是作为其叙述主题的一个背景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格局”[5]但是，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打破了这种历史编纂模式，开启了普遍统一的整体史观和大一统的世界史意识。基督教史家眼里“世界成为没有地域区别或文明差别的整体世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是无差别的，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类是一个整体。”[6]尽管基督教史学的世界整体观也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整体史观，因为那时人们的视野仅仅限于西欧、北非至多包括印度，但正如苏联历史学家叶·阿·科斯敏斯基在《中世纪史学史》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以宗教为基础把全人类联系到一起，竭力要超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界限，因此，它是世界史理论发展的沃土，不仅扩大了历史观念本身的地域和民族界限，也扩大了历史主体的界限，对后世史家的历史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合目的的进步过程。基督教史学蕴含着目的论，是一种目的论史学，而目的优于起源，便自然而然地将进步史观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一进步观是基督教史学的一大思想贡献。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天地间具有善良光明的世界——上帝之城和罪恶黑暗的世界——地上之城，世界的历史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历史。“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历史的过程不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7]鄂图在《双城史》中也指出许多前人未知的事物，如今由于时间的进展和进步而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历史的运行是合目的性的，便成为走向某种目标的进步过程。这样，基督教史学首次真正打破了古典史学中循环的或退步的悲观的史观，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进步，这种历史观念的诞生，对历史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后世人的精神状态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确立了线性时间观念。古典史学中的时间是没有方向性的，是循环轮转流动的，而基督教史学则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基督教信仰从创世到末日审判，时间的方向性是十分清楚的。用这种时间观念解释过去事件时，就会从线性时间框架出发，如上帝造人——基督降临——末日审判，历史是一个统一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个时代，各有特点，而且每个时代都以一桩事件与前一代相划分，从而形成了划分时代的观念和历史事件分期法。线性时间框架的最终形成，使历史学家从此能给每一个人物与事件一个较为准确的时空位置，使读者培养一种清晰的时间概念，按照线性时间逻辑思考事件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摆脱了希腊古典史学中的循环观念，“这一点乃是走向掌握历史学特性的第一步。”[4]（89）同时，基督教史家着眼于人类整体去探寻历史的普遍，把人类历史看作有始有终的必然运动来探寻历史的本质和动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哲学，许多思想被后来的历史哲学家加以继承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中世纪基督教历史哲学是西方历史哲学的滥觞。”[8]
第四，形成了统一历史纪年法——基督纪年法。基督教史学中线性时间框架和历史分期法促成了旨在显示其独特性的基督纪年法。此前欧洲各地的纪年法复杂多样，如修昔底德著述中经常只用冬和夏季来记时，不写具体时间；古希腊人用奥林匹亚德纪年；罗马人用历届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因纪年方法相异，很难形成一个清楚的历史概念。基督教史家以耶稣基督降世之年来推算事件的年代，8世纪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基准，这之前即基督之前；之后即我主纪年。这种纪年法后来被广泛采用，大大简化了纪年方法，为各区历史纪年的统一提供了方案。基督纪元体系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欧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且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实际方便，是基督教史学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
第五，开创了新的历史撰述类型——圣徒传。圣徒传记在中世纪数量大增，这种历史撰述类型也形成发展起来。如被后人称为“教会史学之父”的攸昔比乌斯著有《巴勒斯坦殉教者传》、《君士坦丁传》，高卢人塞维鲁有《图尔主教圣马丁传》，法国史家艾因哈德有《查理大帝传》等。这类书塑造了诸多伟大人物，虽然搀杂了许多怪诞之事，但“这些典范作为社会伦理准则的化身不仅为个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伦理指导，更重要的是对中世纪社会的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7]（92）在这里，基督教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其稳定社会承续文明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最后，基督教史学宣扬的“宿命论”并不是悲观主义。克罗齐认为，基督教史学中含有一种关于精神价值的思想。在中世纪，西欧古典文化中的人性乐观主义被基督教精神取代了，发展成为一种“宿命论”，然而宿命论并不等于悲观主义，信仰基督教意味着作好接受末日审判的准备，教徒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确信自己美好期待定会实现的人怎会为未来而担忧呢？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基督教史学在取代古典史学中的人性乐观主义的同时建立起一种神性的乐观主义。
三、反思、理解与评价
中世纪以后的许多史家以近代史学的范型为参照系对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进行全力的批判，但简单粗暴地把它看作是“历史行程中由千年普遍野蛮状态而引起的中断”，是不对的。正确的评价不在于偏见与贬损，而在于理解，以及思考如何去理解它。我们不能用近代历史学的标准去苛求西欧中世纪史学，而应从该时代整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出发，反思和理解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在其时代中的所作所为。
毋庸置疑，从整体来看，中世纪西欧的史学由基督教精神主导；史学家主要是教士和修道院的修士；史学研究不在世俗的书院，而在僧侣的庙堂；所叙述的对象不在现实的人间，而在虚渺的上帝天国；世俗历史成为上帝意志的体现和见证，而创造历史的人类却成为上帝的工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历史学的全面倒退，而是预示着西方史学观念发生的又一次的变革。我们不应囿于传统之见，而应更加注重综合性、互动性、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能够看到，基督教史学通过改造和发展西方古典史学，在许多方面的思想都具有创始性，它在宗教的形式下对历史本体作了深入思考，追寻历史的“本质”，孕育产生了许多历史学的新观念、新思想，如世界史观、线性时间观念、进步史观等，“所有这些在近代史学思想中为人所如此之熟悉的成份，在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中全都不存在，而是有意识地和辛勤地被早期的基督教徒们创造出来的。”[4]（93）它引起了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无疑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欧基督教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诚如克罗齐所说：“基督教史学像古代史学一样，解决了它所面临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其他后来才形成的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面临它们。”[1]（164）这是对中世纪史学的合理性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0页。
[2]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M]，谢德风译，上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9页。
[3] 余伟：《试论柯林武德对“末世论”的批评》[J]，《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77页。
[4]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5页。
[5] 陈超：《试论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地位》[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第78页。
[6] 朱伟奇：《论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解读“上帝”的历史观》[J]，《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第55页。
[7]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8] 高拴来：《试论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积极作用》[J]，《唐都学刊》第12卷1996年第1期，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