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自提出以来，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涉及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科学内涵、基本经验、突出成效等视角，并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初步达成了理论共识，但总体呈现倾向于“是什么”的政策性传播，弱化了“为什么”的学理性分析，滞后于“如何做”的对策性探究等特点。文章认为要改变这一研究现状，需要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上进一步深入挖掘。
关键词：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新进展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2.01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李冰.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进展综述[J].克拉玛依学刊，2019（2）3-9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至今，这一思想得到社会各界持续高度的关注，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学术界围绕党中央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论述和战略部署，深入分析、潜心钻研，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涉及其形成的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科学内涵、主要内容、基本经验、突出成效等视角。然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也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也会一直处于不断更新完善的状态。时时对科研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可以为今后取得更深层次、更新的研究成果提供参考。
一、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与现实依据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学术界一致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为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理论基石;毛泽东建党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是其直接思想源泉。[1]38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看，全面从严治党与国际共运探索的三大基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脉相承的，与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2]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文化遵循。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不仅深刻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品味，而且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大一统” 文化战略观，创造性地转化为“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创新性地发展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六位一体全面从严治党的大格局观和 “四个全面辩证统一”的战略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治国理政和修身养性的思想，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实现党要管党和治国理政这两大实践活动所应当具备的品质、能力和策略;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有实践理性精神的“天下为公”政治哲学观，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为富有深刻道义性和感召力的“命运共同体论”政治哲学观。[3]20此外，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追求。以孝治家、以德治天下的观念源远流长，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基础。[4]89
（二）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与中国共产党建党经验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借鉴。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5]对于苏共亡党的原因，部分学者进行了探析，认为“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是苏共蜕变、腐败的“总病根”，等级授职制加速“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同级监督机关则无法对“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执行机关、特别是各类“一把手”进行监督制衡，进而形成庞大的特权利益阶层和官僚腐败集团，因而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苏共既无力遏制和解决越演越烈的自身腐败问题，更无法经受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而中国共产党是按苏联模式建党、建国、建政的，现行權力结构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特征。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苏共亡党作为执政兴国的重要镜鉴、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教科书，推进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突出执政队伍的质量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6]149
中国共产党建党经验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经验参考。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我们党从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框架出发认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明确党的建设的任务;通过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找到党的建设的针对性，把端正和全面理解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开展党的建设的重点，把学习党的历史作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统一全党的方法等，并认为，认真学习和借鉴这个历史经验，对于搞好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7]65抗战时期，我们党依靠科学的监督体系和顶层设计，加强对革命队伍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不断坚实党群、干群关系，战胜了一系列困难和危机。其科学思想主张、设计原则和制度实践，对于新形势下我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维护党章和制度规矩权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中国梦，具有现实借鉴意义。[8]
（三）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基于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学术界一致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9]2尤其是，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大体稳定，中俄、中非互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人心，与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规划的逐步实施，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相关国家的合作前景被普遍看好，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增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国家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的背后是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涉及领土、海事、主权相争的危机，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也有西方敌对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总之，国家正处于各种风险与挑战之中。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能否稳定住局面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严治党，使党在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始终成为中国这艘巨轮前进时保持正确航向的掌舵人。[10]10
基于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机遇期。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而且，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多样、民众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愿望强烈、社会矛盾显著增多等，这些国情的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挑战。 [9]9-14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基本国情、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治国理政局面，使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今天面临的问题必须站在全面的高度才能解决，绝不是单从哪一个方面就能解决的;党要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这在能力方面对党是一种全方位的要求，也是一种整体化的要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所需要的本领，涉及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位党员，哪个方面、哪个部分达不到要求，都会影响我们整体目标的如期实现，所以必须坚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1] 67
基于对党情的客观分析。学术界一致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担当历史使命和面临严峻考验时的必然选择。就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肩负着创造建党百年辉煌的历史使命、保持百年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历史重任和实现长期执政的历史责任;[12]13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重申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历史使命。就党面临的考验和危险而言，主要是指 “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时代难题。部分学者还详细列举了新时期党内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理想信念动摇、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等。[13]1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长期执政容易产生精神懈怠带来的消极影响;重发展、轻党建等错误观念造成的思想障碍;党员队伍规模不断扩张带来的管党治党压力;干部管理失之于宽，权力监督问题比较突出;制度缺失及制度执行不力产生的制度匡限。[14]84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二、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科学内涵与主要内容的研究
（一）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科学内涵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一论断对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从严”与“治党”这几个核心关键词给了明确定位，这一定位也为学术界探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科学内涵指明了方向。“全面”是指范围，“从严”是指手段和方式，“治党”是指目的和归宿。从范围来看，一是内容全覆盖，重点指向“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二是主体全覆盖，包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三是过程全覆盖，措施全方位、立体化，要求常态化、制度化。从手段和方式来看，把“严”字作为管党治党的主基调，一是严在教育，强调补足精神上的“钙”;二是严在管理，重点管好党员干部;三是严在规范制度和规矩，以制度和规矩为依据，为党员干部划定底线和红线;四是严在执纪，全面架起反“四风”和反腐败的高压线，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铁腕反腐;五是严在责任，强化担当。[15]28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指以很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全面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增强党对国家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全面提升党的自我提高能力、自我完善能力、自我净化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以确保党自始至终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6]
（二）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對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主要内容的认识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党的文献中记载的习近平的相关论述，比如《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等;二是学术界专家学者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更好地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相关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等相关部门组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党的文献，如《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这些文献中都收录了习近平对全面从严治党主要内容的论述：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等;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强调“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等;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方面，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创新党内法规制度，把各项纪律和规矩立起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治吏，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等;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强调“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加强党内监督，“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等。
学术界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多是基于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以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严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一是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整风精神标本兼治“四风”问题，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二是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创新党内法规制度，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三是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治理重点，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四是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推进管党治党和作风建设的常态化。[17]14-1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定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它是一个现实性的政治命题，而是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体系来研究。有学者将这一体系的内容凝练为“十论”，即“原因论”“意义论”“目标论”“系统论”“责任论”“重点论”“核心论”“方法论”“常态论”“规律论”;[18]99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六论”，即“补钙论”“细胞论”“打铁论”“严实论”“零容忍论”以及“笼子论”;[19]41也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系列观点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做到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提出的新观点和新要求的集合。其中，从内容上覆盖“五位一体”、执行上要全党齐动手和落实上要保持新常态三个方面，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从我党的历史经验、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使命担当三个方面，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选择;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共同发力、抓住从严治吏的关键、严明纪律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巡视这一反腐“利剑”及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五个方面，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20]67
三、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基本经验与成效的研究
（一）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基本经验的研究
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学术界就格外关注并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阶段性经验总结。有学者将中央“八项规定”落实经验总结为：必须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必须强化决策实施的组织领导，保证党的决策的权威性;逐步建立中央重大决策的正常响应机制，实现全党行动统一;必须发挥中央重大决策各实施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全党合力;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为中央重大决策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强化对中央决策落实的监督，确保监督形式多样、全面有力。[21]16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实践部署，有学者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总结为 “八个相结合”：一是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正确把握着眼点和着力点，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向要求;二是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同向發力、同时发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经验;三是坚持严格选拔任用干部与严格教育管理监督干部相结合，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举措;四是坚持强化政治功能与强化服务功能相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工程;五是坚持党的作风建设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相结合，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任务;六是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推进改革创新相结合，与时俱进加强党的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路径;七是坚持依靠党的自身力量与依靠人民群众相结合，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力量源泉;八是坚持战略部署与战役落实相结合，着力提高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水平，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方式。[22]24-26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总结为六个相统一，即“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二）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部分学者细数了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巨大变化：解决了一大批党内存在的顽疾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较大的问题，根本上扭转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信心和信赖，[23]31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更加巩固，新的伟大工程迈上了新台阶、开辟了新境界。[24]24具体表现为：加强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员教育走出了运动建党模式，思想建党走向制度化、常态化;贯彻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抓制约和影响组织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选人用人状况和风气明显好转;党的建设制度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得到根本整治，党风好转引领社会风气好转;加强党内监督，实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受监督的格局;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25]20-22
四、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的评价与前瞻
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思想的研究成果数量非常可观。无论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还是科学内涵与基本经验等方面，专家学者从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党文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多角度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讨论，总体来说，在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多角度状态的同时，也暴露出研究的不足，即它倾向于“是什么”的政策性传播，弱化了“为什么”的学理分析，滞后于“如何做”的对策性探究。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挖、拓展与提高。
一是在研究内容上。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党重视调研的优良传统，减少宣教式、低水平、重复性研究，增加学理性、实证性研究。当前，用于理论宣传、政治说教类的科研成果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多表现为对领导人相关讲话内容的“咀嚼式”“平面化”诠释，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形成、发展、完善的深层次动因缺乏实证探究、辩证性思考、历史性考察，故而，缺乏立体性、创新性、深刻性。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没有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治党是党的建设领域内的一次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只有秉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深学、笃行我们党的调研精神，发扬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才能真正发现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敢于直面、揭露、剖析这些问题，克服形而上、理想化、脱离实际的研究倾向，才能更深刻地领会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精髓，才能肩负起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同时展现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以及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二是在研究视野上。要树立全局意识，增强系统思维，减少专题类、单一性、同质化、时段性研究，强化整体性、差异性、系统性研究。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至今，我们党在党建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新理念，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在党中央作出新的部署后，短期内会出现群体扎堆专题性、单一性、同质化研究的现象，呈现大面积“碎片化”解读的状态。事实上，全面从严治党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表现为“永远在路上”，它的思想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因此，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不应该再停留在某一阶段性、局部问题的研究，而应该时时站在全局高度，对其作出整体性、系统性的审视与梳理。只有增强辩证思维的能力，在对时政、新政进行及时、有效、重点解读的同时，突出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对其科学内涵与战略意义等实时作出系统更新，才能更全面、透彻地理解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真谛。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打破学科藩篱，发挥多学科方法交叉研究优势，减少单学科、浅表化研究，增强多学科、交叉性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历史学、党史、党建、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但从现有成果来看，学术界部分学者仅运用众多学科中的某个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造成研究不够深入。只有打破学科割裂的藩篱，力求研究方法多样化，充分发挥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才能成功规避这一科研“泥淖”，在推进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深度探究方面实现突破。
四是在研究视角上。要突破长期以来拘泥于政党建设研究的视角，将其上升到治国理政、为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的高度和层面来探讨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全面从严治党立足于新形势下执政党的建设，同时，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与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紧密相连，是关系这一战略布局成败的关键一环。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肩负着为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的重大责任，[26]只有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到治国理政、世界发展以及人类进步的高度和层面去分析其战略地位与重大意义，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其时代要义与精神实质，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更高更深层次迈进。
参考文献：
[1]于晓雷.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J].观察与思考，2015（11）.
[2]吴家骥，李曼琳.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考量[J].學术探索，2015（12）.
[3]李娟，陆卫明.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文化哲学透视[J].岭南学刊，2018（1）.
[4]汤志华，刘晓华.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路径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6（4）.
[5]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23（1）.
[6]董瑛.苏共亡党应成为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材——苏共亡党对中共廉洁政治建设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13（5）.
[7]周建明.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2）.
[8]董瑛.抗战时期党内监督体系顶层设计的现实启示[N].光明日报，2016-03-27（7）.
[9]易海云.管党治党新思想[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0]郑清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初探[D].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6.
[11]戴焰军.民心向背根基与党的执政规律——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几点思考[J].学术前沿，2015（7）.
[12]张希贤.论党的建设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J].理论探索，2015（2）.
[13]于建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14]桑学成，王同昌.全面从严治党的难点与着力点[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4）.
[15]刘遗伦.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综述[J].学习论坛，2017（2）.
[16]虞云耀.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N].人民日报，2015-05-20（7）.
[17]谢永鑫.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对加强高校院系党建工作的现实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2）.
[18]吴怀友.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论纲[J].毛泽东研究，2015（4）.
[19]王芝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六论[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7（5）.
[20]赵付科.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论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6）.
[21]韩强.中央“八项规定”有效实施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借鉴[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6）.
[22]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弥足珍贵[J].求是，2017（11）.
[23]桑学成.理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内涵[J].唯实，2017（12）.
[24]辛鸣.砥砺奋进的五年——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进展与新成就[J].党建，2017（3）.
[25]李俊伟.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新战略、新要求[J].治理研究，2018（1）.
[26]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N].光明日报，2017-1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