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应对当下美学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是返回中国美学发生的原点。中国20世纪美学的核心线索是引进、消化和本土化西方的学科美学，中国学科美学的发生是由少数文化先驱和精英与名声不显的多数美学工作者和关心者共同推动的，是从多种渠道引进的，其中包括在东亚背景下中日文化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动因。同样，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真实情况表明它的命名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应该用最终的“定名”来歧视历史上的其它命名。
关键词：中国学科美学；发生；美学的自觉
有人说：“凡欲谋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数既往，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①我相信这种观念，因为历史反复证明，割裂历史终归会有误现实。美学的当下固然重要，但仅仅凭借当下的美学便不足以重建美学的未来。
中国20世纪的各种现代学科，大概没有哪一种能够像美学这个学科那样命运多艰了。在西方，从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开始，就把美学（Aesthetic）作为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学与他的《形而上学》、《哲学伦理学》、《实践哲学》等相依为命；此后的康德，其美学（《判断力批判》）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简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联系；在黑格尔那里，美学也依然是他“精神哲学”的一个环节。在如此语境中，美学的独立身份虽然是有限和相对的，但由于它的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使其地位稳固。当美学作为西方的现代知识传入中国后的百余年间，历史对它忽冷忽热、时尊时贬，原因与失去了哲学体系的庇护相关，也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冲击相关。当代美学研究如果忽略了其学科的历史，忽略了美学学科的发生史，何以判断我们当下美学研究的贡献和意义呢。
一 关于中国美学的学科发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
对学科美学的认识和把握意味着对美学的自觉，因而这一认识过程对中国美学史或反思当下的美学境遇显然具有重要意义。90年代以前，我们的学术界对晚清以来中国美学学科史的研究十分薄弱，“文革”时期，国人从晚清到30年代所认识的“美学”再度移出人们的视野，美学又一次成为鲜为人知的学科。李泽厚先生在80年代初曾在《美育》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关美学的普及性文章，此文开篇评述了一件事：“据说一九七八年某单位招考时曾出过‘什么是美学’这样一个试题。结果，有一个答案在阅卷时引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答曰：美学者，研究美国的学问也。这个并非笑话的事实，相当典型地反映出‘美学’在今天中国的确还使许多人感到陌生和奇怪。‘美’这个词在日常生活里倒用得不少，但研究美竟然可以是一门‘学’，对一些人来说，终于要出人意料了。于是，便有了上面这个使人大出意料的试卷答案。”②这件事情的出现及其被美学家的特别注意，都在反映着美学的某种现状。所以，198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向导》成为当时特别畅销的图书，也成为当时青年学子的美学启蒙读本。其中有些部分谈论到了中国学科美学的历史，但只是简略地涉及到近现代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瞿秋白、丰子恺、宗白华、邓以蛰、朱光潜、梁宗岱、朱自清、周扬等12位美学人物，且每人只有几百字的介绍。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美学学术史的进展，90年代以后，学科美学历史的研究一下子多了起来。
中国美学史学的研究在八、九十年代之际有了长足进展。1991年相继出版了卢善庆、聂振斌两位先生的两种同名专著《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这是在中国20世纪美学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性的研究成果。两本书的布局和侧重点虽不尽相同，但均是从中国近代美学思想而不是从学科美学史的角度展开论述的，所以自然把中国传统美学一脉相承的思想与来自西方的美学思想并列讨论，把美学思想与学科美学同时阐释，很难从中看出美学学科的连贯线索，但也涉及到某些中国学科美学的情况。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学术题材的丰富性和张力是充分的，但书中未给中国学科美学做出任何历史维度的自觉确认，也未对学科美学的性质做出定位的努力，如“第十六章 王国维”中，对王国维在中国学科美学方面所作的贡献进行了仿佛是无倾向、无判断的客观陈述，认为王国维“把美学作为独立学科进行介绍和论述”，“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运用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作品和理论”。③之后就是“第十九章 蔡元培”中讨论了蔡元培在学科美学的贡献，认为蔡元培“始终关心美学学科的建设，亲自授课，演讲，著文，推广美育，扶助艺术教育事业”④。除此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对学科美学发生发展进程的明确关注。聂振斌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的讨论注意力仍然放在了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吕、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蔡仪等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中受到反复聚焦的人物。读聂先生这本大作在我们记忆中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记，就是作者斩钉截铁地为中国近代美学史确定了起点，即“把中国近代美学的正式开端规定在20世纪初年的王国维那里”⑤，因为这一表述信息的清晰，很容易使它成为我们阅读的知识积淀。1993年，陈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出版，这是90年代问世的有关中国20世纪美学史的第三部著作。该书与前两部相比，能够看出作者具有较强的学科美学意识和自觉，对现代中国关于美学学科建设的思想、理论和人物多了许多介绍和阐释。其中还用不小的篇幅讨论了徐大纯的学科美学贡献，讨论了在前两本书中稍有涉及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科美学建构的许多重要事件和理论。⑥90年代的另外两部著作是邹华的《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和封孝伦的《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前者是专注于对中国20世纪的美学思想成果进行归纳和宏观把握，使中国20世纪美学的思想成就有了更为清晰的呈现，但总体上并未在史料和学科美学形成上有更新的开掘和发现；后者是在相信“艺术是有目的的，审美是有目的的”⑦判断基础上，试图在中国20世纪的全部美学史中确认“艺术与审美，美的实践与理论所遵循的，不是理性思辨的逻辑，而是社会情绪情感冲动的逻辑”⑧这样一种认识。这本著作同样没有关注中国学科美学史的事实和构成。90年代至今，学术界有大量的以中国20世纪美学为学术题材的文章和著作问世，其中包括汝信、王德胜主编的《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2000年初版）和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因各有思考取向和写作目的，依然无法让读者从中把握到中国学科美学史的连贯性建构过程，也基本没有新的史料被发现。⑨
上边提到的这些重要著作，包括尚未介绍的同类学术题材的大量文章，在中国20世纪美学思想以及学科美学史研究上的学术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20世纪美学史研究完结了，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呈现的尚待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总结起来大致有三：一是上述研究总体上是在少数几个美学史的事件点上反复讨论，从而形成了某种有限史料的过度阐释，相反，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某些看起来渺小，实际上重要的历史事实。如多数研究将中国美学的发生史建基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这些学术大师和现代文化先驱者身上，当然是用心良苦，这给予中国美学一种高贵的出身，也使中国美学具有了更结实的合法性。但我们如果沿着这样一种中国美学史的叙述走下去，自然会做出中国美学是由极少数人建构起来的结论，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从历史规律上说也是值得反思的。马克思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⑩这里所说的历史规律我看也适用于中国近现代美学史的研究，学科美学在近现代中国还是一种弱小的、但有未来前景的现代学术，应该有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参与其过程，新事物发生的过程是被挤压、被排斥、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一定具有某种“悲剧性”。不仅如此，在历史事实上目前应该说已经有了新的发现。
这正是历史学家们不断怀疑和不断寻找新的事实的根本动力。二是上述研究对中国20世纪美学的学科史线索和立场缺乏自觉度，我们不能从中读到学科美学连续性构建过程，不能读到近现代中国美学的各种资源与学科美学之间的有效关系。在学科美学的视野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支离破碎、没有组织性和结构性的局部谈论。中国20世纪美学史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在这一时段里出现了多少美学思想和观念，而是美学成为一个学科是如何起源和展开的，其它一切美学资源均应在与学科美学进程的对话中才有意义，在对学科美学的发生和进展上所产生的效果中来获得价值确认。三是学科美学已经实际地参与了中国近现代美学史的进程，如果不能以整体性眼光把握中国近现代美学史，就有可能对中国近代美学史的开端等妄下结论，就有可能会出现对历史连续性的随意割裂。例如我们在中国20世纪美学史中，以“五四”为开端人为地划出一道界线，显然是对中国美学史这个专门史的相对完整性的某种破坏，因为中国美学在“五四”时期并不存在界线。即便是用一种溢美之辞来陈述这种做法，也是一种逃避。
人们返回历史现场的目的无非是试图以历史作为参照来应对现实挑战和规划未来，一旦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失之真实，将会面临参照的风险。读者的阅读期待遭遇风险并不奇怪，这里既包含着学术缺陷，也包含着学术机遇，文化史和学术史一样，其自身就隐藏着某种返回现场、趋于真实、追求完善的无形而内在的动力。
二 “美学”的自觉及其作为概念的多种命名
我开始觉察到中国近代美学的研究空间，是在读了上述大部分著述之后的十多年以前，又看到了胡经之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美学丛编1919—1949》，按我现在的所知，把中国20世纪美学史分出一个时间段来研究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这本书，从1919年到1949年，仅在这一时段，我就看到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美学人物和美学著述，这让我怀疑我所读到的中国20世纪美学史研究文本中所提供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尤其使我预感到晚清到“五四”这段时间可能会藏着许多可贵的史料，于是，我便带着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做了一点点这方面的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陈伟的那本《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好像多处引用了胡先生的那本“丛编”，回头数一下，陈伟的书里引用了38次之多。这或许说明陈伟意识到了其中那些在中国美学史上并不出名的人物之于中国美学史的重要性。此后我一边调查和研究中国学科美学的发生，一边期待着同行有新的成果问世。历史没有让我的学术期待落空，2000年我读到了黄兴涛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文章《“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B11，这让我喜出望外。虽然该文中提到的美学人物和事件有些我已经掌握，但从黄兴涛的文章阅读中我仿佛能够在头脑中构成一个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中国美学发生的较为连续的历史过程。根据作者提供的一些史料的考证和分析，他发现了在王国维之前可能中国学科美学史已经开始了，这就质疑了在中国近代美学研究中的一种公认的判断。这篇文章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某些史料方面的索引。我认为，黄兴涛的这篇文章对中国学科美学史的研究而言，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本。说到中国学科美学的研究，还不能不了解刘悦笛2006年发表的《美学的传入与本土创建的历史》B12一文。这篇文章在黄兴涛论文的基础上，以一种对世界和中国美学特别熟悉的眼光重写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发生史，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一种中国学科美学发生的历史过程。
当然，我们要更好厘清中国学科美学的发生和发展，既需要有更加丰富的证据，进一步接近历史真相；也需要以更为合理的观念和立场来分析、归纳和统合所能够掌握的历史信息，使其重构为一种连续的因果事件史；还需要有条件往返于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史中，搞清楚学科美学在东亚背景下的影响关系和形成过程。这些是已有的全部有关中国学科美学的公开成果均未实现的目标。
到目前我和同仁们发现的事实是，最早以汉语来说明美学的文本当为1866年出版的来华传教士罗存德（Lobsheid，W.ロプャイト）的《英华字典》，它将“Aesthetics”解释为“philosophy of taste,佳美之理，审美之理”B13。这种解释前者似乎保存了某些东亚的理解，后者与康德（Immanuel Kant）的美学观点有些相像。几年后，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在自己的《教化仪》一书中写道：“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音乐（二者皆美学，故相属）。”B14那么，花之安此处所使用的“美学”一词，是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学概念呢？花之安于此前的1873年，曾用中文撰写过《大德国学校论略》B15，书中谈到西方“智学分八课”，其中“七课如何入妙之法”B16。他在“七课”中说：“七课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B17从他的阐释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对美学的理解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黑格尔。B18只是花之安所作的阐释融入了中国历史传统的信息和表述方式。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花之安的“美学”一词是中国美学史上作为学科的美学的较早概念。
在“美学”真正作为“Aesthetics”的定译之前，我们知道的“Aesthetics”的汉语译法有若干个，其中无论是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的“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1866年）B19，西周的《百一新论》中的“善美学”，《百学连环》中的“佳趣论”，《美妙学说》中的“美妙学”（明治初年）B20，花之安的《泰西学校》中的“入妙之法”、“论美形”和“释美之所在” （1873年）B21以及稍后在《教化仪》中的“美学”B22，中江兆民译的《维氏美学》（L’Esthétique）中的“美学”（1884年）B23，棚桥一郎译的《英和双解字典》中的“审美学”（1886年）B24，颜永京译的《心灵学》中的“艳丽之学”（1889年）B25，还是蔡元培在《哲学总论》中译的“审美学”（1901年）B26等等，这些对美学的命名虽然可以进行恰当与否的判断，正因为此，汉语对“Aesthetics”命名才最后定为“美学”，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命名不过是一种对美学的命名或者说是贴个标签而已。“佳美之理”、“佳趣论”、“美妙学”、“入妙之法”、“艳丽之学”、“审美学”等命名在其“所指”上并无本质差别，它们都在标示着“Aesthetics”这样一种西方的学科，从总体上说，无论我们为“Aesthetics”贴上个什么样的标签，其“所指”是不变的。黑格尔不是也并不满意鲍姆加登的命名吗，但他认为“名称本身对我们并无关宏旨，而且这个名称既已为一般语言所采用，就无妨保留”B27。我觉得黑格尔的态度很适当，一方面看到了命名本身无关宏旨；另一方面尊重命名上的约定俗成的选择。近几十年受到西方语言论哲学和“关键词”写作时尚的影响，人们有时自觉不自觉地会在用于命名的语言符号本身上过分用心，这是值得反思的。词语不一定是一个概念，这就要作两个区分：一是区分一个概念的不同命名；二是要区分相同词语的不同所指。“美学”是一个概念，而主要不是一个词，它的外延和内涵是我们讨论一种理论、一个学科时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们站在中国美学学科形成这样一个时间维度上来审视这一问题，更没有理由歧视“美学”以外的汉语命名，哪怕是一种学术讨论中的潜意识也应该警惕。倘若说出我今天的心情，我认为西周的“善美学”和“美妙学”更具有多元文化的溶解度，也更具有作为人文学科所必有的对区域文化个性的尊重度。
三 “美学”、“美”的概念的多起点与史学迷误
对“美学”概念命名的歧视是不可取的，与此相关，认为中国的“美学”自觉只有一个起点的观念更是一种先于事实的盲目判断。从来源上看， 如果我们相信， 1866年出版的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的“美学”词条是美学的最早概念，此后的美学概念是否都与罗氏的概念有事实关系呢？西周对美学的介绍和讨论，我们实在看不出受到罗存德《英华字典》的影响，恰恰相反西周让我们觉察到的却是创造性地移入西方美学的企图。与西周讨论美学的同时，来华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对泰西美学的介绍显然与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和西周关于美学的谈论也很难找到事实上的关联。1889年颜永京译自美国牧师海文（Joseph Haven）的《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讨论了美学问题，能够看出更具有独立的来源。1897年康有为在他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提到《维氏美学》，此后大致1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前所述中国美学从日本移入了许多概念和理论，1904年张之洞等制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和1905年王国维针对张之洞等的“章程”的不足而写作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堂章程书后》，都能看出与《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内容的相似情况。但与此同时，王国维、蔡元培、杨保恒等也从境外的不同渠道翻译、介绍和编著了为数不少的讨论美学的著述。仅在民国之前，罗存德、花之安，颜永京，中江兆民、王国维、蔡元培、杨保恒等都各自有自己的美学知识的来源。即便在中国，甚至在王国维与蔡元培之间，其美学知识的来源也会存在相互隔绝、各有出处的情况，比方说，本来在1902年，王国维在翻译日文的《教育学教科书》和《心理的教授原则》里就已经较准确地使用了“美育”这个概念，但蔡元培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却说“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B28。我想这不应该是记错了，而应该是不知道王国维早已使用过“美育”这个概念。
美的概念自古有之，因而我们讨论的“美”，是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美”，是作为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一个概念的“美”。花之安较早讨论了美学，但他并没有给予我们关于美的解释，倘说有，我们也只能从他在描述美学时所用的“入妙之法”中悟到点什么。此后一个了不起的关于美的讨论，出现在颜永京译的《心灵学》中。颜永京对美的命名主要是“艳丽”，也少量地使用“美”。在《心灵学》的“第四题理才”的“第三章论艳丽之意绪，及识之物之艳丽”中，全面讨论了历史上对艳丽（美）的各种看法，他将其大体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皆以艳丽为具于情，而非具于物，具于我而非具于外”。在这一类中又有两种：一是“艳丽非具于物，乃具于我，是我心之动，心灵之有觉知所致”。二是“艳丽者，是我心灵内之情与外物连接所致”。第二类是“以艳丽为具于物”。这一类又有四种说法：一是“在物之新式”；二是“在于有用处”；三是“在于一物有多样性状，而多样互相配合为一”；四是“在于次序及均匀”B29。但作者对此两类看法都不满意，认为“物之艳丽，是物之灵气在块质透显”，“艳丽诚非在物之质，亦非在物之灵，乃灵显现于可见之质，而所显者感触我目以达于灵”B30。作者的观点前一半与黑格尔给美下的定义很接近，后一半则接近于里普斯（Theodore Lipps）“移情说”的思想。
20世纪初，出自王国维之手的美的解释观点不一，因为其中有译本，有介绍，也有论文。如在其翻译的《教育学》（1901年）和《心理学》（1902年）中，均未有直接的给美的定义，只是把美放在与丑的关系中来阐释，大体把美解释为“绮丽”（《教育学》）或“美丽”（《心理学》），在所翻译的《哲学概论》（1902年）中涉及到“美之所在论”B31，并具体讨论了“美之客体”、“美之主观”、“美之意义”等问题，把美之意义“归于自然之理想”B32。与此相连，该书为美树立了一个标准，即所谓“其完全者谓之美，不完全者谓之丑”B33。这意思很明确，完善的东西就是美，有缺陷的东西就是丑。在未署名但被后人疑为王国维所作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对美有很肯定的定义：“‘美’者感情之理想。”B34王国维在美的概念的阐释上是有功绩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么突出。
民国初年，出现了更多关注美学的人，他们发表了许多有关美学的文章，如陈国惠的《论美感教育之关系》B35，闲云的《美感教育论》B36，许崇清的《美之普遍性与静观性》B37等，尤其是徐大纯的《述美学》一文，非常系统地阐释了美的概念。他说：“所谓美也者，从其广义言之，约有五类：一曰纯美；二曰丑；三曰威严；四曰滑稽美；五曰悲惨美。”这已经包括了美学的最主要概念。而且他认为“惟快感为美之重要元素”，“而其快感是名美感”B38。我所见到的民国初年的那些与美学有关的文本，给我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感觉，即笔者对美学这样一个西方的学科及其主要概念的理解，比王国维们更专业，更系统；比颜永京们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和综合，开始进入对西方美学的全面消化阶段，并且露出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进行交融的苗头，例如，1915年出版的方毅等编撰的《辞源》中对“美”的解释是：“美谓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B39陈国惠的《论美感教育之关系》一文，把庄子美论与西方的超利害美学观联系起来对“美”的概念加以解释。B40中国美学知识在刚刚起步之时就特别强调“美育”和“美感”，我觉得与中国思想传统也不无关系。
上述可见，不仅“美学”概念的知识来源是多元的，“美”的概念的知识来源也是多渠道的。一些学者殚精竭虑地试图找到中国美学知识的一个起点，一条线索，完全是一种徒劳，甚至可能会造成中国美学学科形成史的扭曲。黄兴涛的那篇大作，令我最为遗憾就是文章中自始至终地存在着一个寻找单一起点以及由这个单一起点延续下去的追求。刘悦笛的文章中列举了那么多在王国维之前就存在的中国美学学科初建的证据，还是无视文章各部观点的矛盾，明确承认王国维是中国学科美学的开端，这显然是违反了逻辑的。中国美学知识不可能是在单一的起点上发轫、在单一轨迹里建构，因为在它尚未开始时，世界就已经为它提供了多种资源的路径，如美国、欧洲、日本，及其在特定的地域中还有不同渠道的直接选择。历史是连贯的，但不是所有方面的历史都是连贯的，有时可能表现为某种偶然；历史是发展的，但不是所有专门的历史都是发展的，有时可能只是一种演变而已。中国美学事件是有时间次序的，但我们如果先入为主地相信这种时间次序会伴随着因果关系，我想这是某种史学癖或者史学迷误。中国整个20世纪的美学或许并不能够为此提供最好的、令人满意的支撑。
我最后想说的是，在东亚语境中来讨论和叙述中国美学的发生和形成才具有学术和历史的合法性（日本美学也有同样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作为学科意义的美学的实际情况就是发生和形成在东亚与汉字文化双重语境之下的。美学作为一种西学，它成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并非是本土原创的结果，而是一种引进。由于东亚传承着的汉字文化传统，以及东亚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同步需要，美学走进东亚的过程，伴随着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互动和共同努力，因此只有在东亚、特别是中日的文化交流关系中来观察和描述中国美学的发生，才有可能趋近于历史的还原。
注释：
①黄人：《中国文学事•总论》，见叶朗主编《中国近代美学文库》（近代卷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②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③④卢善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第622页。
⑤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⑥参见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的“序论”和“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⑧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第3页。
⑨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中除了其他著述所涉及的事实外，特别为张竞生设了专节，这是一种学术贡献，因为张竞生的美学一方面具有学科自觉，另一方面对中国学科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又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源。见《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49页。
⑩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B11该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
B12该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B13B19参见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ゆまに书房1995年发行，第21页；那须雅之监修的《新增英华字典》，大空社平成10年（1877年）发行，第20页,第20页。
B14B22花之安：《教化仪》，《泰西学校教化仪合刊》，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字版重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第23页，第23页。
B15戊戌时期重版又称《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
B16B17B21花之安：《泰西学校》，《泰西学校教化仪合刊》，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字版重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第4页，第6页，第4-6页。
B18B27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第3页。
B20参见长谷川泉《〈维氏美学〉的意义》，岩波书店《〈中江兆民全集〉》第2卷，《月报》(5)，1984年3月，第7页。
B23［法］欧仁•维隆（Eugène Véron）著，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文部省编辑局明治十六年（1883年）—明治十七年（1884年）印行。
B24P.A.Nuttall著、棚桥一郎译《英和双解字典》（丸善商社藏版）ゆまに书房1995年发行，第16页。
B25B29B30［美］海文原著、颜永京译《心灵学》，益智书会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版，“第四题理才”，第13-20页，第13-20页，第20-21页。
B26蔡元培：《哲学总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B28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B31B32B33日本桑木严翼著、王国维译《哲学概论》，《教育世界》杂志1902年出版，第84-85页，第85页，第72页。
B34《教育世界》第56号，1903年8月。
B35《教育周报》第3期，1913年6月。
B36《教育研究》第11-12期，1914年3-4月。
B37《学艺》第1卷第3期，1918年3月。
B38以上均见徐大纯《述美学》，《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年1月号。
B39方毅等撰《辞源》12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4年(1915年)，第113页。
B40《教育周报》第3期，1913年6月。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鄢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