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平等说”和“商品关系说”是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的主流学说，二者都是继受前苏联民法调整对象学说的结果。我国的“商品关系说”遵循了前苏联法的逻辑，即从价值规律出发来阐述民法存在的必要性和当事人的平等。“平等说”与“商品关系说”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否定民法是私法的历史条件下采纳这两种学说，是民法学界为在实质上为民法赢得地位，又能不至于引起思想大动荡的一种智慧之举。“商品关系说”固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从历史合理性和人的需求角度来评价该学说，学术批评才可能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
关键词：民法调整对象；私法；历史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08
借由《民法通则》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厘清了民法与经济法的范围，由此，学者总结出了研究和探讨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在我国民法学中的重大意义。“研究民法调整的对象关系到法律部门的科学划分和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关系到民事立法工作的科学性和司法工作的正确性，关系到民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进展水平，并且也涉及到民法的具体性质、内容、任务和作用等方面”［1］。
在对民法调整对象诸种学说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商品关系说”和“平等说”对《民法通则》制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的主流学说——以“商品关系说”和“平等说”为核心
（一）“商品关系说”
“商品关系说”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已故的佟柔教授。“商品关系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伊始，于1980年代初形成的一种民法调整对象理论。佟柔先生以民法调整对象这一关键问题为主线，阐述了民法在公有制社会的作用，为民法争得立足之地扫除了障碍。“商品关系说”认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关系，或者说，我国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核心部分或主导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关系”。［2］
“商品关系说”提出的主要理论依据和主张是：（1）民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一定社会的商品关系紧密联系的，罗马法、法国民法和苏维埃民法在历史上分别是调整简单商品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法律。民法的本质特征、主导作用是为一定社会的商品关系服务的，凡存在商品关系的社会，都需要制定调整该社会商品关系的民法。(2)民法在历史发展中，由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在立法体制上发生了由诸法合一逐渐向诸法分离的过程。《法国民法典》消除了罗马法中存在的民事与刑事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的现象；《1922年苏俄民法典》按照列宁的教导，抛弃了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的资产阶级观点，根据分别调整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的原则，进一步把社会劳动关系、土地关系、婚姻家庭关系排除出民法的调整范围，为它们分别建立了新的法律部门。民法经过历史熔炉的多次净化，使其原来湮没在庞杂规范之中的体现商品经济关系要求的三大权利——独立人格权、财产自主权、合同自由权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商品关系说”认为民法的逐步净化是人类法制史的进步，因此主张进一步把继承关系排除出民法的调整范围，围绕商品关系的法律调整，为民法建立了由民事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
在此需要注意，此处仅指出了所有权，而不是物权。该建议指出：“所有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它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有权在私有制国家表现为私有权，是它们的民法——私法的基本内容。在我国，保护所有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我国法律体系（首先是宪法，此外也是一切部门法）的任务。我国民法则侧重于商品关系的角度。因为所有权（包括财产管理权）既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和结果。民法在所有权制度中规定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的取得的合法方式，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能，以及当财产所有权受到侵犯时，通过返还占有、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害等民法手段予以保护。这些保护方法之所以是民法的，在于它们都不超出等价有偿的商品关系的原则”。只提所有权的原因在于否认所有权人对财产的收益权能。、债和合同制度三大制度构成的新体系。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家福先生
王家福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主任。在向中央提交的《从速制定并颁行民法典》的建议稿中，表达了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民法（包括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上层建筑，是组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法。民法并不是私人关系法或公民权利法。民法统一调整商品经济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中主要是商品所有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
参见：梁慧星难忘的1979-1986——为祝贺导师王家福先生八十大寿而作［G］//孙宪忠王家福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六十年暨八十寿诞庆贺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总之，“商品关系说”的倡导者佟柔先生通过对传统私法体系的批判性思考，进一步确立了民法调整对象为商品交换关系的一元化的学说。佟柔先生指出：商品交换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不能按照一种立法原则和立法手段来处理”；传统私法“把婚姻关系、劳动关系、商品交换关系、继承关系混为一谈，违背了法律部门划分是依据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原则。”
（二）“平等说”
通过描述民法调整机制特征的方式解决民法独立性的“平等说”，作为一个富有智慧的选择，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进步性。在我国《民法通则》制定前主张和倡导“平等说”者，有王家福先生和杨振山先生等。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民法教材曾将民法定义为“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3］
，即采纳的是“一定范围关系说”。但是在分析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时，也肯定了它的两个特征：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双方当事人经济利益等价。但是，西南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成员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一定范围关系说”的缺陷：未能从性质上界定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范围。于是试图从性质上界定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由此进一步发现，无论单独使用“等价标准”或同时使用“平等标准”、“等价标准”都是行不通的，唯有使用“平等标准”才行得通。因为不仅民法调整的人身非财产关系不具有等价的特征，就是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也并非都具有等价的特征，例如，继承关系和无偿合同关系就不具有等价的特征。《民法通则》制定前夕，在民法学界掀起了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的大讨论之时，西南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的金平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