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关键词 “新史学派” 民族风格 纪传体 纪事本末体 典志体 章节体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37-07
涌起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不仅是波澜壮阔的思潮，而且在“五四”以后形成蔚为壮观的流派。其根本特点，首先集中体现于梁氏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而由于这一理论主张和学术方向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史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因而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一大批史家共同的信仰和旗帜，主要代表人物有夏曾佑、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杨鸿烈、陆懋德、金毓黻、王桐龄、卫聚贤和姚名达等。这一派的共同特点和基本宗旨，主要包括：力矫繁琐考据和整理史料的学风，主张在史观统摄下对全部历史加以解释，努力探寻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法则，故而强调对历史背景和因果关系的考察，并坚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强调历史是“整个的”，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人类社会生活全貌，并以动的“情状”代替静的“事实”，因此反对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倡导以“民史”取代“君史”，重视叙述普通大众的生活状况；坚持史学的致用观和目的论，主张发挥史学的教育国民、关切现实以及推测未来等功能，但同时强调必须以真实、客观为前提；重视考察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崇尚宏通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而非带有整理性质的窄而深的“考史”，讲求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
“新史学”派史家以上述五大主张为理论指导，在中西文化激烈冲和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优秀史著，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们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充分吸收中西各种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在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历史编纂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史家学、识、才、德的重要载体。任何史学著述都离不开一定的体裁形式，其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史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史学历来有重视体裁的优良传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编纂形式，先后产生了编年、纪传、典志和纪事本末等几种主要体裁。“中国史学发展到17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驌撰《绎史》，创造了熔合众体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20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太炎、梁启超又为编纂《中国通史》设想了新的体裁。”（陈其泰：《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突破单一体裁的限制，糅合几大体裁主要是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之长，从而创造出既能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又能涵括社会丰富内容的新综合体。新史学派的创始人梁启超正是步入20世纪以后进行这种尝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梁氏史学所涉范围极为广阔，而编纂一部新式《中国通史》在其学术生命里始终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他在《三十自述》中曾说：“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9页。）此一宏愿因其卷入政治漩涡而搁置多年，直至1918年，方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不久，又因患病和欧游停下。从已撰成的作品和致陈叔通的信中所言来看，他所拟定的通史体裁，以“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体互相配合，并言“自信前无古人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8年”，中华书局，2010年，第446、448页。）很显然，他是用纪事本末体对纪传体加以改造，而这是建立在准确把握两大体裁优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而“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9、20页。）“纪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过去的纪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要的纪事本末体，要重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⑥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31、283、26页。）故而，他结合纪事本末体大势清晰和纪传体包罗万象的优点，创造出新颖的编纂形式。从学术来源上讲，梁氏的这一理念近承魏源而远绍章学诚。他曾在评价魏源《元史新编》的合传作法时指出：“其组织之独具别裁。章实斋所谓‘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谓魏著无论内容缺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矣。”⑥又谓：“全书列传不过二三十篇，皆以事得性质归类，每篇之首，都有总序……这种作法，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⑦梁氏不仅是进入20世纪以后较早对新综合体加以探讨者，而且以新史学的眼光对旧有体裁的优劣逐一展开评判，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学者尤其是重视“著史”的新史学派在史书体裁上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和改造。从这一点上说，梁氏在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史上无疑处在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新史学派中，沿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这一思路对史书体裁继续展开探讨的，还有金毓黻。金氏治学“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将治学重心转向史学，并开始逐渐由旧学向新史学转变。因此，其史学最初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意味。反映到史书体裁上，则是以纪传体为正宗。直至1931年，他在评价民国纂修清史仍沿用纪传体时认为：“自西学输入中土，另创新史体裁，作史成法不无摇动，此则因时而异者也。余谓作史之法，以本纪为纲，以传志为目，别以表辅之，此成法之无可议者也。”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他对史书体裁的认识也开始走入综合一途。他本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史学致用思想，在抗战爆发以后，大声呼吁编纂战史，而在体裁上则主张糅合纪传和纪事本末二体。当时，黎泽济在《编纂战史之管窥》一文中即力主此法。金氏看到后，极力表示赞同，认为黎氏“所论史体宜折衷于纪传与纪事本末最为精湛。国有大事，当以纪事本末体纪之，庶可灼见。本末纪事所不能尽者，则别为大事纪，以明经纬。为传以传其人，为表以举其细，为图象以佐表之不逮，别为文征，以存一时之文献。用此法以修史，则为良史”。后来，当他转向民国史的编纂时，亦本此旨。其言曰：“余向主民国新史宜立纪、表、志、传、录五体；录者，纪事本末之异名也。”又谓：
余……拟撰一稿，题曰《中华民国史稿》，或称《史纲》……纯用纪事本末体，以一事为一题，参用新法，后附以表、传两传（此处疑有误）。如正史之本纪即改为大事表，列于卷首；又典章制度亦以表明之，如地理、官制、艺文三志皆可改表，而以表后叙其源流分合及因革损益；又如外交、经济、学术、文化则各立专章，依纪事本末体记之；至于政治、军事之大者应立专章纪载，乃本书之骨干也。若本书所不能具载，而其人可传者，则别为传，但以力避与正文重复为主，且立传不必过多。如此撰述，则民国史可望详略得中而便于省览矣。（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1年10月30日”、“1939年5月15日”、“1948年2月1日”、“1948年9月4日”，辽沈书社，1993年，第2699、4317、6535、6670-6671页。）
由上可见，他的主旨依然是糅合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但前期以纪传体为主，后期则转向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尤其是，将外交、经济、学术、文化等亦按纪事本末体加以记载，显然是扩大了纪事本末体的范围。从其日记来看，他曾按照这种设想编纂民国史，但由于这一领域究非其所擅长，最终未能成功，更多的是进行资料的整理和汇编工作。不过，他在史书体裁创新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应该被肯定的。
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
清末民初，为了满足教育改革的需求，一批借鉴西方章节体编纂形式的新式历史教科书应运而生。此后，章节体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最流行的史书编纂形式。新史学派所编纂的通史和断代史也大都采用了分章节的形式，因此学者往往将其简单地定义为章节体，而不加深究，以致忽视了其内在所蕴涵的民族特色和风格。事实上，新史学派在对所撰史书体裁的自我体认上，往往不称章节体，反而更多地强调对传统体裁的继承和发展。故此，对其本质特点恰当地归纳应该是：寓传统史书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尤以纪事本末体为突出。夏曾佑、吕思勉、王桐龄、萧一山、张荫麟等史家的努力即共同体现了这一方向，而各人作出的建树又各具特色。
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历来被称作是最早成功运用进化史观和章节体的著作，但就其所设标目和叙事方式而言，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极为明显。全书按照时代先后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而于时代之下基本遵循纪事本末体的叙事模式。夏氏在书中自言：“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当时商务印书馆介绍夏书的广告中也称“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两体”。（《东方杂志》1905年7月第3卷第7期。在夏氏之前的新式历史教科书，虽然采用了章节的形式，但也大都自认或被指为纪事本末体（参见张越：《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此外，书中涉猎了有关学术、宗教、风俗等典志体的内容，而以章节的形式嵌入，与纪事并列。“五四”以后，吕思勉撰成《白话本国史》，被称作“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7页。）全书先列“序例”和“绪论”，正文则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和现代史五篇，篇下分章节，而在各章节的设置上也充分体现了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比如，他在第二篇“中古史（中）”的第二章“两晋和五胡”下设十节，分别为：“晋初异族的形势”、“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胡羯的兴亡”、“鲜卑的侵入”、“东晋内外的相持”、“苻秦的强盛”、“淝水之战和北方分裂”、“拓跋氏的兴起”、“宋篡东晋和魏并西方”。此外，在每一篇中设置专章论述经济组织、政治制度、学术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情形等。王桐龄的《中国史》也大致采取这种编纂模式。其在《凡例》中亦不称章节体，而谓：“中国旧史书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书志体。本编用纪事本末体，而去其琐碎事迹。”“每一时代之终，必详载其时代之制度、学术、宗教、风俗、实业，以观其社会文化之隆替。”（王桐龄：《中国史•凡例》，北平文化学社，1926年。）此书的另一大突出特色是在全文中设置了大量的表，据粗略统计，四编合计共附表约362通，而在内容上则包括世系表、职官表、疆域表、刑法表、兵制表、田制表、人物表等，几乎涵盖了通史的方方面面。
夏书初创，较为简略，且仅写到隋朝；吕书写到民国，在编纂方法上更为熟练和严密，在内容上仍以简练为主；王书则写到清朝中期，而规模庞大，体系周严。三书在体裁上的共同特点是，都将中国历史按时代进行阶段性划分，而立为篇或编，以下则采用章节的形式，而在标目设置和叙事方式上则充分吸收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起讫自如的优点，同时将社会文化等典志体的内容合理安插其中，故而克服了旧体纪事本末互不统属又记载范围狭窄的弊病。
在新史学派中，最能将传统体裁精华融于章节体之中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当为萧一山。他凭一己之力、耗时40余年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的“新式”清史，总计410余万字，而上、中两卷完成时萧氏仅20多岁，并获梁启超、李大钊等八大史学名家为之作序，以私家著史而声名远隆于官修《清史稿》，堪称近代史学史、学术史上的一大奇闻。就体裁而言，萧氏对旧史体裁的优劣了然于胸：“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检日月，而难于寻终始。其间虽纪事本末一体，略有合于新史学之义，然其体创始于袁枢，特为便读《通鉴》者之寻览。即后之继此而作者，亦不能有深识别裁，以斟酌乎其中。故皆史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足以为史学。”（萧一山：《清代通史•导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高悬深识别裁和系统性的目标而在体裁上下尽功夫，一言以蔽之，即在改造“有合于新史学之义”的纪事本末体基础上，充分借鉴、糅合章节体的长处，而又于部分篇章兼收纪传体和典志体的优点。全书三卷大致按清初、康雍、乾嘉、晚清的时间顺序，选取17大专题，因“事”命篇，同时突破旧体纪事本末记载范围狭窄的局限，吸收章节体照顾全面、容量宏富、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的优势，于篇下设章、节、目，并且连续编号以突出历史的连续性，层层统摄，前后连贯，浑然一体，而每层均详述始末原委，深入分析。同时，在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等的章节借鉴典志体的长处，而于清代学术大致采取以人为纲的方式，以及史表的设置则又是吸纳纪传体的优点。从整体上看，从篇到目的标题设置无疑是以“事”为中心，而有关经济、生活和学术等部分则合理安插其中。萧氏明确反对将“文明史附丽于每期之后”的做法，认为那样无法做到“融会贯通”，而“拟力矫此弊，统摄诸种现象于一小时期中而并述之，以政治为纲领。盖政治为国家活动之表现，为文明之一大枢纽也”。（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
《清代通史》相较前面三书而言，综合体的特点更为突出，但究其核心，仍然旨在于打通、糅合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学者对此多有精彩评论，比如杨家骆指出：“袁书（指《通鉴纪事本末》）……虽有循览之便，而于史实之因果仍不能有所发明，清末泰西史籍与社会科学渐次输入，夏曾佑先生首著《中国古代史》，于是史籍之面目一变，然文既简略，事皆习见，且为供应教材而设，犹未足以言史学。至民国十二年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书成，始能称为新史体输入后之一大创作，凡梁帝郑樵欲变而不得其道，章学诚识其意而不能得其体者，一举而解决之。”包遵彭谓：“普通史是一种综合的组织，近于吾国之纪事本末体，尤与东西洋近代史学之分篇章节者相同。然本末一分，西史二三分之体材，均未免简略，此书分卷篇章节目，系统尤为详密。”王家俭则称：“清末民初时期，因受西方史学的影响，而有新纪事本末体的出现。择定专题，搜集史料，穷其究诘，探其演变，颇能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萧先生在他的《清代通史》里，便大胆的采用了这种所谓新纪事本末体，作一新的尝试。此一尝试颇得史学前辈梁任公先生之赞赏，在其《清代通史》序中，所谓‘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便大体是指此而言。”（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萧一山先生文集》，台北：经世书社，1979年，第679、681、737页。）都无一例外的指出萧书成功的关键在于借西方章节体改造旧有的纪事本末体。
这里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新史学派所运用的纪事本末体已经逐渐突破了“事”的限制，而发展为“专题”，因此原先典志体的内容（近代多称文化史）就以“专题”的形式很自然地被吸纳其中。上文曾提到的梁启超所谓“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和金毓黻所谓“将外交、经济、学术、文化等亦按纪事本末体加以记载”也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杨鸿烈也曾指出：“就所研究的‘题目’的性质‘以一事为一篇，每事各详起讫’的‘纪事本末’的方法，如所谓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即是应用这种方法整理而成的史籍。”（杨鸿烈：《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61页。）
新史学派所编纂的通史中还有一绝佳之作，即“史学天才”张荫麟所著的《中国史纲》。他以超乎常人的创造精神苦心经营，在体裁形式上，亦是糅合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两大体裁，同时又在必要时吸收典志体和传记体的优点，充分做到主线明晰、重点突出而又兼顾其他。其自陈编纂特点为：“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中华书局，2009年。王省吾曾回忆说：“他因身体不好，不能上课，今年的‘魏晋南北朝史’，他指定参考书，由同学自行阅读，但须缴阅笔记。他指定的书，有《通鉴纪事本末》、《晋书》、《魏书》、《南北史》、《周书》、《北齐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这一张书单可以吓死人，一年时间如何读得完。他又说《通鉴纪事本末》须熟读，要做笔记，其他如来不及，参阅一下也可以。”（王省吾：《忆张荫麟师》，载［美］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页。）由此可推见其以专题方式编纂中国通史这一理念的源头。）他将历史事件、人物和社会文化的内容提炼为11大专题，同时又以章节的形式将其联为整体，与上论诸书在体裁上具有相同的特点。但是，此书又有极为突出者，即在于对史学“美”的追求。相较他书偏于详细考证或史料宏富而言，张氏独树一帜，不作考证过程的展示，而在消化史料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博深的史学、高明的史识和卓越的史才用“说故事的方式”将几千年中国历史娓娓道来，不仅篇章安排合理，而且文字粹美、富有感情，近乎完美地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一扫以往史书之刻板、艰深和枯燥，使人开卷不能止，一气读完而意犹未尽、发人深思，既践行了其“史学是艺术”的宣言，也让章学诚所谓“圆而神”、梁启超所想望“活的历史”成为现实。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仅在文字上“潜心涵泳几经锤炼”，（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载［美］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第10页。）而且在每章的节与节之间以及前章的最后一节和下章的第一节之间，几乎均以简短而恰切的语句加以衔接，从而使整部著作浑然一体，毫无断裂之感，堪称针织细密、严丝合缝。比如他在第五章末节结尾言：“因此秦人统一的大业被耽搁了二十多年，我们正好借这空闲，从喋血的战场转到历史中比较平静的一角”，（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华书局，2009年，第117页。）以此引出下章“战国时代的思潮”。以中国历史的时空跨度和内容的浩繁而言，做到这种程度是极不容易的。此外，他特别重视“合传”的运用，充分发挥这一体例的优势，既突出群体特点，又便于比较异同，而且节省篇幅。像这样的细节以往不太被学界所注意，但从历史编纂学视角考察，则种种精心设计最能反映出著者在篇章命名、结构和安排上费尽心思，昭示着其匠心独运。
综上，对于新史学派所编纂的诸种通史和断代史，显然不能以简单的章节体加以定位，而应深入挖掘其内在所蕴涵的传统史书体裁的精华。整体而言，新史学派对传统体裁的优劣都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而尤将纪事本末体视为最符合新史学之义者，但也看到其存在的事与事互不统属、缺乏联系、范围狭窄等弊病，故而将典志体和人物传记的内容以“专题”形式纳入其中，而又充分融合于以照顾全面、容量宏富、逻辑严密、层次清晰见长的章节体之中。这是新史学派在历史编纂过程中运用最广泛的体裁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
新史学将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既主张纵向的贯通，以梳理历史演进大势，又强调横向的铺陈，以描绘社会生活情形，以此作为新史学的两大要旨。反映到史书体裁上，即表现为对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重视。梁启超即在称赞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之外，又谓：“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0、21页。）实际上，从上面两节的论述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新史学派对这两大体裁的重视和运用。有的史家就大胆地尝试将这两大体裁加以糅合，从而又创造出一种新颖的编纂形式。
最先将这两大体裁糅合一处而编纂中国通史的是卫聚贤。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二届学生，治学深受梁启超影响。在几大史书体裁中，卫氏尤为重视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他认为：“史为断代，在原编者限于其材料，若通观古今，则非通史不可。”“通史虽可通观古今，但事类繁多，非分类叙述，不便观览，故宋袁枢创纪事本末一体。”又说：“纪事本末犹现在的分类史，如政治史、法律史、学术史，史学史等。而与纪事本末类似的有‘三通’、‘九通’……清光绪时锦藻作《清续文献通考》……连前九通，共为十通。”“纪事本末与十通，均系分类编纂的体，合之成一部全史，分之则成若干部分类史，而与现在所谓政治史、文学史、哲学史等同。”（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持志学院，1932年内部刻本，第21-22页。此又为近代纪事本末体由“事”演变为分类“专题”添一例证。）他曾担任过历史教科书的审查，对通行的编法都不满意，认为“除上古将神话作为正史及仍以帝王的观点叙述外，其编的方法，为断代的分类综合的通史”，不能给人以条理的印象，又指出：“中国旧日的史书如二十四史等，多是注重在帝王行动方面，而且记载的少有系统；现在要根据这杂乱的二十四史等，编为有系统的分类史，很少有人作这种工作。”（卫聚贤：《中国史讲义•导言》，暨南大学，1932年内部刊行本。）因此，他创造性地糅合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充分借鉴两大体裁的贯通和分类优点，编成一部《新中国史》，其目录为：历史的概念、社会演变的阶段、生活演变的阶段、工具演变的阶段、中国的民族、人类的意识。他指出：“分类叙述，又患其彼此分离，不能发生相互的关系，故于《新中国史》首列一表，并有一类历史的概念以为贯串。”（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第24页。他在暨南大学讲授的《中国史讲义》，即在《新中国史》的基础上编写的，从目录上看，未有大的改动，可惜今天所能看到的仅有“历史的概念”这一章的很小一部分，至于其所言的“表”以及其余的部分均毁于战火。）由此，他既从纵向上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大势作整体的梳理，又以分类的观念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工具、民族、意识等作贯通的叙述。
无论从框架还是规模上看，卫氏之作都显得极为简略。时隔近十年后，吕思勉以基本相同的编纂理念完成了影响巨大的《吕著中国通史》。此书以上下两册的形式将中国历史分成两大板块，上册以专题形式分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学术宗教等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上册18章，下册36章，章下不设节。这一体裁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优点而成功糅合于一体，以贯彻和体现著者力求反映历史通贯性和社会整体性的编纂思想，使读者既能对婚姻、族制、官制、兵制、学术等社会文化现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对中国社会形成整体认识，具有包举社会文化诸端的广阔性，又能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具有极强的通贯性。他之所以创造这种新式体裁，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最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必修科目，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吕氏认为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而又长期从事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学者，他敏锐地指出当时“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地，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他“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下册则“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如此，读者在读下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瞭了”。（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事实上，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板块的创造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马端临的启发。《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大类，吕氏认为，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只是他又指出：“史实确乎不外这两大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绪论》。）因此，其通史著作从内容上讲已经远远超出马氏所论范围，但两大板块的灵感确导源于此。
除中国通史外，吕氏还编撰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四部断代史，而且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经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其断代史是充分吸收通史编纂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而加以成功运用，依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纪事形式叙述政治兴衰，下编则分述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只是在章下又增设了节，因此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为翔实。
四、余论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新史学派继承传统史学“著史”和重视史书体裁的优良传统，在借鉴西方章节体优点的同时，也将传统体裁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从而创造出形式多样并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新式体裁，充分彰显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们处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雄伟的气魄进行各种大胆地尝试，展示了中国史家所具有的非凡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并且也证明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传入的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仅此一项，就完全可以澄清那种认为新史学“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的偏颇论点，也提醒人们千万不能把“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完全对立起来，而必须清醒地看到二者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