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祝福》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首篇小说，对反映鲁迅思想的转变具有特殊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分析“我”这个形象的无能为力；祥林嫂在封建伦理本身悖论下的两难选择及困惑于生与死的煎熬中；卫老婆子在封建社会中巧妙的活出了自我，其形象具有光辉的一面。
关键词：“我” 无能为力 祥林嫂 煎熬 卫老婆子 光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8）08-0-01
北京“五四”形成新文化运动高潮后，文化界陷入了沉寂的的局面。鲁迅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局面，面对北京文艺界部分知识分子的背离及同一战线知识分子的不理解，他感到作为启蒙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作为社会进步的前锋推进者，在时代需要此种力量时，却陷入了难以维系的泥淖中。这不得不引起魯迅的深刻反思和警觉，《祝福》就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下写成的。
《祝福》写成于1924年2月7日，正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按照中国人传统过年的习俗，除夕是家人团聚之时，正月头三天是人们欢天喜地过大年最吉庆的日子。而鲁迅却是在家家爆竹声中写着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可度测作者当时内心的不痛快与现实世界构成强烈的反差。《祝福》中“我”也就是在逼近年底时回到了故乡鲁镇。创作时间与故事时间大体相符，似乎传达出了作者对故乡的一种思念。文章开头写到：“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对故乡年景的回忆，真切而细腻。尽管是“我”做体验者，却也是鲁迅的一种心情。常年在外漂泊的“我”，年关将近时，回归故乡，是一种心灵上祈求安慰，寻求“根”之所在的情结。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精神特质。 “我”与鲁四老爷一见面就寒暄——说“我”胖了——大骂新党——“我”一人剩在书房。一连串的动作，让“我”处于被动，就像是鲁四老爷话语笼罩之下让“我”招架不住，躲闪不及。作为外出新派知识分子的“我”在封建顽固势力面前，多少显得尴尬与软弱。所以在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之后，实在觉得无聊“决计要走了”。从“我”的心理趋势，正如有学者归纳的“离去——归来——离去”的历程。对这一历程作一简单的阐释：“我”离去的缘由，是因不满封建落后，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然出走之后，知世事艰难，曲折迂回，加上反抗势力的强大，又因自身性格是弱点，在残酷现实面前，注定要遭受打击和失败。经历着失败的苦楚，而身旁又无家人的慰藉，很自然的便想到曾经给予过自己快乐童年的故乡。于是，回归故里，又成了“我”疗治伤痕的选择。以为故乡是一个理想的避风港，然而，有着两多千封建思想的中国大地，早已使故乡的人与物深深浸染了封建汁水。当“我”以一种弱势的受伤姿态接近时，换回的是陌生与隔阂。“我”知道故乡离“我”远去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承担着历史的启蒙责任。但是“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实际上只停留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广大农村仍是迷蒙一片，尽管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到辛亥革命给农村部分人带来影响，但也只不过如水波之纹，迅速抹平。《祝福》中的“我”正是处在启蒙失败后的“不安”状态中。当“我”正面接触祥林嫂时，面对她急需获得解答的提问，“我”显得窘迫和无能为力。“你回来了？”祥林嫂的发问似乎证明她在等待一个能解决她疑问的人。“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祥林嫂已把“我”作为她希望之所在，启蒙对象已主动寻求帮助，以为出过门，见识多的“我”是不会让她失望的。所以，她“眼睛忽然发光了。”急切的地问到：“就是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对于浸染封建迷信思想的祥林嫂，对死后有魂灵应是确信的，然而她却有了疑惑，“我”完全出乎意料。“我”感到“悚然”，不知道如何作答。希望其有，是因祥林嫂死后就可与儿子“阿毛”团聚；希望其无，是因可使祥林嫂免遭被两个丈夫锯成两半的危险[1]。“我”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有罢——我想。”“也许”一词正反映出“我”的矛盾心情，祥林嫂迫不及待地继续追问：“那么，也就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我”完全“挡不住三句问”，且“即刻胆怯”起来。以“我说不清”结束了这场艰难的谈话。文中的“我”已失去了话语主动权，其思维也陷入祥林嫂的问题之中。论者认为，这番对话意在表现祥林嫂悲惨命运的同时，还体现了“我”的无所作为。鲁迅毫不留情的让“我”在受启蒙者面前的无所适从，彷徨无助，体现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探索并未接触问题的根本，还未能从本质上给予以大众真正的帮助。
上述部分主要是对作为启蒙主体的“我”加以分析。下面论者将分析与“我”相对的“他者”，看看鲁迅是如何呈现“他者”形象的。
祥林嫂这个人物，已被许多论者从多个角度加以分析，甚至某些论述已超出祥林嫂本身。当然，这也是经典人物形象具有多种解读所应有的。本论者从两个方面的分析来丰富祥林嫂形象。第一，祥林嫂处于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与绝对服从上辈的矛盾煎熬中。祥林嫂以童养媳的身份进入社会，而后又成为寡妇的身份，这一身份被要求从一而终，“守节”成为她今后唯一合法的生存方式。事实上封建女性根本没有人性这个概念，她是准备做一个安分的“守节”之妇的。所以，她不满婆婆把她再嫁的做法。于是逃到鲁家做工。鲁四老爷作为一个理学的老监生，尽管对祥林嫂的寡妇身份“皱眉”，但却不反对她准备福礼，使祥林嫂更加坚定了“守节”的信念。婆婆为给第二个儿子准备钱做娶媳妇的聘礼，只能把祥林嫂改嫁到深山贺老六家。使祥林嫂面临两难的境地：是守节还是遵从上辈的安排。两者都不容违抗。实际上祥林嫂已没有了自己，无论做何种选择，都与封建伦理相悖。于是，她想以死获得解脱。然而，祥林嫂与贺老六有了孩子，便安定下来，也变的胖了。有论者认为这是祥林嫂“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一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姿态来看待祥林嫂。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祥林嫂要反抗自身奴隶地位，比她寻死还难，况且做了孩子的母亲，其母性的本能是以抚养保护儿女为根本。所以，不能以“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简单的责怪祥林嫂的行为。第二，祥林嫂焦灼于生的艰辛与死的恐惧的两难中。祥林嫂自从捐了门槛而仍不被认同后，就处于一种是生还是死的两难选择中。她这种对生与死的思考完全不同于哈姆雷特式的哲学沉思。而是完全处于一种迷信束缚之下对生死的恐惧。
对卫老婆子的描写，在《祝福》中从其所占篇幅和所提到的次数上看，都是不该忽略的。论者认为，她作为一名女性，却能在封建遗风如此浓重的鲁镇游刃有余的生活下去，实属一个奇特的光辉形象。在鲁迅所描写的边缘人物中具有很大意义。她与祥林嫂同邻，卫家山人，姓卫。尽管无名，但比起祥林嫂连姓名都被遗忘上看，卫老婆子至少能感觉到还有“自我”的存在[2]。即是说，她在鲁镇还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她以“中人”为职业（中人：兼媒婆与职介）。这就要求她必须具备面对不同类型的人使用不同话语和手段能力。她的第一次出场是把祥林嫂介绍给鲁家。卫老婆子只是简单的介绍了祥林嫂的情况。她知道凭借祥林嫂“手脚壮大”“安分耐劳”的条件，肯定会被收留的。第二次出场是帮捆绑祥林嫂后对鲁家的不满，她不躲闪，主动上鲁家请罪，解释并非己之过，随后吹捧鲁家“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卫老婆子深知鲁家以大户人家自居，奉承几句，让其不至发怒，又保全了自己。第三次出场是她到鲁家拜年，“已喝得醉醺醺的”。与鲁四婶聊着祥林嫂的事，说话的口气，俨然没有低层人民卑微谨慎的语调，“她么？”——大大咧咧地；“啊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要老婆。不嫁了她，哪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一次感叹，两次发问，透露出卫老婆子不经意间对大户人家四婶的责难，内心深处有一股替贫苦人不平的愤恨；“这有什么依不依。”对四婶的大惊小怪，俨然是一副不耐烦；“后来？——起来了。”——心不在焉。在这两女人的对话中，鲁四婶倒显得被动。第四次出场是再次介绍祥林嫂到鲁家。应该说，这一次对卫老婆子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不仅因上次帮捆绑祥林嫂给鲁家留下怨恨，更因祥林嫂的第二任丈夫死去，在鲁四老爷的心中已是一个“谬种”了，被当作一个克夫的不吉之物，这就增加了被鲁家收留的难度。但卫老婆子凭借她巧妙的说词，居然使鲁家又一次收留了祥林嫂。从文中卫老婆子的话分析可看出，卫老婆子用恰当的手段维护着自己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在保全自己的同时，还施以别人帮助，作为一名封建女性，已是非常的可貴，所以，我认为卫老婆子是一个光辉的形象。
《祝福》的爆竹声已远去。文中“我”的无所作为，祥林嫂在矛盾中的煎熬，及卫老婆子自在的生活，都深深的映在我们心中。论者希望上面的论述能对文本故事及人物作一个还原，来丰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让“他们”在文学天地中闪耀。
注释
[1][日]丸尾常喜著 秦弓译 《“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
[2]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论述祥林嫂属于失去自我的“无我人格”系列.
