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得到一部吴永平先生的书《舒芜胡风关系史证》，装帧精美，最令人喜欢的是排版疏朗，阅读起来眼睛很舒服，于是我就拿来翻看。舒芜是我家公，他和胡风派公开决裂那段时间正在南宁工作，而我父亲当年正是南宁市委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每隔两天就和舒芜先生交流思想和谈思想的改造。很自然，我首先看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事情。书里有这样一段：
他（舒芜）在与陆地、陈闲等的交谈中，了解到周扬在延安整风时也曾有过“受批判”、“作检讨”、重新得到信任的过程，体会到“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于是，“去了思想障碍，决心主动公开检讨《论主观》的问题了”。于是，他在陆、陈诸人的鼓励下，找到市委宣传部长谈写检讨的问题，并在当天晚上将这个决定写信通告了绿原。
看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父亲晚年曾说过这样的话：“胡风事件，其实我们党内也有不少人参与，尤其高层领导，现在大家都不出来说话，不说明当时的情况，整个事件和责任让一个知识分子背着，这不公平。”
对这句话，我当时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含义。现在关于胡风案件的叙述，多是直接当事人的回忆，像林默涵、康濯等，那么间接参与者为什么不出来说明实情呢？他们又是怎么参与的？父亲这句话是私下和我说的，所以不存在为亲家辩护的意思。那么从父亲的角度看，到底是哪些地方不公平呢？吴先生这部书下了很大功夫，他以详实的考据，严密的逻辑，层层剥茧证实了胡风冤案并非是舒芜造成的。父亲说这话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关于胡风案件的舆论，几乎都是一边倒地指责舒芜的，父亲当时能有这种看法，说明他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
父亲还说过：“我曾多次找方管（舒芜的本名）谈话，希望他人党，如果方管是在我们党内，就能受保护多些，很可惜啊……”在《舒芜胡风关系史证》里有一处也提到：
彭柏山早在1949年就曾与胡风坦诚地谈到“解决组织与工作问题”的重要性，并主动提出要当他的入党介绍人，还曾语重心长地说到：“一切问题，只有到党内来，才有是非，才有结果”……顺便提一句，舒芜后来也有所觉悟，并向党组织表达过加入组织的愿望。
是党员就能受到什么样的保护呢？这是我感兴趣的。可惜所有的问题都无处可问了，父亲已经走了。人说最后悔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更后悔的是：子欲问而亲不言。有多少事曾经能问而没有问，真不明白当初自己忙些什么！
我这么感叹另有原因.一位北京朋友的研究课题是过去干部们写的自我检讨，托我代为收集旧文资料。我在收集过程中发现，父母一辈真是写了不少检讨啊，似乎当干部就没有不写检讨的。看着父母以及他们的同事朋友的那些检讨，我心里感慨万端，有些检讨能看出写得勉强，亦有不少写得很真诚，正是这些真诚的检讨让人感慨，当初他们就那么相信自己错了？改革开放后又是怎么想的呢？这一切都无人可问了。
无独有偶，这本《舒芜胡风关系史证》里，也大量提到检讨一事。舒芜和胡风公开决裂，即源于舒芜的检讨，以后两人冲突的升级，都和新的检讨有关，胡风的命运更是受到检讨的深重影响。
胡风一开始拒不检讨，到后来不得不写，又一再地通不过，以致一稿、二稿到第三稿才过。因为有了三个稿本，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的想不到：先是《人民日报》刊登胡风的检讨时排错了稿子，《人民日报》员工的工作态度是毋庸置疑的，这篇稿子又非普通稿子，因为前面附有一则“编者按”，为毛泽东亲自所写，这么一篇重要的稿件，居然错排了胡风的稿子，历史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接下来的事多少也令人意想不到，一般人发现报社排错自己的稿件，首先一定是打电话给报社询问情况，双方商量解决的办法，但胡风却直接告状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而一向以处理问题圆融、面面俱到著称的周恩来，这次却下达了一个强硬的指示，以至于令宣传部和报社领导感到左右为难，如此情况下，谁敢拍板下一步行动？周扬只好惊动圣听，去请示毛泽东，其结果却让所有当事的宣传部和报社领导目瞪口呆：毛泽东置自己两天前亲写的“编者按”于不顾，突然将胡风案件升级为“反革命集团”，而两天前那则《编者按》，口气虽严厉，却似乎还给“胡风集团”留有出路。作者吴永平写到：
如果其后不出现意外的话，“批判胡风运动”本应于1955年5月间结束，并作出类似“《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报》错误批判”及“胡适思想批判”类似的結论，既不会危及胡风本人的生存，更不会祸及无辜。
然而事情却在一连串看似无关的“意外”出现后，发生了巨变。要知道，“反革命集团”是当时的顶级罪名，是要抓人的，胡风冤案就此发生。
作者对这一因“错排”事件而引起的“事变”，有着详实又不枯燥的描写，皆以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史证资料为基础，这里就不过多引述了。
回到我的感慨：检讨真不是好事，现在的年轻人都体会不到不必写检讨是多么幸福。当年的很多检讨已经脱离自我改正的范围，成了自己脖子上的一个绳套，而绳头抓在别人手上。曾经的一段时间，检讨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须，简直可以称为特色的“检讨文化”。想必我的这位北京朋友也是聚焦这一点，才起了研究的念头，希望他的研究可以早日出成果。而吴永平先生的这部书，是个不错的参考。
作者简介：袁卓娅，方朋妻子。广西某酒店经营部经理，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