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其身份认同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七城调查数据发现，谋求更好发展机会的进城动机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人”的身份向往，乡土记忆与身份转向加速了该群体对“农村人”身份的心理疏离，城市体验则诱发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归属的反思。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结构性张力，具体表现为其亦工亦农的职业身份、非城非乡的空间区隔、乡关何处的社会追问。如何从新生代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从社会包容、社区融入与个体赋能等三个维度，寻求新生代农民工身份重构的可能路径，推动构建和谐共生的新型城乡关系，成为城乡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认同 结构张力 身份重构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7）06-0037-09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社会大转型，农民工队伍出现重大结构性转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老农民工的代际转换。从王春光2001年最初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以来，这一群体在个体表征和结构特征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在群体规模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我国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融入和发展上依旧被“边缘化”或“夹层化”。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概念首次作为官方话语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并在国家政策层面对这一群体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制度安排。在此背景之下，学界、政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日益丰富，既有基于代际群体的比较研究，又有基于特定群体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
身份认同的内涵界定非常丰富，较为一致的解释是，身份认同指在场域、认知、行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按照这一诠释，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界定为，他们在由农村到城市的场域转向过程中，基于乡土本性与城市体验的现实互动而出现的对“我是谁”、“我将归于何处”的认知与思考。学界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范式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即作为农民工主力军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表现出“模糊性”、“过渡性”的特征。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群体行为偏向，也会影响整个城市发展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影响新生代农民身份认同的因素众多，需要从多个角度对其身份认同进行重构。当然，部分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的积极表现，即他们对自身的“城市人”身份确定无疑，认为自己与城里人没什么差别。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学理基础，但是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上，依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研究对象上，以往研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生于城、长于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又涉及到生于村、长于城的新生代农民工，还包括生于村、长于村的狭义新生代农民工。三类农民工基于不同的成长环境与实际体验，在身份认同上必然存在差异。本文基于2013年七城调查的相关数据，聚焦生于村、长于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得到有效样本1590个。在研究视角方面，以往研究大多从“局外人”的视角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鲜有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视角来探讨其自我的身份认同倾向。在研究内容上，以往研究虽较全面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具体内涵、影响因素、现状、完善机制等，但并没有从角色与身份的差序转换层面来解读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张力。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已有研究大多用定量的方法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相应的质性研究较为少见，存在一定的样本代表性不足和数据连续发展性不够等问题。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知与行为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跨越乡村社會与城市社会而逐渐形成的动态心理过程。整个过程既有在乡村场域中基于进城期待而形成的对“城市人”的身份想象，也有基于乡土与城市双重社会记忆的身份认同转向，更有基于城市场域中新生产生活方式体验的身份归属反思。这种由“想象一转向一犹豫”的心理转换，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
1.进城期待与身份想象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动机是由一种目标或对象所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主体动机决定主体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某种经济社会地位的向往与期待，最终形成对某种群体归属的想象。新老两代农民工基于不同的进城动机，形成具有代际差异的身份想象。根据2013年七城调查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动机可以大体归为三类：经济型动机、社会型动机和发展型动机。其中，经济型动机占比为43.5%，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主要表现为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与经济风险最小化。老一代农民工出于经济动机进入城市，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份可以在城市安身立命、补贴家用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总体年龄较小，在婚状态较少，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较小，73.65%的新生代农民工将进城务工的收入用来发展与充实自己。社会型动机包括实现社会地位“市民化”和生活方式“去乡土化”。通过资料分析发现，超过40%的新生代农民工除了想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外，更希望融入城市，过上稳定的城市生活，对城市生活方式心怀向往。在发展型动机上，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在城市不仅可以增长阅历，获得“本领”，还可以适度享受城市福利保障与权利支持，获得更高层面的发展机会。
在这种进城动机的驱动之下，新生代农民工会在进入城市之前对自身的“农村人”身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解，形成对“城市人”的身份期待。首先，职业身份想象。新生代农民工基于经济动机谋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主要通过城市职业获得而实现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工人的职业转变，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的崭新职业想象。当然，他们对具体从事的行业、受雇的单位性质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还是一种模糊的职业想象。其次，市民身份想象。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想象主要体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满足。除了收入的增加之外，生活水平的提升还包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城乡转变。生活质量的满足则指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生活内容，以及有可供自己支配的闲暇时间。最后，交往身份想象。相对于农村地区的乡土性及半封闭性，城市生活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开放性与社会性。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人”的身份期待，不仅仅是希望在城市获得一份工作，实现生活方式及生活水平的改善，更希望像“城市人”一样融入当地的生活群体，处理好与政府、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交往身份建构，真正实现由“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
2.社会记忆与身份转向
社会记忆理论认为，个人生活情境与个体经历的事件构成个体的自传记忆。这种记忆成为个体背后的行动逻辑，个体行动者在特定场域下的社会行为惯习与社会资本，直接关系到不同个体的自我认知与群体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内化为他们最初的乡土记忆，物化为一种身份认同的外在力量。一般而言，乡土记忆深刻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乡土记忆的逐渐淡化必然会使其对农民身份认同度的降低。2013年七城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前，生活情景更多游走于家庭与学校之间，对农村文化的感知及对农村社会资本的获得感较低。就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经历来说，有务农经验的比例不足30%，这一比例在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更加突出。因此，从乡土记忆的角度来看，即使尚未进入城市，但因其不再从事具体农业活动，不具备农民的生活本领，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农民身份的认同度并不高，他们显然没有做好继续做农村居民的准备。
伴随着新生代农民进入城市，乡土记忆发生了场域性转变，以往历史性的乡土记忆转换成现实性的城市记忆。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对农村的乡土记忆进行淡化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二是高强度、快节奏及排外性的城市生产生活迫使新生代农民工对乡土记忆、乡土符号的舍弃。无论通过哪种方式，乡土记忆都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遭受挤压。在这种状况下，新生代农民工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农村人”的身份疏离和对“城市人”的身份转向。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经历了城市生活后，一年回家的次数大部分在一到两次，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回农村老家的频率。在回农村老家的时间段上，主要集中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期间而不是农忙时节。在拥有较长时间的城市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难以认同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对农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均表现出不认同甚至抗拒的态度。这种与农村文化之间的心理矛盾与冲突，大大降低了这一群体对农村的归属感，进而加速他们的市民身份遐想和身份转向。
3.城市体验与身份归属
情境理论认为，生活场域的变化会对个体观念、行为等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个体会获得新的场域体验，进而形成全新的个体认知与群体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生活场域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使他们获得完全不同于农村社会的生活体验，引发了他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变化，必然导致其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调整。2013年七城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体验过程形成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过程，即城市生产生活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城市体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城市体验会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负面的城市体验会增加其对“农村人”的身份归属感。
在正负两种矛盾的心理结构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呈现一种内在冲突。一方面，城市先进的生产力和充裕的就业机会为其开拓新的职业生涯、增加收入，提供了尽情施展的平台。参与到城市生活，享受与城市职工相似的生活方式，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信心。另一方面，负面的城市体验使新生代农民工深陷身份认同的困境。首先，职业层面的城乡差异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工作满意度较低。虽然城市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从工作性质上来说，63.4%的新生代农民工还停留在非正规受雇佣就业阶段，其职业收入与职业保障均远远低于本地的城市职工。其次，在生活层面，新生代农民在城市住房与消费方面与城市居民呈现较大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为老式简易房的占56%，新式楼房住户不足40%。66.7%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里的住房条件较差，无法负担买房的压力。在住房的空间分布上，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空间区隔”明显，居住在市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45%，剩余大部分居住在近郊区、远郊区甚至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与城市消费水平较高之間的矛盾，也降低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满意度。最后，在文化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大大增强。这种距离感体现在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不信任、歧视与排挤。2013年七城调查数据显示，9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在城市受到过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在这种外群歧视的刺激下，6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主动降低对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文化活动的参与度，而游走于“老乡文化圈”。
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结构张力
新生代农民工在疏远传统乡土社会共同体的同时，并没有实质性融入到城市生活共同体，使该群体一直处在“农民”与“市民”、“农村人”与“城里人”的身份彷徨之中。这种对立性的结构性张力，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郑杭生认为，角色指的是社会整体对处于特定地位群体的身份期待。角色反映了个体或群体与他人的关系，它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并不断得以功能化。身份，是指个体对曾经拥有的人际关系的反映，即从既往生活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抽取其不变的成分进行认知，形成身份的自我概念。在场域转换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经历了由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但并未实现由“农村人”向“城市人”的空间身份转换，在职业张力、空间张力和社会张力的共同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始终处在“农村人”市民化的“半道上”。
1.亦工亦农：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职业张力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获得新的职业角色，并不意味着职业角色转换的彻底完成。这种职业角色转换不彻底所形成的外部张力，会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张力，呈现出“亦工亦农”的角色特征。“工人”角色体现在地域、职业及外群交往层面。在地域层面上，随着我国劳动力城镇就业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城市，他们期望能够在城市获得稳定且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作为“工人”角色而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更为其追求自身发展与生活享受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推进，户籍制度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益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和保障。在职业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社会化保证其“工人”角色的实现及稳定。在进入城市之初，他们从事的非农职业，主要是以建筑业等为代表的体力劳动。随着他们对学历文凭和职业培训技术等人力资本的重视，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朝着技术产业工人的方向发展。在未来职业规划上，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较为清晰的发展目标。在外群交往上，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中建立起以业缘为基础的新的社交关系圈。2013年七城调查数据显示，73.2%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与同事的交往满意度总体较高，大部分表示很喜欢目前的工作方式，原因不仅在于工资稳定、生活规律，而且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有利于和同事建立较为长期的联系。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农民”身份，主要表现在制度、权利及内群交往层面上。从制度上来说，户籍制度是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保持“农民”角色的关键所在。按照马克思对产业工人的界定，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是不具备任何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从事集体生产、并以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冲破城乡“藩篱”来到城市工作，但该群体在农村仍然拥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这一比例高达95%。在某种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是完全意义的雇佣劳动者。2013年七城调查数据显示，46%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有需要的时候，选择返回农村进行自我雇佣，依旧与农村的生产生活发生联系。也就是说，对于这一群体而言，现存的户籍制度连接着现实的土地制度，即使他们较长时间“离乡离土”，依旧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摆脱“农民”这一先赋性角色。制度上的先赋性角色，直接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与企业、政府互动过程中某些权利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企业将新生代农民工限制在民主决策与管理层之外。数据显示，仍有76.37%的新生代农民工依旧被排除在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之外，没能享受到与正式工人同等的待遇，再次验证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农民”角色。在群体交往上，除了和同事交往之外，新生代农民工更多是跟自己的老乡进行内群交往。研究发现，52.3%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是由老乡介绍而获得的。当新生代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们首先会选择向老乡这一初级交往圈发出求助信号。老乡之间的内群互动，可以在新生代农民工初到城市时提供支持，这种群体内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也使新生代农民工失去转变角色的动力，继续保持其“农民”的身份属性。
2.非城非乡：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空间张力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亦工亦农”的职业张力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他们在身份认同上表现出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的空间张力。这种张力背后，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角色中断、角色不清、角色冲突甚至角色失败。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因角色中断、角色不清带来的空间张力，主要根源在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安排与体制樊篱。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农民”、“工人”的双重角色进入城市，乡村社会的“农民”角色并没有为其在城市的资本积累提供充足的基础，他们会不自觉进行新旧角色比较，将农村的生活经验“筛选”并复制到城市生活过程中。然而，城市和乡村场域存在巨大反差，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根据已有生活经验开展角色扮演，势必出现“不适”的反应。既要摆脱“农民”角色，又希望扮演“工人”角色，这种非城非乡的角色转型困境，直接引发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空间张力。
角色冲突使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矛盾性判断。尽管他们实现了在地域上从农村到城市、在职业上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脱离了农业生产并被定义为产业工人，但其在城市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享受到产业工人的待遇。对于城市而言，他们依旧是“农村人”。这一内在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出现“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对“自己究竟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产生模糊认知。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空间张力，还表现在角色失败上。“农民”角色是在与农业生产活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角色。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常年在城市进行非农职业活动，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口比例大大下降，乡村场域中形成的惯习及资本，逐渐被城市文化生活所适度消解。“工人”角色是在非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角色倾向。受制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游走于“非正规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发展权益缺失，表现为其“工人”角色的失败。通常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角色失败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留在城市，但依旧被称“农村人”；一是回到农村，却有着“城市人”的外表与生活习惯，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非城非乡”的空间表征。
3.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社会张力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农村人口市民化”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两个进程是同步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身份认同同步于职业转换与空间转换。但是，这两个进程在我国是分离甚至断裂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其职业转换和场域转换不是同步的，也没有表现出内在的统一性。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身份转换，从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身份转换，并没有改变新生代农民在“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身份彷徨。在这一矛盾对立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及家庭发展的问题上持迷茫与不确定的态度，常常发出“乡关何处”的现实追问。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尺。
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城乡归属方面呈现出“留不下”与“回不去”的现实张力。一方面，城市所具备的独特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及为个人所提供的开放且多元的发展机遇，是新生代农民工心怀向往的主要原因。尽管相对于老一代的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逻辑发生了变化，但在制度及非制度因素的多重制约下，他们在城市社会融入方面的困难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从制度上来说，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处于城市的边缘。在非制度因素方面，快节奏、高压力、独立意识较强的城市生活与传统熟人文化价值观熏陶下的安逸、缓慢的乡村生活形成强烈反差，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适应。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慎重考虑留城意愿与留城能力之间的现实冲突，表现出对“留不下”的现实担忧。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扎根”城市而不能的情形下，也面临“回不去”农村的矛盾。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完成学业或辍学之后就进城务工，对农业、农村、土地等不熟悉，他们在生活期望上渴望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社会，即使选择在城市之间不停流动，也不愿回到农村。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家庭结构的变化，至少有40%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愿意返回农村。但是，受制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活、教育、醫疗的欠发达，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返乡的生活适应表示不自信。经过理性计算之后，在返乡意愿上呈现出普遍的“不愿意”。因而，从更深层的角度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问题，与其说他们是主观上不愿意回去，不如说是其受制于返乡适应的结构性问题而回不去。“留不下的城”与“回不去的乡”已经越来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社会张力。
四、新生代农民工身份重构的可能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性问题。职业上的“亦工亦农”、空间上的“非城非乡”以及在未来归属上“回不去的乡、留不下的城”，成为该群体身份认同的内在张力。在新时代的美好愿景下，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化，平等融入城市生活，是关系到社会结构转型有序推进与和谐城乡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议题。
1.社会包容：新生代农民工的福利共享
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性制度，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获得“城市人”身份与权利的最大障碍。从权利的角度来说，中国全体公民都应该在就业、居住、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然而，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城市居民享有较多与市民身份挂钩的福利保障与社会权利，包括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目前，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制度与公共政策严重缺失，现有的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严重偏离规范，缺乏公正性，不仅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权益保障，甚至还成为他们争取市民身份与相关待遇的制度性障碍。
要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权利，就必须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与不公，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社会性制度改革，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身份与待遇，保障并维护其公民权利，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身份认同提供制度保障。在户籍制度上，加快落实针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流动及职业晋升等，实现其角色转变与身份转换的同步进行。在公共服务制度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定居意愿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必须推进居住证制度全覆盖，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与服务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与本地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社会保障制度上，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立法层次，加大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尽快进入法制化轨道。同时，加强企事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的监管，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尤其是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医疗需求与就业需求。此外，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的特征，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网络系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上的难题，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权益与生活需求。
2.社区融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接纳
身份认同是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相统一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突出表现为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不对称与认知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以“发展理性”的动机进入城市之初，对自己的“城里人”身份认同度较高，而城市社会对该群体的接纳度与认同度却十分低。市民更多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与“素质低”、“争夺资源”、“城市犯罪”等负面印象相联系；社区组织没有很好地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市民和谐相处的桥梁，甚至把新生代农民工排除在社区服务之外；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度明显不够。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就业单位工会组织及社会性组织活动的比例非常低。这种对社会组织认同的缺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
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重构，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关键还要以城市接纳为基础，再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与组织认同机制。这种认同机制的核心，在于构建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任网络，构建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一方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避免其形成依赖于“他者”的参照来获得自我满足和建构身份认同的单向度思维。同时，努力消除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疑虑，以信任作为群际关系的纽带，建立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普遍信任，增进群体认同，构建利益共同体。社区组织可以通过邀请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与服务，促进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交流，消除因心理隔阂导致的人为偏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人翁”的身份归属感，增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身份认同。另一方面，积极培育代表新生代农民工利益的社会组织，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与依赖，让社会组织成为其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使其获得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提供一种包容性的组织生态环境。
3.个体赋能：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提升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一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与个人发展能力。然而，该群体依旧面临自身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缺失问题。双重资本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社会后，难以抵挡来自制度与市场竞争的双重排挤，造成他们融入城市相当困难。残酷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强制性地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生活环境之外，出现所谓“经济接纳、生活挤压”现象，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排斥感，消解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其身份转变滞后于角色转变，使他们的个体身份认同出现强大的内在差异。
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需要通过个体赋能，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推进他们有序市民化的进程。其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是其个体通过家庭、学校教育以及职业培训所习得的知识水平、职业技能和劳动素养的总和。因此，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产过程中的竞争力，就必须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同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只有通过教育与技能培训双管齐下，才能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其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社会资本，是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支持网络，集中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当然，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原来以“熟人社会”为人际交往基础的信任机制瓦解，新的信任基础与信任机制尚未建立。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构建的作用，可能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重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后，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将交往圈从单一的老乡群延伸到市民中，主动发挥增强社会关系网的意识。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还可以大力发展自我互助组织、自我管理机构，努力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对城市居民的信任感，最终实现一种主体性回归。
五、简短的结语
如果说农民的身份与命运是一个历史命题，形塑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那么农民工问题就是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生的现实性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我国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一个日益凸显的重要命题。一般来说，谋求发展机会的人城动机，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人”的身份向往，乡土记忆的淡化，加速了该群体对“农村人”身份的心理疏离。然而，这些并没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场域后，保持对“城市人”身份确定的心理认同。城市体验与乡土记忆的结构性张力，带来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群体归属的认知困境。新生代农民工逐步疏远于传统乡土生活共同体，认为自己在日益远离“农村人”身份，但因受限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及派生性福利待遇和社会权益，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场域的职业体验、生活体验及文化体验，均脱嵌于市民生活共同体，没有形成对“城市人”这一身份的心理认同与群体归属。
本文依托2013年的七城调查数据，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重点探讨该群体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其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从解构到重构、从外部性構建到主体性构建的过程。“经济理性”的进城动机与乡土记忆社会化，激起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的身份想象，城市体验中内嵌的职业、空间及社会制约，使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存在天然的结构性张力。新生代农民工游走于农村与城市的边缘，无法摆脱对“农民”、“市民”身份的认同困境。通过制度建设、城市接纳及个体赋能，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体性重构与外部性再造，是实现其身份重构一种可能路径。
（责任编辑：徐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